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VAR模型的我国产出缺口实证研究

利用1994年1季度至2012年2季度的GDP和CPI数据,应用基于长期约束的SVAR模型估算我国产出缺口,并进行了模型合理性和模型稳定性评价。实证研究表明,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对我国经济增长产生不同影响,需求冲击表现为周期性扰动;利用不同时期样本数据估算的我国产出缺口非常相近,SVAR模型稳定性较好;基于SVAR模型估算的我国产出缺口周期转折点与基准经济周期转折点基本保持一致,产出缺口的变化反映了我国经济周期走势。总体看,SVAR模型能够较好地估算我国产出缺口。     

我国产出缺口估计及其对通货膨胀预测——两种半结构方法的比较

分析Kalman滤波和多变量HP滤波的原理,以及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以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为理论基础,利用Kalman滤波和多变量HP滤波方法估计我国1995年第1季度至2012年第2季度的潜在产出和产出缺口,估计结果表明各产出缺口基本上与我国经济运行状况相吻合。利用Coe和McDermot(t1997)预测模型和VAR模型检验表明产出缺口能够很好地预测通货膨胀率,尤其是Kalman滤波估计的产出缺口预测效果更好。因此产出缺口对于货币当局的政策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预期冲击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基于新凯恩斯DSGE模型的数量分析

本文分别采用中国宏观季度数据和混频数据贝叶斯估计一个经典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从数量上测度预期冲击驱动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作用。贝叶斯估计和方差分解的结果表明:(1)预期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解释力较小,非预期冲击仍是驱动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主要力量,但以2008年为时间节点,分段估计结果表明预期冲击呈现出越来越重要的特征。(2)预期冲击对于熨平经济剧烈波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脉冲响应结果显示我国各宏观变量在预期冲击的作用下表现出相对平缓的波动,另一方面2008年以后预期冲击对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解释力较2008年之前有了大幅提升。     

对中国总需求-总供给函数的实证研究——基于新凯恩斯DSGE模型

基于新凯恩斯DSGE模型对中国总需求和总供给函数进行估计及分解结果显示,中国总需求曲线陡峭而总供给曲线平坦,说明中国经济受到总需求冲击最大,而总供给冲击作用较小。影响中国总需求、总供给的主要因素是居民对未来经济波动的预期。今后中国在操作货币政策时应注重规则使用,同时增加政策透明度,使公众能够形成与政策制定者相同的预期,从而提高政策效应。     

月度自然利率的估计及应用：Phillips曲线的影响

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运用自然利率评价和调控货币政策具备了一定现实条件，而提高其估计频率则有助于更及时地指导实践。基于LW—HLW季度模型，构建半结构化混频模型，联立月度IS曲线和Phillips曲线，使用扩展卡尔曼滤波估计我国2007年1月至2019年12月的自然利率进行实证分析。因通货膨胀动态波动影响估计结果，故分析Phillips曲线滞后结构和预期跨度对估计结果的影响。结果显示，月度自然利率估计结果在1.1%—2.1%波动且能精准刻画全球金融危机等重要事件的影响。同时，滞后1年、提前10年数据滚动窗口设置下的估计结果最优，此时自然利率能及时反映外部冲击的影响，与产出缺口、潜在产出趋势增长率联动明显，建议考虑将月度自然利率估计结果作为我国货币政策评价和调控的参考依据之一。     

开放条件下产出缺口型菲利普斯曲线的再验证——基于中国省际季度动态面板数据北大核心CSSCI

本文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基于2001～2009年中国省际季度面板数据对开放条件下产出缺口型菲利普斯曲线进行再验证,通过三种通胀率指标以及四种滤波测算的产出缺口的稳健性检验,我们发现开放条件下混合型菲利普斯曲线能够较好地解释中国的价格波动。进一步子样本分析表明:适应性预期和理性预期始终对通胀率有显著的影响;从地域上看,供给冲击对沿海地区的作用明显高于内陆,而产出缺口对内陆的影响则更重要;从时间上看,产出缺口和供给冲击对通胀率的影响都在不断加强。我们的研究证明管理好通胀预期对当前反通胀政策具有重要意义,以及强调在利用传统需求管理的手段实现国内宏观经济均衡的同时,应密切关注外部供给冲击因素对我国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     

中国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研究

本文根据中国2000年第1季度至2012年第1季度数据,分别从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构建货币政策冲击变量和产出模型来检验我国货币政策对产出是否有非对称性影响。实证表明,中国货币政策有非对称性,并且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更为显著。其中,信贷配给是造成我国货币政策非对称的主要原因。     

