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中间品进口抑或资本品进口

与大规模中间品进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仍然较低。文章使用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库匹配的数据,揭示出中间品和资本品进口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1)从总的样本来看,中间品进口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促进效应,而资本品进口产生抑制效应,二者调节不利于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2)区分产品差异化后发现,同质中间品进口促进效应更大,且同质中间品与异质资本品进口交互存在显著的负面调节效应。(3)区分企业所有制后发现,中间品进口对民营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效应最强,而资本品进口对民营企业的抑制效应最强,且中间品与资本品进口交互对三类企业都产生负面调节效应。正是中间品和资本品进口结构失衡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负面调节效应,才导致中国在大规模进口中间品的同时却出现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处于低位现象。据此,在强调中间品进口促进效应的同时,需要区别重视、克服其通过资本品进口产生的不利调节效应。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技能结构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文章基于2000～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深入考察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和技能结构对中国制造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地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但是这种影响因出口产品目的地、产品类别和企业所有制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增加高技能劳动力投入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同时,高技能劳动力与高质量进口中间品存在显著的要素投入组合效应,这种效应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存在显著的进口中间品增强效应和技能结构增强效应。     

融资约束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高质量出口是新时期中国外贸发展的本质要求和主攻方向,融资约束是困扰中国出口高质量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文章基于中国大样本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显示:第一,融资约束显著降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利用工具变量法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及进行其他稳健性检验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第二,中间品进口是融资约束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机制,且该机制在高技术行业表现得更为明显;第三,银行信贷和商业信用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在总体上不显著,但在大型企业中显著为正。文章从微观层面诠释了金融对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为缓解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过程中的融资约束提供了经验证据和解决思路。     

中间品进口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基于中间品进口的数量、种类与质量维度

文章分析了中间品进口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内在机制,并利用2000～2011年国泰安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匹配得到的541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中间品进口能够促进企业提高产能利用率,化解企业产能过剩。其中,中间品进口的数量效应和种类效应对企业产能利用率产生正向影响,中间品进口的质量效应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正向影响存在滞后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进口半成品的数量效应明显,进口零配件的种类效应和质量效应明显,技术资本密集型行业中间品种类效应明显,劳动资源密集型行业中间品进口的数量效应明显;加工贸易方式下中间品进口不能显著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一般贸易方式下进口中间品能够通过种类效应和质量效应显著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     

中间品进口多样化、企业创新与工资水平

基于2000-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库以及进出口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引入企业创新机制效应检验中间品进口多样化的工资溢出效应。研究表明中间品进口多样化、企业创新均能显著提高企业的工资水平。进一步考察企业的出口状态、所有制结构及企业所属地区差异后发现中间品进口多样化对出口企业、外资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的工资影响更为显著。分位数回归结果进一步显示中间品进口多样化及企业创新对工资分布高分位企业的工资影响更为显著。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传导机制检验，认为中间品进口多样化通过节约成本、提升生产率及企业创新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工资水平的利润共享机制存在。在控制成本效应及生产率效应两种机制之后，企业创新成为中间品进口多样化作用于企业工资的新机制。     

中间品进口与经济结构转型

经济结构转型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利用开放条件下两国两部门模型,研究了中间品进口对一国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中间品进口的增加能够通过技术和价格两种渠道提升高生产率部门的相对产出,进而带来经济结构的良性变化。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总体上说,中间品进口增加能够促进经济结构的变动,但相对于高收入国家而言,促进中间品进口对于中低收入国家经济转型的意义更为重大;同时,从生产工序角度看,来自于下游的中间品进口能够更有效的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这也间接证明了技术渠道是中间品进口对经济结构转型发挥作用的主要渠道。文章结果表明:对中低收入国家而言,现阶段应积极有效地增加中间品进口种类,扩大进口来源国范围以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同时,为成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增强自身技术创新能力尤为关键。     

事实汇率制度、企业生产率与出口产品质量

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本文研究事实汇率制度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理论上,固定汇率制度降低了企业进行出口贸易的生产率阈值,低效率企业涌入使出口产品质量下降;但企业生产率提升不仅能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还能缓解固定汇率制度对企业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的阻碍,固定汇率制度不再对高生产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生阻碍作用。企业产品细分层面数据的机制验证发现,只有少数中国企业能够达到固定汇率制度不阻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所要求的生产率阈值。因此,事实固定汇率制度阻碍了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提高企业生产率才是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全球竞争力的根本途径。     

中间品、资本品进口的研发溢出效应

本文按照BEC分类法把进口商品分为中间品、资本品和消费品,中间品主要指零部件,资本品主要指机器设备。在对进口贸易研发溢出模型修正的基础上,考察了中间品进口、资本品进口以及控制变量国内研发资本和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中间品进口和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资本品进口和国内研发资本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有负向影响。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国情对这些结果进行了合理的解释。     

全球价值链参与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从整体上看,企业GVC上游参与程度提高有助于提升出口产品质量,而下游参与程度提高阻碍了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从分组检验中看,企业GVC上游参与度提高对出口产品质量有稳健的正效应;而下游参与度提高的效应对于不同特征的组别存在差异,加工贸易企业GVC下游参与度提高有利于产品质量的提高,而一般贸易企业GVC下游参与度提高不利于产品质量的提高;外资企业GVC下游参与度提高的质量效应较明显,而对于国有企业该效应较弱;低技术类型企业GVC下游参与度的提高有助于产品质量提升,而对中、高技术类型企业来说则有显著的负效应。文章还发现GVC下游参与通过"中间品效应"、"溢出效应"渠道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     

