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群商业信用与出口产品质量——来自中国企业层面的证据

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是建设贸易强国的重要方面。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2000—2009年的合并数据,研究了城市集群商业信用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集群商业信用对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集中体现在促进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上。具体机制是集群商业信用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在控制集群企业数目和集聚程度后,结论保持稳健。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依据企业是否更换经营地点构造拟自然实验检验都证实了本文的基本结论。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应重视集群商业信用等非正规融资在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方面的关键作用。     

开发区主导产业政策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本文构建了一个开发区主导产业政策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理论机制框架,并使用2000—2013年企业层面的数据和渐进式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检验。基准估计结果发现,开发区主导产业政策显著地提高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开发区主导产业政策对加工贸易企业、民营企业、技术密集型行业内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大;当开发区制定的主导产业与该开发区所在城市的优势行业相匹配时政策效果更显著;相较于省级开发区,国家级开发区主导产业政策的效果更显著。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说明,开发区主导产业政策主要通过优惠政策机制、集聚经济机制和企业自选择机制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集聚类型与中国出口产品演化——基于产品技术复杂度的研究

提高出口产品技术含量是现阶段增加国家出口产品竞争力和增长动力的重要课题.本文利用2000—2011年HS4分位数中国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通过构建不同类型的集聚经济与产品技术复杂度指标,从技术复杂度出发,研究不同类型集聚经济影响中国出口产品演化的微观机制与作用途径.本文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集聚经济所带来的外部性改善了城市出口产品结构,显著提高了高技术复杂度产品进入的概率,降低了高技术复杂度产品退出的风险,促进了中国出口产品结构的升级.具体来说,多样化不仅有利于提高高技术复杂度产品进入的概率,同时也显著降低了高技术复杂度产品退出的风险,而专业化增加了高技术复杂度产品退出的风险.进一步地,不同类型集聚经济的影响也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本文的研究表明,在出口转型的关键时期,通过提升城市产业集聚水平,尤其是多样化集聚水平来助推我国出口升级,对于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异质性人力资本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发展的高质量型创新动力,对提升我国制造业出口产品的质量发挥着重要的内源作用。基于异质性人力资本的视角,选取2006—2016年省级层面十二大类(HS码)的贸易数据,并以技术创新和城市化作为中介变量,实证检验人力资本异质性对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制造业出口产品的整体质量,并且通过引领技术创新和人口的空间集聚,实现对制造业出口产品的高质量发展。其中,初级人力资本效果不显著,中级和高级人力资本通过技术创新和城市化的间接效应对提高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发挥了重要的提升作用。     

FDI是否提升了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本文研究外资对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方向和影响渠道.研究发现: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产品质量差距扩大;外资通过生产效率、研发效率、竞争效应等渠道降低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广告效率渠道提升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外资企业数目增加会提升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但外资企业出口强度增加会降低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总体来看,外资不利于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制度环境、人力资本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将制度环境和人力资本引入“成本发现”模型,探讨了制度环境、人力资本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影响机制,并利用1996~2014年145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测度其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以政治稳定、政府效率、监管质量、法律规制、腐败治理所衡量的多维制度环境与出口产品质量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人力资本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则呈现U型特征,高中入学率对中低收入国家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影响更为明显,大学入学率对高收入国家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影响更为显著。人力资本在制度环境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影响过程中起调节作用,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的经济体的制度环境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影响越小;人力资本水平越低的经济体的制度环境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作用越大。该结论与制度环境的边际影响递减和人力资本的门槛作用有关,表明改善制度环境在低收入水平国家更具意义,而提高人力资本在高收入水平国家更为关键。     

政府补贴提高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吗

本文利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海关贸易数据,采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倍差法(PSM-DID)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政府补贴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本文还检验了政府补贴对不同类型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一般贸易企业以及融资约束程度高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尤为明显;本文还进一步考察了政府补贴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作用机制,发现政府补贴主要通过增加研发创新和提升进口中间品质量的渠道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本文研究对于全面评估中国政府补贴的经济效果和提升中国企业出口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意义。     

