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朱者赤:幸福的传染效应——基于CLDS 2014-2016的实证分析

研究他人幸福感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有助于更加全面地理解和评价公共政策的真实效果,如何有效识别幸福感人际传递的因果关系是分析幸福传染效应的核心问题。文章利用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以社区为参照单位讨论与检验了人际间的幸福传染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个人、家庭与社区层面的相关因素后,社区其他人的幸福感对个体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分别以社区其他人的父母教育程度以及受访时间和天气作为工具变量,并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2SLS）的结果依然支持“幸福会传染”的结论。此外,包括指标、样本和方法调整在内的稳健性检验仍显示结果一致可靠。从群体差异来看,幸福的传染效应更加明显地发生于农村、家庭收入较低,以及自身幸福感和社会资本处于中高水平的群体。幸福在人际间传染的主要渠道有两条：一是个体通过捕捉模仿或认知联想他人的情绪与行为来改变其精神健康与社会信任水平,进而影响其幸福状态;二是他人积极的情绪与反馈有助于社会网络的构建与发展,从而通过促进社会互助影响个体的幸福感。幸福传染效应的存在为完善政策与项目的全面评估、加强社会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促进正能量的传播等提供了参考与启示。     

社会资本、家庭收入与城镇居民幸福感:基于中国大样本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有关“幸福悖论”的研究逐渐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对于主观幸福感与收入水平的关系仍然存在广泛的争议.理论分析发现,主观幸福感的强弱是受到人口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采用具有代表性的中国城镇居民大样本微观调查数据(CGSS2013),基于有序Logit回归模型探讨了社会资本、家庭收入对城镇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家庭收入、健康水平与信任程度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3个主要因素,而现阶段影响我国城镇居民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为家庭收入水平;(2)性别、年龄、职业、健康、婚姻与政治面貌等个体因素均对城镇居民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3)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提升城镇居民的幸福感;(4)整体而言,未来需要从缩小社会收入差距、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完善城镇医疗保障等几个方面提升中国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迁移与幸福

文章结合2012年度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了迁移行为对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表明：相比于省内迁移，跨省迁移对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负面影响；同样，相比于家庭化迁移，孤身外出也会显著弱化农民工的主观幸福感。在加入其他解释变量、控制地区效应，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处理效应模型纠正选择性偏误后，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作用机制的分析表明，社会交往是迁移行为影响农民工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渠道，之所以跨省迁移、孤身外出的农民工主观幸福感偏低，很可能是因为面临着社会交往的困境，社会网络局限、社区参与不足。     

分手快乐?——离婚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

中国离婚率连年快速攀升引发了广泛关注，但鲜有文献定量评估离婚对个体主观福利的影响。文章首次采用追踪数据（CFPS）定量评估了离婚对个体主观福利的冲击及其动态演变，为理解中国居高不下的离婚率提供了一个新观察视角。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后，离婚对个体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短暂的负向冲击。按自评收入分为5个阶层，离婚当年人们遭受的幸福感损失，相当于从中等阶层下滑到最低阶层。离婚对幸福感不存在长期影响，离婚者与从未离婚者之间的幸福感落差在离婚3年后即基本消失；是否再婚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尽管男女、城乡、不同教育水平、有无子女等不同群组幸福感受离婚影响的程度存在差异，但均呈现出共同动态演变趋势。考虑到离婚个体在离婚前夕的幸福感水平，应该已经低于其他已婚者，那么离婚应该提升了他们的幸福感。离异者幸福感恢复迅速表明在遭受巨大打击后，其心理上表现出惊人的自我修复能力。中国离婚主观成本相对较低，或是离婚率高企的重要原因。应该审慎地看待离婚对幸福感没有长期影响的结论，该结论不应被视为支持乃至鼓励中国居民离婚的经验证据。本研究仅显示：一个离过婚的人，也可以像常人一样幸福快乐。     

美貌能带来幸福感吗?