基于投入产出理论的江苏省进出口商品结构合理度评价

文章采用投入产出模型对2000-2010年江苏省进出口商品结构演变及合理度进行评价,发现江苏省进出口商品以工业制成品和加工贸易产品为主、外资企业进出口产品占比逐年提升、进出口商品结构与其支柱和瓶颈产业不匹配、进出口商品结构合理度指教下降、金属品与机电设备制造业演变为支柱产业、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有支柱和瓶颈产业双重身份、石油天然气开采业演变为瓶颈产业等现象,并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     

进出口林产品标准样品认证对污染处理技术影响的时空效应研究

林产品认证标准制度、认证标准程序和污染物处理是进出口林产品标准样品认证的主要内容。在总结国内外文献基础上,考虑区域存在异质性,分别对全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构建了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研究进出口林产品标准样品认证对污染物处理技术影响的时空效应。结果表明:2008年至2016年,林产品财政支出对于污染物处理技术创新在全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都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林产品财政支出对污染物处理技术创新的作用中,前沿型技术创新的作用大于效率型技术创新的作用。对于全国和中、西部地区,林产品财政支出对前沿型污染物处理技术创新的作用是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而对效率型污染物处理技术创新的作用是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对于东部地区而言,林产品财政支出对于前沿型污染物处理技术创新的作用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对于效率型污染物处理技术创新的作用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即东部地区的林产品财政支出的作用突出在效率型污染物处理技术创新方面。最后提出了政策建议。     

异质性贸易成本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机理与事实

文章基于Antoniades(2015)模型,将企业创新行为纳入企业产品质量模型,分析贸易成本变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微观机理,发现贸易成本上升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同时存在生产率门槛效应和创新抑制效应,生产率门槛效应会放大在位企业的生产率优势,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而创新抑制效应会削弱企业的创新水平,降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采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检验相关结论发现:总体上,贸易成本上升显著的降低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其中,贸易成本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降低作用更大,而对资本密集型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的降低幅度较小。中介效应的检验发现:贸易成本的生产率门槛效应和创新抑制效应同时存在,并且创新抑制效应更大,因此总体上,贸易成本会降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中间产品贸易、不对称溢出与本土企业的技术升级——基于2002-2007年行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国际产品内分工的背景下,本文研究了FDI技术溢出对于制造业内资企业技术升级所带来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无论是行业内的水平溢出,还是行业间的垂直溢出,FDI都对本土企业的研发能力起到了正向的影响。中间产品贸易对于FDI外溢效应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垂直方向,其中前向溢出效应有所减弱,而后向溢出效应得以增强。对于中国的不同部门而言,由于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不同,从而对技术溢出的渠道和效应产生影响。     

宗教传统、制度环境与地区官员腐败

腐败与反腐败是当前我国面临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除了制度监管与党纪约束外,中国传统文化及价值观也对官员行为与权力寻租形成重要约束。与以往围绕经济发展、政治结构、法律制度等视角的研究文献不同,本文重点考察宗教传统及其隐性约束对官员腐败行为的治理效果。基于1998~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表明,我国传统宗教文化对抑制腐败产生了积极作用,地区宗教文化越发达,官员腐败程度则越低。同时,与道教相比较,佛教文化的腐败治理效果更明显。我们还发现,宗教传统与制度监管两种不同力量在防治腐败中存在替代效应：制度环境越落后的地区,宗教传统抑制腐败的积极效果越突出。     

东道国基础设施质量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51个国家的实证分析

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对国家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具有桥梁作用。基于“一带一路”沿线51个国家2011—2019年面板数据,构建拓展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东道国基础设施质量分别对中国进口与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道国基础设施质量会显著促进中国的进口与出口贸易,但对中国进口贸易促进作用强于出口,且东道国GDP增长促进了中国进口与出口贸易增加,其对中国进口贸易促进作用大于出口;而东道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对中国进口贸易限制作用大于出口,东道国与中国为邻国、与中国具有共同语言及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会推动中国对其进出口贸易增长。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的对策建议。     

进口中间品质量与企业生产率: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研究

文章基于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贸易数据,测算了进口中间品质量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深入分析了进口中间品产品质量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多种计量方法的分析结果表明:进口中间品产品质量显著促进了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表明,进口中间品产品质量对加工贸易企业、外资企业的生产率提升作用显著大于其他贸易方式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不管企业是从非OECD国家进口,还是从OECD国家进口,中间品产品质量的提升都可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相比高质量的进口中间品,低质量的进口中间品不能提高企业的生产率。进一步的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相比高生产率企业,低生产率企业能够从进口中间品质量中获益更多,全面提高进口中间品质量可以自动地缩小企业间生产率水平的差距。     

产品质量维度和感知质量的定义及关系

质量维度和感知质量是质量管理及市场营销领域的重要概念,通过分析现有文献发现,它们的定义存在相互包含的矛盾以及缺少内在联系等问题。运用规范分析纠正了现有概念的定义错误,并创新性地提出具有实践价值的产品生命周期感知质量的概念。产品开发中,必须重视质量维度被顾客感知的效果,才能提升顾客的购买意愿和满意度。企业不应该使用非本质属性的质量信息进行过度市场宣传,应不断改善质量维度的关键属性,从而提升顾客对产品生命周期感知质量的满意度,建立品牌声誉和顾客忠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