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权的分割、转移及其阐释--基于传统中国民间土地市场北大核心CSSCISSCI

引入现代法律特别是物权的概念来阐释地权,在加深对地权复杂性的认识时,也带来一些观念上的繁复和混乱。本文基于传统中国民间土地市场及其交易习惯,以"地权—地价或地租"这一解释框架来阐释地权,提出交易相关方能获取部分或全部地价或地租,就视为占有部分或全部地权,地权的分割可以是非永久彻底的,不同地权的分割比例等于其地价比。本文还详细分析了典、押租等不同的地权交易形态中地权分割和转移的情况。     

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地权交易的零细化研究——量化分析和案例解读北大核心CSSCISSCI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地农民仍面临地块零碎的局面和土地利用分散的情况。除了通过自耕、雇工经营和互助合作等方式来克服土地经营中的零细化困境外,农民更多地是通过地权交易来调剂土地远近或肥瘦。而地权交易中的小额数、零细化特征则进一步导致了农田田段之分割及其位置上之零星散布。     

管理中美权势转移:历史经验与创新思路北大核心CSSCISSCI

权势转移理论往往将大国实力的不均衡发展与霸权战争相联系,并认为崛起国对现有国际秩序的不满是霸权战争的根源,由此提出管理权势转移的必要性。美国与亚太战略再平衡相联系的战略东移,本质上便是对中美权势转移的预防性管理,这呼吁中国应采取有效的战略应对以避免被动式管理、反应式管理和个案式管理。一方面,美国的管理本身存在着源于权势转移理论的重大前提假设错误,为中国主动应对进而有效管理中美权势转移创造了机遇;另一方面,作为历史上少有的成功实现和平权势转移的国家,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美英权势转移的管理经验,也为中国未来主动、有效地管理中美权势转移提供了重要参考。为避免由美国预防性管理中美权势转移而带来的涉中国的争端集中性爆发,中国针对中美权势转移的主动和有效管理战略应确立精细的阶段性战略和阶段间衔接战略,实现从"坚持韬光养晦"到"部分积极有所作为"再到"全面积极有所作为"的平稳过渡,最终迭致中美权势转移的和平实现。     

建国初期乡村地权流转的社会经济效应考量——以长江中下游6省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土改结束后到集体化高潮前,土地买卖和租佃等地权交易形式仍然继续存在下来并有所发展。当时农村地权流转主要发生在普通劳动群众之间,且多数属于调剂劳力、调剂生产的性质。当然,有极少数农民因买入、出租土地而上升为新富农,也有部分农民逐渐甚至是完全失去土地。但只要存在土地买卖和租佃关系,这种现象就不可避免,不能因此否定土地买卖和租佃关系的资源配置效应。     

抗战时期大后方与沦陷区间的经济关系北大核心CSSCISSCI

抗战时期,大后方与沦陷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包括物资战和货币战这两个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层面,并且随着时局的变化,其表现形式也随之变化。在太平洋战争前,中日货币战占主导地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物资战成了经济战的重心。日本在这场经济战中达到了一定的战略目标,国民政府则处于下风,但日本促使中国大后方经济崩溃的目的并未达到。     

富民阶层与基层控制——以明代江南为考察中心北大核心CSSCISSCI

唐宋以降,随着均田制的瓦解和两税法的实施,国有土地所有制向私有制转化的趋势明显加快,土地制度的变革促生了一支新兴社会力量——富民阶层的出现。历宋、元直至明代,由于土地私有制的进一步成熟和完善,该阶层已逐渐成为基层社会的主导力量。明代江南地区农业经济发达,商品经济也呈现出勃兴的势头。因此,构成的多元化成为明季江南富民阶层较为明显的特征。这一阶层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仅促进了地方的经济发展,而且也逐渐成为地方社会政治力量的代言人。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富民阶层的崛起和发展改变着中国传统社会固有的基层控制格局。他们的发展壮大影响着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发展进程。富民阶层成为基层社会控制的主导力量,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社会政治变革和经济关系演进的结果。     

