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强县扩权和省管县体制的理性思考

现阶段，中国现行的市管县体制的很多弊端已经暴露，与此同时，强县扩权和省管县体制的条件正在不断成熟。推行强县扩权和省管县体制不仅存在着众多优势，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阻力，包括我国巨大的地区差异，省管县财政体制的实施使市级经济发展面临着巨大挑战，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以及权力重构和监督机制的困难等，因此现阶段要逐步缓慢地推进强县扩权和省管县体制。     

关于省管县财政体制的五点思考

省管县财政体制既不等于"县财省管",也不是单纯的"强县扩权"."浙江条件"是各地推行省管县的重要参照标准,但不能绝对化.省管县改革是城乡及市县之间财政利益的重新整合过程.辩证地看待和正确地处理市级财政既得利益得失事关省管县改革的进展与最终成效.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进行多方配套改革,而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     

市县联动统筹城乡发展——来自浙江省金华市的实践探索

一、省管县财政体制下市级政府统筹城乡发展的管理难题“省管县”是浙江自新中国成立后就一直实行的财政管理模式。1992年、1997年、2002年,浙江省三次实施经济强县扩权,将“省管县”体制由财政体制扩大到其他方面。2006年11月中旬,浙江省委、省政府决定将义乌市作为进一步扩大县级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改革试点,同意金华市将131项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下放给义乌市。     

行政区划体制与浙中地区的城市发展研究——以金华—义乌的相互关系为例

基于金华、义乌30年来经济成长的绩效定量比较,通过对金华和义乌关系的考察,主要分析了义乌市管县和省管县的体制选择及金华是否应对义乌进行行政兼并两方面问题。研究发现:①义乌的发展是权力不断供给、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行政区划体制)互相作用的过程,财政"省管县"体制以及强县扩权等体制改革为义乌崛起提供了强劲的外部动力;②省管县体制将是未来义乌继续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向,而金华兼并义乌不可取;③提高政府自主性,提高行政效率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对一般性的中等乃至更小规模的城市而言,激活其自主性和创造性才是关键。一般情况下,应选择保持相对独立的行政区划体制,并赋予各县级政区明确的职权和财权,"省县直辖"的体制将是今后中国一般性地区所应采取的行政区划体制。     

“强县扩权”——历史演义的必然结果

强县扩权一直成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一大重要措施。将某些经济性、管理性权力下放到更具主动性与灵活性的地方政府手中是实现市场体制完善、民生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以中华文化为背景,着眼于中国县制的历史沿革,发现“强县扩权”并非是一时的权益之策,而是中国社会前行的必然结果。     

扩权强镇是推进城镇化的必由之路——山西省孝义市推进城镇化的经验与启示

扩权强镇的实现要依托于权力下放,但并不是简单的将上级政府的权力下放给乡镇。改革的意义在于优化公共资源在基层政府的配置,增强乡镇发展的活力。山西省孝义市抓住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和扩权强县试点改革机遇,积极推进扩权强镇工作,促进了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为城镇化建设注入新的活力,但也遇到了一些问题。本文首先对扩权强镇的现实意义和与乡镇财政体制的关系做了探讨和分析。同时,探讨了扩权强镇与乡镇财政的关系。其次,基于调查研究客观介绍和分析了山西孝义市扩权强镇的做法、成效和存在的问题。再次,在借鉴浙江、安徽等地扩权强镇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快扩权强镇、推进城镇化步伐的对策建议。     

省管县改革对广东县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分析

与市管县体制相比,省管县体制使得县级政府获得了更大的财政自主权以及行政管理权,有利于县域财政收入的增长.广东省省管县优先进行行政管理权下放,随后进行财政直管,探索出一条适合省情的改革道路.在省管县改革之前,广东省县域经济发展落后于其他发达地区,并且省内县城经济发展不均衡.通过近两年来的省管县改革,广东省县级政府行政及财政自主权扩大,发展经济的积极性高涨,县域经济发展也开始提速,这说明省管县体制对广东县域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扩权强县”与县级财政解困绩效的实证研究——基于四川省2005～2015年的面板数据

通过"扩权强县"改革实现县级财政解困,政策设计的初衷是一方面通过简政放权直接提高县级财政自给率,另一方面通过发展县域经济产生间接财政增收效应。本文利用四川省2005~2015年的面板数据,在对"汶川地震""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等区域重大事件进行合理控制的基础上,通过优化双重差分法检验了"扩权强县"改革对县级财政解困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无论是从直接效应还是间接效应,"扩权强县"改革对县级财政解困并未产生明显促进作用。优化"扩权强县"改革应继续遵循"财权事权相匹配"原则,不断完善省以下财政分配关系,积极培育县域经济增长点,建立差异化目标分类考核机制,健全规范县级政府举债融资机制等。     

省直辖县(市)体制实现的路径及其影响

从制度环境的变化、双层架构的缺陷分析取消市管县(市)的必要性,总结了海南、重庆等地直辖县市的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对省辖县(市)的两个实现路径进行了探讨,一是从强县扩权、强农扩权走向省直管县(市),二是在多层次、多类型的基础上实现省直管县(市).重点对推行省直辖县(市)与整体行政区划体制关系、影响进行了理性分析.研究认为,有条件地适度"分省"是完善省直辖县(市)体制的必然选择,也是巩固省直辖成果的重要保障;对县辖政区而言,省直辖体制的实施将为推行"县下辖市"提供了体制基础.     

