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GE公司CEO继任规划的启示

继任规划在企业追求长期战略和持久业绩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而CEO继任规划则是企业最重大的战略决策。美国GE公司由于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CEO继任规划程序,从而保证企业能够培养合适的CEO候选人。公司CEO继任规划包括内部接班继任、内部竞争继任、突然政变继任和广泛选择继任等4种方式。每一种继任方式都有其优势和劣势。不存在适用于所有公司的继任方式。不同的公司如何选择适合的继任方式取决于公司本身的条件。目前,我国企业正在进入经营者大换班高峰期,可以借鉴美国GE公司CEO继任规划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完善继任机制。     

CEO的金融背景会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

作为最重要的人力资源之一，CEO的个人特点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影响。我们采用2008-2017年间全部A股上市公司作研究样本，结果发现：金融背景的CEO具有更冒险的行事风格，更熟悉金融领域操作规范，能够帮助企业提高创新水平和投资效率，从而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且在采用DID控制内生性后依然显著。进一步地，CEO的这种影响在更能够发挥CEO个人影响力的低盈利企业和非“北上广深”地区企业更显著。本文的结论佐证了“高层梯队理论”和“烙印理论”中CEO个人特点能够对企业生产经营产生影响的结论，同时，为今后企业是否聘任金融背景的CEO提供新的思考，金融背景的CEO虽然具有更冒险的行事风格，为企业带了一定风险，但也能够在提高企业生产率水平中发挥一定作用。     

资讯

各个层级均存在白领犯罪，真实工作场景测试候选人，Google CEO 的黄金法则，第17届年度企业伦理奖，与业务模式相符的员工发展计划。[编者按]     

院士(候选人)独董能促进企业创新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首次考察了两院院士及其候选人担任独立董事发挥的治理职能和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院士（候选人）独立董事与企业创新显著正相关，控制企业个体效应、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Heckman两阶段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2）院士（候选人）独董的任期越长、兼职公司数量越多，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好，女性院士（候选人）独董可以更好地促进企业创新，但具有海归经历的院士（候选人）并没有更有效地发挥作用。（3）影响渠道检验结果表明，一方面，战略风格越保守、管理层短视程度越严重的公司聘请院士（候选人）独董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大，表明院士（候选人）独董可以通过战略咨询有效缓解保守战略和管理层短视对企业创新的制约作用；另一方面，院士（候选人）独董发挥了“桥梁科学家”作用，增加了企业未来两年建立院士工作站的可能性，从而促进了企业的产学研合作和技术创新。（4）与其他公司治理变量的交叉影响分析发现，院士及其候选人在非国有企业、股权结构集中、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和高管不持股的公司中更能发挥促进创新的作用。本文对于充分发挥顶尖科学家作用以及推动企业创新与国家创新体系的构建具有参考价值。     

CEO眼中的创新

国内的企业在创新方面存在很多有趣的现象：创业阶段，企业的负责人同时也是创新人，参与创新的全程。随着企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CEO感到创新很难了，更多的企业选择借鉴别人的经验和技术。因为CEO发现自己的社会责任重了，要养活很多人，没有精力顾及创新了。其实这个阶段，CEO应该是创新的领导者。     

外来的和尚念新经？CEO外部继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创新需要企业领导者发起和支持，当受到路径依赖和组织结构阻碍而难以创新时，企业可能依赖CEO继任以激发创新。作为CEO继任的核心问题，CEO继任来源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前期研究尚未达成一致结论。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人力资本专用性理论，分析CEO遴选过程，通过分析不同来源CEO继任者在继任情境下的企业创新决策机制，探索CEO外部继任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以及前任CEO作为重要情境要素的调节作用。以2009—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OLS、PSM模型和Heckman二阶段自选择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发现，CEO外部继任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负效应；前任CEO的任期会减弱CEO外部继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负效应；前任CEO强制离职会强化上述负效应。     