贸易自由化、质量差距与地区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文章使用了我国海关统计的29个省份2002年、2005年、2008年和2011年的HS6位编码数据,讨论了进口关税削减对我国各省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与其他的研究贸易自由化的文献不同,本文的研究表明,在不同的国际国内出口产品质量前沿差距下,进口关税减让对我国各地区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作用方向不同。进口关税削减对那些远离出口产品质量前沿的产品种类的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作用为负;在面对削减关税水平对国内市场带来的激烈竞争的情况下,那些与国际国内出口产品质量前沿接近的产品种类更有可能通过参与技术创新和更多地使用高质量的进口中间投入品,来进行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此外,本文的研究还表明,非市场化介入在短期内可能是有效的,但在长期则会带来大量的成本,不利于我国各地区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在一省市贸易中的比例会影响该地区企业在面对开放市场时采取的质量升级上的调整机制。     

制造业服务化是否促进了出口产品升级——基于出口产品质量和出口技术复杂度双重视角

制造业服务化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并深远影响着企业和国家的出口国际竞争水平。本文利用Eora于2018年发布的跨国投入产出数据,对1990—2015年全球189个国家(地区)的制造业服务化程度进行了量化,并分别从产品质量和技术复杂度等方面进行测算,探究制造业服务化对出口产品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制造业服务化对出口产品质量和技术复杂程度均有明显的提升作用。从服务投入来源异质性的视角,国内服务要素投入服务化能够显著提升本国的出口产品质量和技术复杂度,而国外服务要素投入服务化对本国出口产品升级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甚至对出口产品质量有抑制作用;从服务投入行业异质性的角度,邮电通信服务化对出口产品升级的影响最大,金融服务化的影响次之,交通运输服务化的影响程度最小。     

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阶梯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基于Khandelwal(2010)提出的嵌套Logit模型,采用1995-2012年中国与154个国家和地区的双边贸易数据,测算了中国27个制造业行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指数及其质量阶梯。结果显示,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的质量指数总体相对较低,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指数略高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阶梯整体平均较长,其中技术密集型行业最长,资本密集型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略短。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对外开放度均负面影响于出口产品的质量阶梯,进而有利于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而资本密度与出口产品质量阶梯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系。此外,研发密度与出口产品质量阶梯之间的关系不明显,这可能与中国特有的研发体制有关。上述因素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阶梯的影响在不同的行业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技术性非关税壁垒与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基于中国企业出口数据的机制分析

技术性非关税贸易壁垒存在双重效应,但当下研究主要集中在其负面效应,鲜有对其潜在积极效应的研究。本文构建了带有调节变量的中介效应模型对技术性非关税壁垒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进行了机制分析,解开技术性非关税壁垒对质量提升机制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技术性非关税壁垒可以通过门槛效应与出口产品种类实现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但在企业规模大小与出口产品种类间存在差异：小规模企业相比大型企业更多通过门槛效应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大型企业更倾向出口产品多样性。     

文化与出口产品创新

本文实证分析了个人-集体主义文化对出口产品"垂直型(质量)"创新和"水平型(多样性)"创新的作用。在控制可能的测量误差和内生性后,本文发现个人-集体主义文化对出口产品"垂直型"创新并无显著影响,而对出口产品"水平型"创新具有显著影响,且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有鉴于此,本文根据比较优势原理讨论了不同文化国家出口产品创新的国际分工模式,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产能过剩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来自微观企业数据的证据

本文采用高度细化的出口贸易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考察了产能过剩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产品的同质化水平越高,则产能过剩对出口产品质量的负面影响越大。进一步分析,企业生产率越低,产能过剩对出口产品质量的负面效应越大;产能过剩对本土企业和低端产品的质量抑制效应要显著高于外资企业和高端产品。因此,应对不同性质的产品和企业应采取差异化的去产能政策。     

OFDI是否提升了中国的出口产品质量

本文从OFDI的动机视角入手,系统梳理了OFDI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的理论机制。实证方面利用中国2002-2013年的省级面板和贸易微观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OFDI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净效应为正,其通过技术反馈效应、市场深化效应以及资源配置效应均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产业升级效应则产生了抑制作用,上述结论在控制了OFDI的内生性等问题之后依然稳健;分位数估计发现OFDI对中国低、高、中技术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存在依次递增趋势;系统GMM估计表明出口产品质量存在持续性特征,当期产品的技术层次易受前期积累的影响。除此之外,门槛检验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均对OFDI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产生正向影响,但也存在显著的异质性。     

