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质押与创新投入——基于数字技术背景的实证研究

数字技术应用是提升经济效率、降低监督成本的有效手段,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具有重要影响。以2014—2020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数字技术背景实证研究股权质押与创新投入的关系。经过多元回归与双重差分检验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抑制企业的创新投入,但是数字技术背景有助于削弱二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区分行业异质性后,相较于信息服务业,数字技术更能显著抑制其他行业中股权质押对创新投入的挤出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股权质押对创新投入的负面影响会导致企业创新效率有所降低。     

青海省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研究

通过对青海省数实深度融合指数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指数进行莫兰指数检验,并进行区域性空间计量回归,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已成为实现产业升级的重要手段。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一些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包括促进数字技术应用的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数字技术人才培养与引进、创新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的商业模式等。这些解决方案旨在加速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为青海省的数字化转型和实体经济的融合提供有益的参考和指导,助力青海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技术应用如何驱动企业突破式创新

基于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2007-2019年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技术应用对企业突破式创新的影响、中间机制及边界条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应用正向影响企业突破式创新,并呈现出一定的异质性特征;中间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应用程度的提高,通过提升企业创新能力、改善企业吸收能力、促进企业适应能力驱动企业实现突破式创新;在数字金融...     

数字经济发展能否破解新“索洛悖论”?

数字经济的兴起为传统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结合2011—2014年全国创新调查企业数据库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实证检验了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制造业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促进企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在使用工具变量、剔除政策干扰以及利用2015—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制造业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通过正向人才集聚效应、负向脱实向虚效应和异质性的行业竞争效应,对企业劳动生产率产生差异化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非“僵尸企业”、非国有与非出口企业、资本密集型行业与竞争性行业内的企业、东部地区与高网络效应地区的企业劳动生产率提升效果更明显。因此,为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的生产率赋能作用,应大力支持拥有高研发强度、“集聚型”人才结构的企业成为重要创新主体,并减少对效率型“僵尸企业”的政府补助。研究结论为破解数字经济时代新“索洛悖论”之谜、推动制造业由资源驱动型转向效率优先型提供了相应的参考。     

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小微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研究 ——以南通市的小微企业为例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日益普及与发展,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经历变革,其中商业模式也在不断的变化与创新.创新的商业模式是小微企业实现发展的重要支持.通过分析当前南通小微企业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及原因,总结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给小微企业创新商业模式带来的各种机遇,并提出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南通小微企业创新商业模式的路径和建议,为南通小微企业借力移动互联网经济创新商业模式提供参考.     

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运营管理与服务创新

本文从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运营管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入手,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和5G等数字技术为依托,揭示数字经济赋能对企业运营与服务管理的影响机理,阐述数字经济下企业运营管理与服务创新机制,并进一步探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运营管理与服务的研究重点,为企业智慧运营与服务创新提供理论支撑.     

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实体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重要政策着力点。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新华三集团发布的2016—2019年城市数字经济指数和沪深A股实体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实体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实体企业创新,且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促进作用大于对策略性创新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主要通过提升吸收能力和缓解融资约束两条渠道促进实体企业创新。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对已经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实体企业和规模较大的实体企业的创新驱动效应更大。     

R&D补贴与数字企业技术创新——基于数字经济产业的检验证据

R&D补贴对数字企业技术创新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8-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产业上市企业数据,根据信号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分析R&D补贴对数字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进一步讨论融资约束与企业风险承担对R&D补贴信号传递的双重中介效应.实证研究发现,R&D补贴对数字企业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R&D补贴对传媒及互联网服务行业科研投入、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行业专利申请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相比于高创新能力企业,R&D补贴对低创新能力企业专利申请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相比于大规模和国有控股企业,R&D补贴对中小规模和非国有控股企业科研投入与专利申请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R&D补贴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来促进数字企业技术创新.研究结论为政府部门制定数字企业创新激励政策提供了重要检验证据.     

