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贴方式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博弈分析

本文从政府与企业的博弈视角出发,针对企业技术创新与社会效益的问题,分析政府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补贴机制。研究表明,事前补贴是一个价值极其有限的政策工具,补贴效果易受企业信誉影响;事后补贴可以把研发外溢效应内生化,政府根据企业努力程度和研发成果发放补贴,能更有效的鼓励企业进行技术研发创新活动。     

雪中送炭还是过犹不及：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的影响

基于2013—2018年沪深A股制造业民营企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探讨了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的关系。研究发现政府补贴与研发强度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呈显著的倒U型关系。这意味着,适当的政府补贴能够激励企业进行研发投入,但过高的政府补贴反而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了挤出效应,是无效率的政府干预行为。研究结论有助于政府重新考虑对制造业民营企业的研发补贴支持力度,以期更有效地激发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步伐。     

着眼长远还是急功近利:竞争压力下腐败对企业创新和寻租的影响研究

遏制腐败能否引导企业着眼长远?基于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的调查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了腐败程度如何改变企业在竞争压力下的创新和寻租决定。主要结论包括:企业在竞争压力下会增加创新投入,也会增加寻租支出;遏制腐败能够减少企业在竞争压力下的寻租行为,但对创新投入有显著的挤出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化改革滞后所引致的资源错配是产生挤出效应的主因。研究意义在于:引导企业着眼长远需要同时改善多个制度环境,除了充分发挥遏制腐败规避急功近利的行为外,还应当注重市场配置资源对引导企业长期战略导向的作用。研究结论凸显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战略意义,也为反腐败政策提供了有力佐证。     

地方政府补贴企业行为分析:扶持强者还是保护弱者?

本文采用Heckman选择模型从政府对企业的补贴程度角度分析了政府补贴企业行为。研究表明,地方政府补贴程度决定行为更多地体现了保护弱者特点。而Heckman选择模型第一阶段估计结果表明,地方政府补贴对象的决定行为更多地体现了扶持强者特点。由此说明,地方政府更倾向于选择市场竞争力较强企业作为补贴对象,但在获补贴企业中更倾向于给予市场竞争力较弱企业更高程度的补贴。在内资企业内部,地方政府补贴行为显著的向国有企业倾斜,而私营企业的获补贴概率和获补贴程度为其中最低者。中西部地区政府在决定补贴程度时更多地考虑了保护弱者。     

吃喝腐败、税收寻租与企业成长——来自中国企业的经验证据

税收的弹性空间使低成长率的企业能够借助吃喝腐败进行税收寻租以促进其成长,这破坏了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导致了资源误置。本文运用2005年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的调查数据,分析吃喝腐败和税负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分位数回归结果发现,重税负阻碍企业成长,吃喝腐败有助于缓解企业税负对其成长的不利因素。但这种润滑剂作用主要体现于低成长的企业,使其能在权力庇佑下继续生存,对高成长的企业这种作用并不明显。在运用工具变量解决税收的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以上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根据企业规模和制度质量进行的分样本研究发现,吃喝腐败缓解企业税负以促进其成长的润滑剂作用在中小企业和制度质量低的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因此,结构性减税与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是释放企业成长空间的关键。     

政府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当今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纷纷把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首要发展战略,不断增加科研投入,加快科技事业发展。科技上的重大突破和创新更有利于国家经济可持续性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资金就成为制约技术创新型产业发展的瓶颈,资金的丰裕程度决定了企业抢占市场制高点的速度,政府补贴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对政府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行论述,其创新点主要表现在:既看到了政府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又看到了模仿创新的弊端,要求政府补贴要规避企业模仿创新的弊端;政府补贴在坚持化制度化的同时,建立企业创新的信用机制。     

浅谈寻租行为对政府采购绩效的影响

政府采购的绩效指标直接反映政府活动的质量和效果。文章在对目前我国政府采购绩效的现状和缺陷进行剖析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政府采购中比较常见的寻租行为及其对采购绩效的影响,寻找提高政府采购绩效的对策和方法。     

全球疫情对浙江企业境外投资的影响

受疫情影响,一季度浙江企业境外投资呈"双下滑"态势,疫情已对企业境外投资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要全力帮扶境外投资企业打赢疫情防控战,谋划推进浙江产业链全球高质量布局当前境外疫情呈快速扩散蔓延态势,国内外疫情防控和经济形势正在发生新的重大变化,浙江境外投资面临新的风险挑战。为积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交流、问卷调查等方式,分析全球疫情对企业境外投资的影响.     