关系与权力:网络视角下的东盟中心地位北大核心CSSCISSCI

东盟中心地位是近年来东盟在地区一体化与东亚区域合作中维护自身整体性、独立性和主导性的重要原则。尽管已获得相关国家的支持和肯定,但其内涵、效度及前景等问题依然存疑。网络视角为考察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在网络视角下,东盟作为东亚区域合作网络中的行为体之一,能够通过关系与关系网络建构自身的地位与权力。网络分析证明,东盟通过倡议并主导东亚区域主要合作框架,在各领域建立同其他行为体之间的关系,积累了丰富的关系性权力,在制度和互动层面占据中心地位。其中心地位体现在对于合作进程的主导、议程和规范的塑造以及主体间关系与利益的协调等方面。建构过程既体现出国际关系领域权力资源的演进机理,同时也具有东盟本身和东亚区域环境所带来的独特表征。东盟需要更加明晰其在地区内外面临的挑战以及中心地位附带的责任,保持关系性权力优势,以维护自身的中心地位并使之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     

迁移前后移民与土地关系研究——以甘肃天祝县德吉新村为例

本文以甘肃天祝县德吉新村为案例,分析了生态移民在迁出地和迁入地与土地间的不同关系,并由此探讨了移民不同时期的生产、生活状况。通过对比发现,由于土地质量问题移民在迁入初期相对于迁出地面临更大的生活压力和心理焦虑,也产生了与土地割裂的情感倾向。该文有针对性地指出,重视移民搬迁初期的土地数量与质量保障,是确保生态移民工程稳定与发展的重要环节。     

近代会计思想的西学东渐研究——以《会计杂志》为中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SSCI

以《会计杂志》为中心考察近代会计思想的西学东渐是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本文在近代会计思想西学东渐的整体框架下把握住会计期刊这一新兴的传播方式,逐一论述了《会计杂志》中对西方会计思想的翻译与评介、学习与运用等内容,以期更加细腻地梳理会计思想西学东渐的脉络,进一步挖掘其社会影响和历史启示。     

次国家行为体的对外关系研究--以澳门特别行政区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自回归以来,在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框架下,港澳两地在对外交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迈入全球化时代,内外环境的急速变化也为中国外交和港澳特区的发展提出了崭新要求。港澳特区所具有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等制度优势如何能够被充分地发挥,使之能够在服务于港澳繁荣稳定的同时,更好地为中国外交做贡献,已成为港澳和国际问题研究的重要课题。作者首先系统地梳理了次国家行为体对外关系理论,提出现有次国家行为体对外关系理论未能涵盖特别行政区对外关系的内容;并以澳门特区为例,分析其对外事务权的独特性质,提出澳门对外关系属于授权的对外交往模式。最后,作者以这一模式为分析框架,回顾了澳门特区自成立以来所取得的对外关系成效,剖析其在对外交往实践中所遇到的有关特别行政区是否具有"次主权"、"国际法律人格"的争论,提出中央政府在港澳特区所实施的授权的对外交往模式是行之有效的,并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反复性紧张局势的后果研究——以东亚双边争端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反复性紧张局势是双边争端的普遍特征。行为体间一系列反复发生的紧张局势已经成为东亚地区海上争端的基本特征。作者在已有的竞争进化论、学习理论与螺旋模型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际关系中情感要素研究的最新成果,分析这类反复性紧张局势的后果。重复且尚未解决的一系列紧张事件应该被视为一种相互承接的过程,先前的事件会成为后续事件发生的背景因素。随着每次紧张局势的爆发,政治形势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在未解决的争端中,反复出现的紧张局势会加剧双边对抗。由于争端行为体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协调会使紧张状态持续,并刺激领导人在下一次危机中采用更为强硬的手段,反复性紧张局势会使双方的摩擦愈加频繁和强烈,同时反复性危机中的心理效应和国内政治动态作用于领导人和公众两个层次,鼓励他们在危机中孤注一掷而非采取妥协的策略。作者对比了一系列东亚海上领土争端中反复性紧张局势的后果,从而说明这一逻辑。     

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耦合关系——以贵州省为例

对于不同城镇化发展阶段的城市,其土地集约利用强度存在明显差异,土地的集约利用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是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从土地集约利用与新型城镇化质量内涵的视角,构建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对贵州省2010—2014年的新型城镇化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行定量测算,并定量评价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效果。结果显示,人口是促进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不断提高的内生动力,优化耦合协调发展度是提高二者耦合发展的关键,质量提升是二者耦合发展的必然趋势。     

发展人类学对乡村变迁的历史考察——以广州市番寓县沙湾镇为个案分析

乡村变迁是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必然结果,是指个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生活方式发生根本的改变。笔者将乡村变迁分为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一是乡村经济变迁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二是文化进步对社会结构的动态变迁;三是现代工业内驱动力与现代发展国家权力语境和意识形态的博弈,导致公社计划经济体制改革。本文运用发展人类学方法和民族志方法,进一步探索传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宏大叙事的历史深层结构中所发生的颠覆性政治体制变革。     