作为一项稀缺资源，好的外表能够为个体带来多重溢价和福利。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考察了个体的外貌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影响幸福感的其他因素之后，个体的外貌对其幸福感依然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外貌更具吸引力的个体，其自评的生活满意度更高。外貌的这一影响在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和不同收入群组中均有所差异。同时，在该影响机制中，个体的经济状况扮演着中介渠道的角色。文章运用访员固定效应和工具变量估计控制了模型的内生性问题。     

住宅产权获取方式、住宅价值与城镇居民储蓄率

本文从预算约束效应和财富效应的角度探讨了不同的住宅产权获取方式、住宅价值的高低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机理,在相关研究假说的基础上,使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进行了计量检验。研究显示:市场化和非市场化的住宅产权获取方式分别与城镇家庭储蓄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和负相关关系,并且这一关系随着住宅价值的上升而增强,由于大多数家庭是通过市场化方式获取住宅产权,因此拥有住宅在总体上提高了中国城镇居民的储蓄率。另外,市场化和非市场化的住宅产权获取方式分别显著提高和降低了中青年家庭的储蓄水平,但对中老年家庭的储蓄率均没有显著影响。     

社会质量与居民幸福感——基于深圳与厦门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社会质量理论,从实证的角度探讨了社会质量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社会质量具体包含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四个维度。研究发现:这四个维度均对居民幸福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显著影响;相比个体特征和地区经济因素,社会质量因素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更为重要;地区经济增长没有带来居民幸福感的同步增长。建议政府将提升社会质量作为增进居民幸福感水平的重要政策目标,具体可从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四个方面制定相应政策。     

混淆的幸福:我国城市居民的幸福感与生活满意度

幸福感与生活满意度是两个非常相似且在实际研究中常常等同起来使用的概念。然而,虽然两者之间关系密切,但仍存在一定的差异。采用2006年的CGSS调查数据(该数据对幸福感与生活满意度均有单维度的测量),对我国城市居民的幸福感与生活满意度状况及其相应影响因素进行了解析。研究结果显示,个体的人口统计学因素、经济状况、健康状况、家庭关系、人际关系、社区满意度状况均与幸福感与生活满意度显著相关。但是,性别、出生队列、婚姻状况与政治面貌对两者的影响存在差异。     

户籍身份、示范效应与居民幸福感:来自上海和深圳社区的证据

基于上海和深圳市的社区入户调查数据,本文分析了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社区层面上的收入差距会产生较强的示范效应,有助于提高居民的幸福感。但是,这种示范效应存在着人际差异,在外来居民中,较低教育水平者获得更强的示范效应,在本地居民中,较高教育水平者获得更强的示范效应。本文将这一发现归因于城市内部高低端人才的互补性,以及户籍制度导致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对外来高教育水平者的进入壁垒。     

收入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 2012-2021年共6期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査(CGSS)数据,利用事前非参数法分解得到努力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从结构分解的研究视角揭示了收人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努力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存在正向作用。机会不平等产生负向影响,这一研究结论经相关稳健性检验后仍稳健可靠。本研究利用分组回归和双边随机前沿模型探析了这一影响效应在不同收人水平、不同区域以及不同年份的异质性特点。进一步地,本文构建起中介效应检验模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在机会不平等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作用路径中,社会平感发挥着不容忽视的部分中介效应。本文研究结论为提高我国居民幸福感水平、寻求“伊斯特林悖论”的破解之道提供了政策启示与建议。     

工作压力、婚姻与幸福感——对安吉外来农民工的调研分析

本文基于对安吉外来农民工的调查,分析了不同压力程度、婚姻状况对农民工幸福感的影响以及各幸福因子对总体幸福感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工作压力与总体幸福感显著负相关;已婚农民工幸福感高于未婚农民工,夫妻同时外出型与夫妻分居型的幸福感有显著差异;本文还发现,个体状况、收入状况、社会状况与总体幸福感显著正相关。     