CEO自恋对企业成长的作用机制研究

在开发管理者自恋人格量表基础上，调研CEO自恋受访对象与其所在企业年度数据，实证研究CEO自恋、双元创新与企业成长之间的作用关系。研究表明：CEO自恋对企业利用式创新和企业成长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是对探索式创新影响不显著；企业利用式创新在CEO自恋与企业成长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技术背景首席执行官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近年来，中国经济脱实向虚趋势愈发明显，出现企业过度金融化现象。在上述背景下，基于烙印理论，以沪深A股2010—2019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技术背景CEO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机理与作用效果。结果发现：技术背景CEO对企业金融化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创新投入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挤出效应，且在技术背景CEO抑制企业金融化的作用路径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企业社会责任和数字化程度正向调节技术背景CEO对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在高不确定性环境中，整体样本企业技术背景CEO依然坚持弃虚从实，但民营企业技术背景CEO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不显著。从管理者行为视角，拓展烙印理论在企业投资决策中应用，丰富高管特征与企业金融化关系研究，防范企业脱实向虚，从而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管理启示。     

新任CEO合法性获取与资产剥离研究

近年来，新任CEO的资产剥离行为越来越普遍。基于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CEO继任来源与资产剥离的关系。研究发现，外部继任的CEO会倾向于进行资产剥离。影响机制分析发现，由于面临着更严苛的内外部合法性压力，外部继任的CEO需要采取向外部传递信号的策略和对内部进行关系维护的策略来建立合法性，因此外部继任的CEO会进行资产剥离以满足其实施策略性行为的资金需要。异质性分析发现，CEO个人风险目标越高和企业经济效益越高，外部继任的CEO越会倾向于进行资产剥离；非家族成员新任CEO和家族成员外部继任CEO更倾向于进行资产剥离。经济后果分析发现，外部继任的CEO的资产剥离行为能提升企业的短期绩效。为此，新任CEO要积极建立合法性，在资产剥离时要对公司的资源配置合理取舍，企业要促进新任CEO与其他高管成员间的搭配和融合；外部利益相关者要加强对新任CEO与企业经营情况的了解和监督。     

CEO特征与新创企业战略惯性——来自C4.5决策树的经验证据

现有观点通常认为，大企业具有惯性，而小企业具有灵活性。已有研究关注CEO特征与一般企业战略惯性的关联，较少考虑相关结论对新创企业的适用性。此外，相关文献主要围绕因果推论展开，鲜有基于预测角度的定量研究。采用机器学习中的C4.5决策树算法，以我国2009—2019年经营年限在12年以内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基于CEO多维特征构建的C4.5决策树能否预测新创企业战略惯性，并进一步分析CEO特征的相对重要性及其对新创企业战略惯性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对新创企业战略惯性，基于CEO特征构建的C4.5决策树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在众多CEO特征中，CEO学历、持股比例和收入是预测新创企业战略惯性的3个关键特征；CEO特征与企业内外部环境间的6种交互均会导致新创企业产生战略惯性，即殊途同归。结论有助于深化新创企业战略惯性理论解释，为新创企业战略管理实践提供启发。     

CEO声誉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

CEO维护声誉的不同方式会导致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发生不同变化。在有效契约假说下，为保证决策的有效执行，CEO会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在寻租假说下，为掩饰个人机会主义行为，CEO会降低内部控制质量。文章以2010—202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CEO声誉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之间的关系，以检验上述两个竞争性假说。研究发现，CEO声誉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正相关，表明CEO倾向于做出有益于公司长期价值的决策以维护其声誉，支持了有效契约假说。异质性检验发现，当企业内外部风险较高、控股股东为国有股东或机构股东以及控股股东控制权较大时，CEO声誉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之间的正向关系更为明显，表明在企业内外部风险较高以及内外部监督作用较强时，CEO通过提升公司长期价值维护其声誉的可能性更高。文章结论丰富了CEO声誉理论研究，为经理人市场的治理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     

CEO技术专长与企业技术资本积累——CEO过度自信的调节效应

以2015—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CEO技术专长对企业技术资本积累的直接效应及CEO过度自信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CEO技术专长显著促进企业技术资本积累；CEO过度自信的调节效应较为显著；规模大且CEO实施股票期权激励的企业，CEO技术专长的直接效应、过度自信的调节效应明显高于规模小且CEO实施限制股票激励的企业；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CEO技术专长的直接效应、CEO过度自信的调节效应更突出。     