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对四川币制的统一——以整理地钞为中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SSCI

清末民初之后,四川货币制度日趋混乱,经济民生深受其害。为统一币制,刘湘曾于1934年初设立四川地方银行,发行地钞。但不到一年,地钞就因滥发而濒临崩溃。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在实现了对四川的初步控制后,即对四川币制进行了整理和改革。通过收销以地钞为主的杂劣货币,结束了四川币制的长期紊乱局面,实现了币制统一。整理地钞,不仅是国民政府对四川政治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抗战前国民政府整理地方币制的一次颇为成功的案例,它为四川金融稳定、经济复苏,并成为抗战大后方奠定了基础,也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实现了互利共赢的结果,为其他各省整理币制树立了典范。     

试论抗战前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原因——以建设委员会商业化运营为中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抗战前夕,建设委员会将自己所经营的4家大型国有企业迅速转为私有化,此举在当时的确引起了巨大震动。该事件的原因颇为复杂,不但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紧密联系,也与建设委员会的发展前景、建设银公司的出现背景与张静江的私有化思想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探讨这一事件,有助于理解在抗战前夕,南京国民政府为了整合国家整体经济实力而采取的非常措施,也反映了国民政府对国有企业投资上的无力与管理上的无奈。     

知识转移与跨国并购绩效——基于文化和留任的调节效应北大核心CSSCISSCI

以中国在2011-2016年期间进行跨国并购的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降维分析、Harman检验、System-GMM估计以及FMOLS估计等方法,研究了知识转移与跨国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知识转移、文化距离及员工留任对跨国并购绩效存在正向影响;文化距离、员工留任可正向调节"知识转移-跨国并购绩效"关系;相对规模与跨国并购绩效的关系缺乏显著性。     

抗战时期日本的“振兴西北贸易”对策——以包头等地的皮毛交易为中心北大核心CSSCISSCI

卢沟桥事变后,昔日以包头、归绥为中心的西北贸易顿时萎缩,交易额一落千丈。即西北产皮毛等经包头、归绥等中转天津出口海外的数量大减;同时由于日本实行贸易统制政策,原来经包头、归绥运往西北的日用杂货亦受到统制。日本为诱致西北产羊毛等畜产资源等为己所用,并通过贸易往来向该地区渗透,为将来向中国西北地区扩张做准备,在伪蒙疆政权时期内采取各种措施,力图"振兴"西北贸易。     

浅析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宅基地流转关系——以重庆市璧山县为例

伴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加速，农村宅基地闲置与流转也有一定的提高，但由于受制度和经济制约，农村宅基地流转滞后于农村劳动力转移。文章对此进行原因分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协调劳动力转移与宅基地流转关系的措施。     

从“契照”到土地所有权状——以龙泉司法档案为中心的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国传统田土诉讼以契约和赋税证明为产权凭证。民国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致力于推广新的官方产权证明,强调验契执照、补税执照和不动产登记证、产权状等在诉讼中的证据力。这些文件来自于民国历任政府所举办的多次清理契税、验契、地籍整理和不动产登记。这些政策和行动的目的多为增加财政收入、排除旧册书对赋税征收和地籍档案的控制,它们影响了人们的产权观念和相应的诉讼行为。"照契管业"的习惯,在民众被动接受或主动利用这些制度、政策的过程中,逐渐发生变化。     

由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向自主创新发展的突围——着眼于深圳、浦东对雄安新区建设启示的历史考察北大核心CSSCISSCI

产业由低端向中高端迈进,是中国提升在国际上的产业竞争力、在价值链上能够充分分享发展成果、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选择,是现代化的基础和重要标志之一。深圳、浦东在先行先试进程中,由国内短缺经济时期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到国内买方市场形成、经济全球化快速推进而竞争激烈,再向自主创新发展的转型,实际上是对跨国资本及与之融合的高科技垄断的突围。这一历史进程积累的经验有,新区建设不能止步于政策优惠对企业和产业的聚集,而是应致力于在市场竞争下增强自主创新发展能力;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引入外资,促进公有制经济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创新发展;尊重产业发展规律,既要有全球视野的向产业高端迈进的创新发展布局,还要着眼于区内外产业的协调发展;既要形成通过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聚集人才,还要形成能够保障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这些可供正在进行的雄安新区建设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