个体-环境匹配视角的工作压力与幸福感研究

大多数压力的行为科学模型认为完整理解压力的结构和过程需要综合考虑个体及环境情形的特点。本文旨在探讨工作压力与个体差异变量对幸福感的作用关系。在对工作压力及其幸福感相关概念进行简单阐述后,本文从个体-环境匹配的角度切入,对环境因素与个体差异的匹配如何影响幸福感的过程进行阐述,并且对以环境-匹配为视角的工作压力、个体差异与幸福感的实证研究进行了分析与总结。     

沿海发达地区城乡居民幸福指数比较研究——基于宁波市鄞州区社情民意调查的实证检验

居民幸福指数是社会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态的"晴雨表",也是社会发展和民心向背的"风向标"。本文首先选取健康、婚姻、收入、教育、是否城镇居民等九个变量,采用有序变量的回归模型,分析对城市居民和村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收入差距、社会保障支出与农村居民幸福感

收入差距的日益恶化严重影响到了居民的幸福感,社会保障支出作为民生性支出,具有典型的福利性与公平性特征,其可能加剧或缓解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本文基于2010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CGSS）,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收入差距、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幸福感呈倒“U”型关系,低水平的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幸福感有积极影响,而较高的收入差距则会降低农村居民幸福感,且这一效应对农村低收入者幸福感的影响更大;社会保障支出不仅对农村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缓解了收入差距过大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带来的不利冲击。在采用工具变量法矫正内生性后,结论依然稳健。因此,我国政府理应将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区间,同时加大社会保障支出,从而使农村居民更幸福感。     

最低工资提升的劳动供给效应:一个基于自然实验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2005年和2006年之间中国各省市最低工资的提升作为一项自然实验,使用就业方程和工作时间方程控制个体异质性,应用“双重差分法”分析了最低工资提升的劳动供给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提升对女性就业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对男性周工作时间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随着最低工资提升幅度的逐渐增大,其对女性就业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对男性工作时间的正面影响也越来越大;当最低工资提升30％以上时,其对男性就业也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因此,为了保证最低工资在提高低技能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同时,不会对其劳动供给产生较大负面影响,最低工资提升应该是一个适度渐进的过程.     

基于幸福感视角下的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探讨——以温州市为例

幸福感是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幸福感的统一。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很多,社会养老保险是一种重要的收入分配手段,也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经济因素。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状况和幸福感水平要求构建科学合理的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以实现其正溢出效应。     

居民资产如何影响消费?——基于1998-2007中国城镇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1998-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收入与资产的宏观季度数据,利用向量误差纠正模型(VECM),对居民资产如何影响消费(即财富效应)进行了系统实证研究.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收入和资产之间存在唯一的长期协整关系;在这个系统内,短期内只有居民资产对系统均衡偏差具有误差纠正行为.我们还测量到,城镇居民资产的长期边际消费弹性为0.51;近年,人均居民资产每增加1元,人均消费支出将增加0.013元左右.从动态效应上看,居民资产对消费变动的影响是持续的,且贡献度越来越大.     

洛阳市“村改居”社区居民养老保障研究

本文分析了“村改居”社区居民养老保障问题的提出背景，探讨和研究了“村改居”后，洛阳市居民养老保障发生的变化以及引起的问题和解决途径。要完善“村改居”社区居民就业服务体系；积极落实政策，强化居民对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认识；加大支持力度，强化对多元养老模式的引导。     

中小企业青年员工主观幸福感调查研究

主观幸福感是个体的一种重要的态度,是指个体在自身所确定的标准的基础上对其整体生活质量的综合评价,反映了人们对生活总体的满意程度。对中小企业青年员工主观幸福感现状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中小企业青年员工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且在不同的人口统计学变量上存在差异。因此,中小企业应从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建立公平的薪酬福利制度等方面提升青年员工的主观幸福感。     

社会支持对90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述评

社会支持其对身心健康和其他情绪情感的影响日益受到重视,对主观幸福感和心理健康的影响也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社会支持在缓解个体心理压力。消除个体心理障碍。增进个体心理健康等方面有重要影响作用。90后大学生作为目前社会高度关注的群体和现代大学生的主力军,对其社会支持的研究,有助于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