集成与分享是网络时代平台商业模式的管理核心

通过对网络时代平台商业模式的分析与研究,首次提出集成与分享是平台商业模式的管理核心,集成与分享将引导企业创新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并进一步构建包括形象模型、函数模型和结构模型的集成与分享的理念模型,并以海尔集团公司的平台商业模式转型为例进行集成与分享理念模型的应用研究,以期为网络时代企业的商业创新与组织创新提供战略思维的参考与借鉴。     

市场力量与政府作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的机制探究

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数字经济释放的发展红利日益凸显。现有文献研究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然而较少从资金来源角度深入探究数字金融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更缺乏相关经验证据。本文认为,在数字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创新的路径中,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同时发挥作用,进而选择用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分别作为反映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的代理变量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数字金融的发展会降低企业之间和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这将有利于企业获得更高的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进而更好地满足企业创新的资金需求,促进企业创新活动。相比之下,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比商业信用更为直接和有效,其在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中的正向中介效应通常也比商业信用更强;商业信用的中介效应会因市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表现为当宏观经济上行、市场处于扩张状态时更强;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受到政府发展战略的影响,表现为政府越重视和鼓励创新则越强;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大型企业比中小企业更容易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因而商业信用的中介效应在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中可能相对更强;而政府补贴中介效应的企业异质性与政府补贴偏好相关,政府更倾向于支持哪类企业的创新活动,则在该类企业中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较强。利用2012—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经验分析结果支持上述观点。相比现有文献,本文基于资金配置的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对数字金融促进企业创新的机制进行探讨,并对商业信用和政府补贴的中介效应进行比较和异质性分析,从资金配置方式角度拓展了数字金融领域的研究视角,也从数字金融角度深化了资源配置机制（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的研究。本文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资金配置的改善存在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两种方式,进而数字金融对企业创新的促进具有市场力量和政府作用两条路径。因此,在积极推动数字金融健康发展的同时,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挖掘和发挥数字金融的共享和普惠优势,使所有经济主体在统一的大市场上平等地享受资金配置优化带来的红利;另一方面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继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并增强政府补贴、政策优惠等的针对性、导向性和信号性。     

信息技术对商业模式的影响

在新经济时代背景下,企业经营环境发生了激烈的变化,商业模式创新成为企业求发展求生存的必经之路。信息技术推动了行业模式创新、收入模式创新和企业模式创新三种创新商业模式的出现,并为企业的管理方式带来了革新。信息技术在实际的管理工作中大大提升了信息利用的水平,提高了工作效率,优化了业务流程,为商业模式的应用和创新注入了新的力量。     

数字化创新如何影响企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金融水平的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化创新成为企业培育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来源，然而数字化创新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尚不明晰。利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2015—2019年沪深A股新一代信息技术上市公司的高质量发展及数字化创新专利数据，实证检验数字化创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考察数字金融水平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化创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该作用通过降低成本费用与提升劳动效率两种机制来实现；（2）在数字金融水平适度的情境下，数字化创新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加显著，而数字金融水平过高会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产生抑制作用；（3）对不同产权性质、不同存续年限以及不同规模的样本公司而言，数字化创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助力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跨越式发展,产业规模稳居世界第二,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数字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呈现了数据化、平台化、无界限化和共享化的特点,这对现行的税收政策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对其适时调整以助力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税收政策助力数字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企业、数字人才、整体税收环境等层面,但现行的税收政策仍存在纳税主体及课税对象等界定不清晰、优惠政策覆盖面局限、税收征管制度难以适应数字化要求等不足,需要从改革现有税制、完善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和创新征管制度等路径来完善税收政策,以助力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绩效

在测度我国省级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利用2011-2018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就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效应和区域异质性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能够显著推动我国区域创新绩效的提升,还可以通过加速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研发资本的投入间接提升区域创新绩效;采用门槛模型发现,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绩...     

基于客户本位的商业模式创新思考

商业模式是企业在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社会环境中的有效盈利模式,是企业创造价值的核心逻辑,商业模式的创新体现了适者生存的竞争形态.本文主要通过对商业模式的理解,提出在客户经济时代下商业模式创新的途径.     