我国转型期腐败现象的制度分析——基于寻租理论的视角

现阶段寻租性腐败已成为我国腐败案件中的主要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的缺陷，一是转型期制度系统的不完善，二是监督机制的缺失，三是腐败治理机制的欠缺，四是在转型期思想多元化的冲击下传统意识形态约束力减弱。因此，构建治理寻租性腐败的制度体系是当前反腐败工作的一大重点。第一，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削弱寻租的体制基础；第二，建立有效的事前监督和事后惩治机制，提高寻租者的行为成本；第三，建立有效的正面激励机制，引导公共权力拥有者不去创租；第四，充分发挥道德的制约作用，使经济人主动放弃寻租。     

绿地投资还是跨国并购:中国企业OFDI模式选择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是企业国际化战略中的关键决策。文章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匹配基础上的补充数据，实证考察企业在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之间的对外投资模式选择。研究表明：随着企业生产率、资本密集度，以及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关税水平和制度环境的提升，企业进行跨国并购的概率提高；随着企业规模、研发投入，以及东道国市场规模、文化距离的增大，企业选择绿地投资的概率提高；相比来看，非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和具有国际化经验的企业对各类影响因素更加敏感，在OFDI模式选择中受到的影响程度更大。     

引资边界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以东道国市场为分析框架，对跨国公司在东道国三个不同时期建立数量经济模型，推导出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之间的不同关系。模型充分显示：FDI进入东道国市场带来的竞争和示范效应促进了本土企业的不断成长；随着投资量的进一步增加，加速了本土企业的两极分化，即崛起和破产，本土企业的生产总量表现为基本保持原来的水平；而大规模引资使得东道国市场逐渐被垄断，导致本土企业的萎缩，外资对本土企业的成长产生了阻尼效应。本文得出引资边界的不一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经济效果这一结论。最后，文章提出了几点引资边界的政策建议。     

我国乡镇政府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过程中的作用

乡镇政府作为与农村居民联系最紧密的基层政府,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过程中,它是具体的组织者和执行者,其作用主要体现在微观方面,尤其在农村低保对象的确定及动态管理中具有重要作用,在农村低保标准确定、低保资金筹集等方面也有发挥作用的空间。     

不确定性风险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机制分析——基于金融市场摩擦的间接渠道视角

现有研究表明,不确定性风险会通过直接渠道和间接渠道影响企业投资,但着重分析间接渠道的文献较少。文章以1994-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股票交易数据和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为样本,在控制住直接渠道的影响后,实证检验了不确定性风险如何通过金融市场摩擦机制间接影响微观企业的投资行为。研究发现:不确定性风险会通过金融市场摩擦机制来显著增加企业融资成本,降低企业融资数量;且金融市场摩擦机制间接降低企业投资的中介效应显著。在异质性企业的对比中,成本效应对所有企业的影响效果差异不大;而相对于低杠杆、国有化和大规模的企业,数量效应对高杠杆、民营和小规模等高风险企业的影响效果更大。这说明,成本效应和数量效应的影响是系统性的,但数量效应更具结构性特征。     

金融波动性变化对投资率的影响——来自地级市层面的证据

文章先是通过理论分析发现金融波动通过影响企业投资项目成功概率的途径来影响投资率的高低。进而基于2001-2015年中国286个地级市数据对金融波动性和投资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分析我们发现：第一，金融波动性与投资率之间负相关。第二，金融波动对投资率的影响呈非线性：随着金融波动剧烈程度的增加，金融波动对投资率的抑制效应逐渐减弱。第三，无论是在东部地区还是在非东部地区，金融波动对投资率的抑制效应都很显著。但是金融波动对投资率的非线性影响在东部地区显著，在非东部地区则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东部地区和非东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所致。     