区域贸易协定文本深度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基于世界银行深度贸易协定数据库,本文对2000~2018年中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区域贸易协定文本深度进行测度,并利用CEPII-BACI提供的HS 6位码产品数据检验了区域贸易协定文本深度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区域贸易协定文本深度增加能够显著促进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而且WTO规则外条款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与发展中经济体签订的贸易协定文本深度增加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果更显著,而且协定文本深度增加更有助于促进差异化产品出口质量提升。机制分析表明,区域贸易协定文本深度通过降低双边贸易成本、改善国内营商环境促进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中国构建高水平自由贸易区,实现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参考。     

技术创新效率对我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研究

文章从技术创新路径的视角研究了技术创新效率对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理论层面,探讨了技术研发效率、技术转化效率和综合技术创新效率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机制。经验层面,利用2000~2013年中国制造业行业层面的贸易数据,以修正的H-S模型测算了我国制造业26个子行业的出口产品质量,然后进行了总体和分类别的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综合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显著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技术研发效率对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在高技术行业体现的最为显著;技术转化效率对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最大的影响效应存在于中技术行业。基于此,文章得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出口产品质量、行业异质性与工薪差距

使用CEPII 中BACI-HS02 的微观贸易数据库,选取中国2007-2016 年制造业21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从不同类型行业角度研究了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对工薪差距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从总体来看,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扩大了工薪差距,但出口产品质量对工薪差距的影响具有行业异质性,中高技术行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提高将扩大工薪差距,低技术行业出口产品质量变化对工薪差距没有影响;分行业来看,低中高技术行业的出口份额变化对工薪差距没有影响,资本劳动比提高将会扩大工薪差距,高技术行业研发投入增加会扩大工薪差距,中技术行业利用外资增加会扩大工薪差距;出口产品质量提高将提升出口产品价格,但出口产品质量对产品价格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其中,高技术行业出口产品质量提高将提升产品价格以及高技能劳动力的技能溢价,低技术行业出口产品质量提高将降低出口产品价格,中技术行业出口产品质量对出口产品价格没有影响;工薪差距与高技能劳动力供给之间存在倒"U"形的关系,即工薪差距随高技能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变动趋势.     

服务业发展促进了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吗

本文研究了城市服务业发展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在理论层面拓展了Kugler和Verhoogen(2012)的理论模型,提出服务业发展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两大微观机制,即"分工效应"和"工资溢价效应"。在实证层面利用城市统计年鉴与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匹配,在细化的城市-企业维度上进行了相应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城市服务业发展整体上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这一促进作用通过"分工效应"和"工资溢价效应"实现。城市服务业发展对资本密集型企业和高生产率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有更强的促进作用。我们的发现意味着,城市服务业发展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具有普遍性,服务业发展与外贸增长方式转型在内涵上是一致的。     

中间品进口市场数量、市场转换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是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实证分析了企业中间品进口市场数量变化及其进口市场转换行为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基于企业个体层面的考察显示,企业中间品进口市场数量的增加,不仅会显著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而且会显著提高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阶梯,主要是通过提高进口中间品质量、降低中间品进口成本两个机制发挥作用,通过改变企业研发投入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机制是不显著的;从进口市场转换方向来看,无论是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还是从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企业调整中间品进口市场都会显著提高其出口产品质量;进一步基于行业层面的考察显示,整个行业中间品进口市场数量的增加会显著提高整个行业的平均出口产品质量。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促进出口高质量发展是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然而，关于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和潜在机制依然存在争议。本文利用中央政府“十二五”期间实施的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政策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13年的企业层面数据，探索了环境规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政策有效约束了受规制企业的污染排放行为并促进了其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做出贡献的结论在考虑政策设计的非随机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同时期的其他环境事件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显示，环境规制对一般贸易和非国有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效应更明显，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力度可以强化环境规制与出口产品质量的正向关系;机制检验显示，由环境规制引发的技术创新是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核心驱动力。本文为政府制定科学的环境政策以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提供了经验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