数字经济的节能减排效应

随着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和电子商务等数字产业的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力量,为环境治理、节能减排带来了新的视角。基于2004～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分别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指数,探讨了数字经济对中国能源消费强度和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和传导机制。研究结论显示：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强度和碳排放强度之间均存在典型的“倒U”型关系,换言之,数字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阈值后才能实现节能与减排的双重红利,并且这一效应也存在于高碳排放区、低碳排放区和东中部地区。此外,数字经济的两个不同维度也呈现一定的差异性,数字产业化的节能减排红利效应要先于产业数字化实现。进一步地,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劳动生产率和金融发展水平等途径间接影响能源消费强度和碳排放强度。     

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技术-组织-管理范式研究

当前,正值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导入期,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应用推广将会带来企业组织管理的变革,深入探究这些变革及其影响有利于企业在数智时代更好地适应不确定环境的冲击和挑战。通过对历次工业革命中企业组织管理演变历史脉络的梳理,重点探讨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下,数字技术与企业组织管理是如何相互形塑的。研究表明,技术创新与企业的组织创新、管理创新之间相互作用,表现为一种双向的互馈和形塑关系,形成了一种技术-组织-管理新范式：首先,以人工智能和区块链为核心支撑技术的新型技术范式,推动企业向去中心化、自治化的组织形态转变,企业外部环境变化对企业提出了新的潜在特征需求,平台制组织将更具有效率性。其次,在数字技术和平台制组织的基础上,企业的管理模式也发生了变化,在提高效率的内在动力驱动下,企业积极进行管理模式创新,算法管理成为企业核心管理模式,推动企业新型组织形态的优化,进而促进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创新和扩散。技术-组织-管理范式作为新生理论范式,既可为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企业组织管理变革提供更富诠释力的理论视角,也可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提供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框架。     

数字金融是否提升了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兼论金融脆弱度的调节效应

本文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并验证了其理论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金融对东部地区企业、多产品与低技术产品企业、目的 国为发达国家的企业,其出口产品质量促进作用均更显著.机制检验发现,缓解融资约束和促进创新是数字金融推动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两个作用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金融脆弱度(外部金融依赖度、存货比重、资产有形性、贸易信用)高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促进作用更大.     

数字技术在环境设计中的创新运用

数字技术的发展给环境设计带来了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文章将从其现状、存在的问题和优化策略三个方面进行探讨。现状方面,数字技术在环境设计中的应用得到了广泛的认可。通过数字技术,设计师可以更加精确地模拟和呈现环境设计的效果,为客户提供更直观的体验。数字技术在环境设计中的应用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技术的更新速度非常快,设计师需要不断学习和适应新的软件和工具,这对于一些老龄设计师来说可能是一个挑战。数字技术的应用需要一定的技术和专业知识,这也给一些不熟悉数字技术的设计师带来一定的困扰。数字技术在环境设计中的应用还面临着隐私和安全等问题,设计师需要在保护客户隐私和数据安全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设计师应该保持学习的态度,及时了解和掌握新的数字技术工具和软件,以提高自己的应用能力。数字技术在环境设计中的创新运用具有巨大的潜力和机遇,通过不断学习和优化策略,设计师可以更好地应用数字技术,为客户提供更好的环境设计体验。     

变革型商业模式、双元营销能力与价值创造

“互联网+”时代,分享经济的爆发催生了商业模式的创造性交革,而价值创造是变革型商业模式的核心.基于组织学习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分别引入双元营销能力和市场竞争强度概念,构建“变革型商业模式—双元营销能力—价值创造”关系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变革型商业模式不仅对价值创造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而且能对营销探索能力和营销开发能力产生中介作用而间接促进价值创造,但其影响程度依次递减;营销探索能力与营销开发能力的交互作用负向影响价值创造;市场竞争强度正向调节变革型商业模式与营销探索能力的关系.这一研究探讨了变革型商业模式通过双元营销能力的适应性调整来实现价值创造的传导路径,有助于在理论层面厘清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而为企业创新商业模式、获取竞争优势提供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