总供给、总需求冲击与我国经济波动的关系——基于S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依据1994年第1季度至2012年第2季度产出和价格的季度数据,建立基于长期约束的SVAR模型,用以分析总供给冲击和总需求冲击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考察经济增长和价格对总供给、总需求冲击的动态响应。实证研究表明,总供给冲击和总需求冲击标准差均较大,而且总需求冲击波动性要大于总供给冲击的波动性,说明我国经济在样本数据期内存在波动性。脉冲响应分析发现,总供给冲击对于产出具有正向长期影响,而总需求冲击对于产出具有正向短期影响;对于价格而言,总供给冲击对价格产生负向长期影响,而总需求冲击对价格产生正向长期影响。2011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持续放缓,主要在于供求冲击为负,供给负冲击更为显著。     

产业结构调整与中国通货膨胀缺口持久性

转轨时期作为中国经济结构最重要内容的产业结构调整可能诱发通货膨胀缺口持久性的变化。本文将通货膨胀缺口作为通货膨胀持久性的替代变量,采用新凯恩斯混合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对1996～2010年期间中国通货膨胀的持久性特征进行了考察,并运用Blanchard-Quah结构分解方法分析了产业结构调整对通货膨胀缺口持久性的影响。结果表明,与现有研究的结果相比,单变量和多变量模型评估的中国通货膨胀缺口持久性都显著较低。通货膨胀缺口受第一、二、三产业结构冲击减弱至0的时期分别为3、3、2个季度;第一产业的发展对通胀缺口持久性的短期冲击为正,第二、三产业的冲击为负;总体而言,第一和第二产业的发展弱化了通货膨胀缺口持久性,第一产业的作用更为显著,而第三产业则强化了通货膨胀缺口持久性。各产业结构变化对通货膨胀缺口持久性的冲击力度大小分别为第一、三、二产业。因此,治理通货膨胀必须考虑产业结构调整因素的影响。     

货币政策、消费品和投资品通货膨胀——基于金融加速器视角

本文建立一个包含消费品和投资品生产的两部门新凯恩斯DSGE模型,并且引入金融加速器以分析货币政策对消费品和投资品通货膨胀的影响机制,同时使用1999Q1至2015Q4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对模型进行贝叶斯估计。估计结果表明,两个部门的菲利普斯曲线都具有较高的价格粘性。外部融资溢价对两个部门企业投资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投资品部门的金融加速器效应更加明显。脉冲响应分析表明货币政策扩张时,投资品部门的产出和通胀膨胀上升幅度比消费品部门更大。理论模型的脉冲响应与VAR实证分析得到的经验事实相一致。金融摩擦导致的消费品和投资品部门需求结构的异质性是解释货币政策对两个部门影响差异的关键。数值模拟分析发现金融加速器机制主要改变货币政策对投资品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对消费品部门影响改变较小。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加总技术冲击、投资边际效率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是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     

通胀预期影响因素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基于SVAR模型的动态分析

通过构建SVAR模型,借助2005—2015年宏观经济季度数据,对影响通胀预期形成的主要因素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并据此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结果显示:通货膨胀预期形成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预期锚定;实际通胀率是影响通胀预期的重要因素,保持低而稳定的实际通胀率是关键;产出缺口对通胀预期的影响是一个由正向转为负向的过程,保持适度合理的产出缺口对稳定通胀预期具有重要作用;货币供应量变化对通胀预期具有时滞性,新增货币的精准使用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应当是需要特别重视的问题。     

次贷危机前后我国货币政策效应的比较分析

本文基于DSGE模型对次贷危机前后我国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在后危机时期,货币冲击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影响时滞明显缩短,其对实际产出的调控效应在减弱、对物价水平的影响程度在增强;与此同时,利率调整对我国实际产出的影响程度明显提高。     

全球产出缺口与中国的通胀变动:基于扩展的菲利普斯曲线研究

本文在考察全球产出缺口与国内通胀变动关系的基础上,应用扩展的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对影响我国通胀变动的国内外因素进行了经验研究,验证"全球产出缺口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计量结果表明,国内产出缺口、通货预期、原油价格和食品价格都是影响国内通胀变动的主要因素,贸易加权、进口加权、产出加权的全球产出缺口对国内通胀变动具有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还没有国内产出缺口高。对待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通胀变动,不仅要分析国内宏观经济均衡与波动周期,更要关注国际市场的外部冲击。     