首席执行官制度再思考

美欧广为实行的首席执行官(CEO)制度已经开始在我国一些企业推行，但由于对CEO激励力度过大，致使CEO权力顶尖，地位高悬，加之约束机制不健全，给企业的长远发展带来很大隐患。更何况官本位影响在我国尚未消除，一旦CEO体制与官本位结合，后果将很不乐观。     

董事调整视角下 CEO 的权力和性格特征 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实证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首席执行官(chief executive officer,CEO)特质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有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国内外相关研究,结合CEO特质、社会网络及企业创新的有关理论提出假设,并利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探究.结果表明,CEO的部分特质会对企业的创新绩效和社会网络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社会网络对企业的创新绩效也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且社会网络会在CEO特质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本文揭示了CEO特质、社会网络与企业创新绩效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为企业在网络化发展的背景下提高创新绩效提供了理论参考.     

CEO股价崩盘经历与企业风险承担：“司空见惯”还是“杯弓蛇影”

股价崩盘严重影响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亟待研究股价崩盘对高管行为和企业经营产生的具体影响。基于感觉适应和恐惧泛化定律，提出“司空见惯”和“杯弓蛇影”两类竞争性假设，构建“股价崩盘经历—CEO行为—企业风险承担”的分析框架，利用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以揭示后股价崩盘阶段的CEO行为特征。主要结论包括：CEO股价崩盘经历能显著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验证“杯弓蛇影”观；高学历CEO和男性CEO在经历股价崩盘后更可能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公司内部原因诱发的股价崩盘经历对CEO风险承担的负向影响更明显；CEO股价崩盘经历主要通过降低企业财务杠杆、信用销售、坏账损失、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以及提高企业营运资本比例来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因此，企业管理者不仅要关注股价崩盘的前因，还应重视股价崩盘的后果，从而服务股价崩盘后的企业管理实践。     

党员CEO促进了ESG责任履行吗？ ——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的协同作用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企业践行ESG理念对国家绿色发展目标具有战略意义。本文基于烙印理论,以2012-202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党员CEO对企业ESG责任履行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CEO党员身份显著促进了企业ESG责任履行;党组织通过政治嵌入和认知嵌入在党员CEO与ESG责任履行关系中存在正向调节作用;在强制性、规范性以及模仿性制度压力下,党员CEO促进企业承担ESG责任,且这种促进作用在党组织嵌入程度高的企业更显著;机制分析表明,党员CEO通过信息披露路径对ESG责任履行发挥了间接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党员CEO对ESG的治理作用在国有企业和低碳企业更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党员CEO通过推动ESG责任履行提高了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在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党员CEO都显著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本文丰富了党员CEO参与治理效果的研究,为提升企业ESG表现,助力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为高质量党建引领带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证据。     

游走在权力天平上的CMO

考虑到销售是企业的生命线，不少企业的CEO总不由自主侵犯公司CMO（首席营销官）的“领地”：有的企业CEO本身就是一个超级销售代表，对CMO的工作干预过多，CMO做久了就像个傀儡；或者是CEO限制CMO的财务权力，让渴望获得财权、营销决策权的CMO感觉不平衡。     

CEO自恋、研发投资与企业价值

基于高阶梯队和资源依赖理论,以2009-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CEO自恋对研发投资及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CEO自恋对企业价值有显著正向影响;研发投资在CEO自恋与企业价值间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CEO自恋可以通过研发投资对企业价值产生正向影响;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CEO自恋对研发投资及企业价值具有更为显著的正向作用。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与拓展了CEO自恋相关理论,而且对我国企业价值提升及公司高管选择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新一代CEO的时代特征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一批大企业的换帅，新一代CEO也横空出世，一个新的CEO时代已经来临。21世纪初，正是中国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难得的发展期，特定的时代背景为新一代CBD们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     

CEO应该担任董事长吗？

最近连续发生的企业丑闻动摇了人们对企业管治的信心，但没有理解深透就采取英国企业的领导力治理模式显然也是不足取的。对美国企业来说，增加一个有能力的“领导董事”或“主持董事”，有望在有效管治与有效领导之间取得平衡。如果选择董事长与CEO分治的模式，来自英国的教训也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