东道国有效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新途径--促进跨国企业与东道国企业的联系

本文分析了通过促进跨国企业与东道国企业的联系,包括前向、后向和水平联系,进入一个前向———后向联系的累积因果循环,可以使东道国的本地企业和相关行业得到发展,甚至在某些领域击败跨国企业,揭示了一条东道国有效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新途径。但由于市场的不完全性,东道国政府应有所作为,促进跨国企业与本地企业的联系。     

国际投资保护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海外子公司视角的实证研究

在逆全球化态势下,以限制外资为动机的国际投资保护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影响了跨国投资的可持续发展。文章基于海外子公司视角考察国际投资保护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通过匹配国泰安《海外直接投资数据库》和OECD《外资限制指数》数据库开展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国际投资保护在总体上不仅降低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海外子公司的经营效益,还降低了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的持股比例;②国际投资保护对海外子公司的不利影响具有异质性,发达国家国际投资保护的不利影响大于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海外子公司因国际投资保护遭受的不利影响更大;③国际投资保护会通过削弱海外子公司从东道国技术溢出中获取的收益而产生间接不利影响;④母公司拥有更多海外背景高管和对东道国的文化输出分别是调节国际投资保护对海外子公司负面影响的微观和宏观因素。文章的研究意味着国际投资保护会危害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海外子公司的正常经营,因而应对国际投资保护是实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     

环保产业政策对环境污染影响效应研究——基于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的视角

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特征与环境保护的正外溢性特征，使企业缺乏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亟需政府积极干预。自2006年起，中央政府专门在"十一五"规划与"十二五"规划中加入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构成了环保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环保产业政策究竟能否发挥环境治理效应?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转型经济时期政府发挥"扶持之手"的作用。有鉴于此，文章以2006-2015年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为微观样本，以中国30个省区为宏观样本，基于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视角，系统考察环保产业政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并立足于时期异质性与地区异质性，阐释了环保产业政策环境治理效应发挥差异性的深层次原因。研究发现：在环保产业政策支持下，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有利于抑制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固体废弃物的排放，对工业废水排放无显著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对环境治理效果具有时期异质性和地区异质性，即不同时期/区域内，重污染企业环保投资对同一工业污染物排放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文章研究将微观企业行为与宏观生态环境相结合，不仅为环境污染影响因素研究开拓了新的视角，为环保产业政策环境治理效应的发挥提供了经验证据，而且廓清了生态环境改善的微观环保投资结构图景。     

外资开放、市场分割与产业升级——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视角的探讨

文章首先通过定量识别《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构造出我国外资开放度指标，然后，采用价格法测算了我国省际地区市场分割程度，同时借助贸易增加值核算框架测度了我国各省市制造业细分行业的产业升级；在此基础上，将交互模型与非线性模型相结合，实证考察了市场分割视角下外资开放对产业升级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外资开放与产业升级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第二，市场分割的弱化会对外资开放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倒U型"关系起到缓解，甚至翻转的作用，特别是在外资开放程度较高时，外资开放对产业升级的抑制作用会随着市场分割弱化而得以缓解，甚至转变为促进作用。换言之，我国在持续深化外资开放以推动产业升级过程中需要配合统一的大市场。第三，在解决内生性问题、替换指标、加入更多控制变量以及剔除部分样本之后，结果依然稳健。上述研究表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进一步推动我国产业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而打破市场分割促进以统一大市场为基础的国内大循环的畅通是当前阶段重要的突破口。     

非对称竞争对联盟成员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影响的实证研究——以我国运动用品（鞋服）制造业为例

本文以我国运动鞋服制造业企业联盟为研究对象，就非对称竞争对联盟成员机会主义倾向的影响这一新的研究领域进行了实证研究，证实了联盟成员间非对称竞争对成员企业的机会主义倾向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同时，本研究从竞争行为和竞争意向两个层面上对非对称竞争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相对于行为层面，非对称竞争意向会对成员企业机会主义倾向产生更为显著的强化作用。本研究的相关结论对于进一步的研究与企业管理实践均有一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