强县扩权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机理分析

城乡一体化发展成为时代命题,强县扩权可以成为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一条有效途径.强县扩权通过提高县级各部门积极性、提高县级政府决策效率、促进城乡之间要素合理流动、增加县域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优化县域空间结构而促进县域经济发展;通过改变城市发展定位、完善城市服务功能、激励弱县经济发展而促进城市经济调整.二者共同促使县域具有与城市等同的市场与法律地位,从而在长期达到市县之间竞争合作关系形成,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现阶段我国省级政权体制改革的思路

随着撤乡并镇、强县扩权及财政上"省直管县"等地方政权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省级政权体制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如何推进省级政权体制改革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在分析了学术界关于现阶段我国省级政权体制改革问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创新市制是现阶段我国省级政权体制改革的重点,跨省区域治理是我国省级政权体制改革的必由之路。     

“省管县”体制对不同等级行政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省管县＂作为一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措施以及经济和社会政策,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评估其经济效应对深化和推广省管县体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然而由于在省管县体制的实施中,不同区域主体的受益或受损并不相同,还需要差别化评价。基于此,从县、设区市、省三个层面重点考察＂省管县＂体制对经济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省管县＂体制的推行有效提升了区际统筹发展能力和财政利用针对性,客观上刺激了县级城市经济发展活力,并带动了区域经济发展;但是＂省管县＂体制在经济增长质量、中心城市功能强化、区际协调等方面也带来了一些弊端。为了更好地贯彻省管县体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配套政策,因地制宜地对不同政府层级、不同城市实施针对性举措。     

统筹城乡背景下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

城乡统筹是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发展县域经济的战略之举。发展县域经济,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统筹城乡产业发展,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加快体制、机制创新,实行强县扩权,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从而形成富有区域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的县域产业发展布局。     

江苏省实行『省管县』体制的现实思考

我国的行政区划调整频繁,一直处于亚稳定状态,最近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更是炙手可热的一个话题.浙江省在八十年代的"市管县"体制调整中独善其身,其"省管县"体制在造就浙江经济辉煌的过程中功不可没.目前,许多省份已经推行或计划推行"省管县"体制,作为开创"市管县"体制先河的江苏如何因应,值得引起思考.     

建设新型交通综合执法体制的探索

交通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重要环节,通过快速、便捷的运输方式,能有力实现物资要素在各区域内的流动。我国当前实行的分散交通执法体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欠发达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现已不适应现期高速发展的市场经济;随着交通系统＂大部制改革＂的推进、＂费改税＂、＂扩权强县＂等一系列新政的推行,现行交通执法体制的弊端日益显现,构建新形势下的综合执法体制已迫在眉睫。一、传统交通行政执法体制     

浙江强县扩权改革：义乌新增472项权限

作为浙江省第四轮强县扩权改革的唯一试点城市，472项原先只有地级市享有的权限近日扩大到义乌市。     

浙江省"省管县"财政体制分析

从1953年开始,一直到2004年,除"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一段时期以外,浙江省一直实行省管县财政体制。所谓省管县财政体制,即市(地)本级财政和县(市)财政一样都直接同省在体制上挂钩,市(地)一级不与所辖县(市)在财政体制上产生结算关系。省管县财政体制不是浙江的独创,不过像浙江这样从1953年以来一直坚持省管     

西部地区省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研究述评

“省管县”是顺应时代发展的管理体制改革.与省管县体制改革在我国西部地区的实践相呼应,理论界对西部地区省管县体制改革的研究逐渐取得进展,但总体上仍存在明显的滞后性.本文试图对西部地区省管县体制改革的现状与成就、问题与不足、发展与趋势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以期为西部地区省管县体制改革的后续研究和改革实践的进一步推进作理论上的铺垫.     

“放权”助县域经济“快跑”

2005年5月27日，对于吉林省各县(市)来说，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天，备受关注的扩权强县工作终于拉开帷幕。     

基层分权改革与农村社会公共品供给——基于DID方法的经验证据

分权能否提高下级政府对辖区居民公共品需求的响应度,本文以基层分权改革较为典型的浙江扩权改革为对象,利用其56个县市面板数据和DID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扩权改革对农村社会不同类型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扩权改革显著提高了硬公共品供给水平,对软公共品供给产生负面影响。扩权改革后,县市政府对农村社会软硬公共品供给偏好差异不仅与扩权改革所处的体制环境有关,与扩权本身改革策略也有一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