中国经济波动的产出和通胀效应 ——基于供求冲击相关的SVAR模型分析

本文结合产出缺口-通胀形式的菲利普斯曲线（AS曲线）,构建了产出缺口和通 胀率的SVAR模型,并将识别结果同B-Q约束条件下的识别结果进行比较,以此来探究我国近 三十多年来宏观经济系统中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对产出和通胀动态的效应。主要得出以下结 论：第一,供求冲击之间高度相关;第二,需求冲击是我国通胀波动的决定性因素,并且存在 持久稳定的效应。第三,供给冲击是我国经济增长的绝对主导力量。第四,我国存在相对陡峭 的菲利普斯曲线（AS曲线）。第五,产出缺口与同比CPI对我国经济状况的拟合效果最好。     

银行体系、技术冲击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

本文运用新凯恩斯的DSGE模型研究金融效率、经济结构变化对技术冲击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印证了传统经济周期理论的核心观点,即技术进步不仅可以刺激产出、消费和投资,还可以降低社会总体价格水平,而金融中介效率、资本收入份额和折旧率的高低都不会影响技术冲击的传导路径。同时,本文的研究还显示,作为金融中介的银行体系效率越高,技术冲击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越小。该结论意味着,在当前阶段我国应着力提高国内金融体系的效率,以保证宏观经济的平稳健康运行。     

不同财政货币政策配合模式的宏观经济效应

本文以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为基础,假设存在价格粘性和产品市场垄断竞争,建立包含家庭部门、厂商部门、央行部门和财政部门的DSGE基本模型,考察封闭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不同配合模式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财政政策先制定的情形下社会福利损失最小;两大政策完全独立制定时,社会福利损失最大;一方政策先行制定的模式要优于两大政策完全统一制定的模式。同时,本文还就财政政策先行制定的模式,通过脉冲响应分析,研究了需求冲击、供给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对通货膨胀、产出缺口、利率、财政支出以及政府债务的影响,发现我国货币政策有强烈的通胀压力,政府债务冲击对产出的影响较深远。     

货币因素、供给冲击与中国通胀动态特征

本文将以货币供应量和汇率为代表的货币因素、供给因素以及需求因素引入菲利普斯曲线建立了新凯恩斯混合菲利普斯曲线,并利用1995年第1季度～2013年第2季度的数据来实证分析不同因素对于我国通货膨胀动态衍化的影响。研究表明：前瞻性预期与通货膨胀惯性对于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同时存在,但是前瞻性预期对于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较大;其次,货币供应量变动对于我国通货膨胀率影响具有最重要的作用,而代表需求因素的产出缺口以及代表供给冲击的原油价格对于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很小;最后,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对通货膨胀可以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但作用不大。     

货币超发是中国通货膨胀的根源吗?——基于DSGE模型不确定均衡解的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充分反映中国宏观经济结构和体制特征的DSGE模型,并用贝叶斯估计方法对模型进行了估计和分析。我们发现,中国宏观经济存在非确定均衡解,自我实现的通胀预期对中国通货膨胀和产出波动有显著的影响,逆向供给冲击是近年来中国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通过反事实模拟方法,我们发现近年来我国央行实施的实际货币政策基本符合最优货币政策,我们还估算中国货币增长长期目标的适度水平为18%左右,过高或过低的货币增长率都会加大消费和通货膨胀的波动,并降低社会的长期福利水平。     

企业效率异质性、金融摩擦的资源再分配机制与经济波动

本文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实证研究发现,相对于低效率企业而言,中国高效率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更紧。基于以上实证结果,本文利用一个具有金融摩擦和异质性效率厂商的DSGE模型,研究金融摩擦影响资源再分配的机制,以及金融摩擦通过资源再分配效应对产出和经济波动的影响。论文理论研究表明,金融摩擦会通过收紧高效率企业的融资约束而产生资源错配;外生技术冲击和金融冲击都会通过改变企业融资约束产生资源再分配效应,并放大整体经济波动。论文对模型的数值模拟也证实了金融摩擦的资源再分配效应,以及外生技术冲击和金融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     

产出缺口估计、泰勒规则检验及应用--基于中国1996Q4-2015Q1的实时和最终数据

本文首先基于1996Q4-2015Q1的数据估计了我国的实时和最终产出缺口,分析表明,这一时期我国的产出缺口经历了较大且持续的修正,我国的实时产出缺口和最终产出缺口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其次,利用估计的两类产出缺口对前瞻性泰勒规则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我国货币政策对实时产出缺口的变化做出了显著反应,对最终产出缺口的反应则不显著。最后,进一步的实证检验表明,实时和最终产出缺口在“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模型中也有不尽一致的表现,但无论是利用实时泰勒规则还是最终泰勒规则测度我国的货币政策立场都能够证实“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即宽松的货币政策立场将使银行倾向于承担更多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