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的政府引导基金发展策略

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提出政府引导基金的发展策略:寻找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并投资,待到市场培育成熟之后逐渐退出市场,转而投资于新的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禀赋结构的变化,会导致产业结构、政府功能结构和最优创新结构改变,因此政府引导基金的发展策略应随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禀赋结构和生产结构的变迁而逐步调整,充分利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禀赋供给和生产结构,打破软硬基础设施和市场瓶颈,形成"有效市场"。该发展策略可能显著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增强政府引导基金发展的可持续性和提高金融系统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升级: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北大核心SSCI

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后,美欧等发达国家进入低增长、高失业率、金融市场高风险的新常态。我国的新常态则是从2014年开始,表现为经济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转型。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由于人均GDP相比发达国家仍然较低、产业升级潜力巨大,仍有十年到十五年保持8%增长的潜力。要使潜在增长变成现实,政府应该要用好政策,适时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完善各种配套设施,为民营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提供支持。     

金融发展、产业升级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本文在引入结构转型的内生增长理论框架下,重点考察了金融发展(包括金融深化和金融结构)对于产业升级促进作用的动态变化。研究发现,给定一国的发展阶段,不仅存在最优技术进步方式和最优产业结构,还存在一个对于金融深化程度的“最低要求”,低于这一临界值的国家将难以实现下一阶段的产业升级。另一方面,产业升级对金融深化程度的要求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经济发展呈现出先快速上升、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缓慢递减的特征。在资本积累相对有限的约束条件下,中等收入国家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模仿驱动转向创新驱动,需要首先实现金融深化程度的提升,并推动金融结构转型和制度完善,以实现对创新型产业的有效金融支持,否则很可能陷入“模仿陷阱”,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水平。本文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动态变化提供了理论基础,并揭示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产业升级、金融发展和制度完善“三位一体”的转型过程。     

基于经济学视角的企业理论研究述评

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经济学和管理学所关注的企业基本问题具有不同的涵义。经济学视角下的企业理论包括新古典企业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团队生产理论、资产专用性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等等。本文主要从经济学视角出发,选择"经典的"企业理论加以研究和探讨,旨在为其他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并购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中的并购理论在经理与股东们的利益没有分歧以及股票在股市中正确定价的理想情况下,研究并购发生的传统动机.这时期的企业并购理论假定：（1）经理们在利用资源效率方面是完全有效率的;（2）没有代理问题.经理与股东利益一致,在评估不同的利润流时完全履行股东的效用函数,所以企业的市场价值是最大化的.这要求市场对并购后企业的估价应超过市场对并购前双方公司的市场估价之和.     

金融抑制、经济结构扭曲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思考

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推行赶超战略的国家倾向于采用金融抑制政策以扶持工业部门、压制服务业部门,造成经济结构工业化的扭曲,而由于工业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偏低,这种结构扭曲致使其劳动收入份额不断走低。使用理论模型与基于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针对中国的研究发现,样本期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显著低于模型预测值,且缺口趋于扩大;中国严重的金融抑制与经济结构扭曲状况可以解释劳动收入份额约1/3的下偏。     

宏观经济学视角下经济增长理论和政策

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于劳动和资本的投入,以及生产技术的进步。其中资本是通过政府和消费者的储蓄以及投资进行积累的,一国储蓄率水平与一国长期水平的人均产出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相反人口增长率对长期水平的人均产出具有反向的作用。宏观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产出的增长核算主要取决于不同生产要素的增加,其中主要包括资本、劳动的投入和积累。     

新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评述——基于无形资产经营视角

20世纪80年代中期掀起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更加关注知识外溢、研究与开发、创新等无形资产投资所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问题.为了探讨无形资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我们在梳理文献的过程中分析了资本投资的外部性、产品创新、人力资本、企业家精神等内生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指出了无形资产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新经济增长理论论证了知识...     

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研究——基于教育发展结构的视角

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定量考察了1991~2014年中国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教育发展质量提升和数量扩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表明：中国高等教育、基础教育发展的数量和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都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质量和数量、基础教育的数量都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但基础教育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够显著;在几种教育发展变量中,高等教育发展的数量扩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最大,达到32%,其次是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的质量,而基础教育发展的数量规模以及科技创新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弱,仅为1%左右。     

论新增长理论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西方新增长理论 ,又称为内生增长理论 ,是在 2 0世纪年代 ,以罗默 (PualM .Romer,1 986)和卢卡斯 (RobertE .Lucas,Jr.1 988)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 ,在对新古典理论重新思考的基础上 ,得出一种共同的基本结论 ,即经济增长是经济系统内生因素作用的结果 ,而不是外部力量推动的结果。一方面内生的技术创新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源泉 ,而劳动分工程度和专业化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是决定技术创新水平高低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 ,政府实施的某些经济决策对一国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正是实施三步走战略的关键阶段。充分认识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现实状况 ,保证经济长期、快速、健康地增长最主要是着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因此 ,借鉴西方的新增长理论 ,加强政府在推进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合理调整产业结构等方面作用 ,对于确保中国小康目标的实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政策性科技金融的新结构经济学分析

实现政策性科技金融的高质量发展,需要首先厘清基本的理论问题。文章在对政策性科技金融理论范畴进行创新性诠释和界定的基础上,基于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主要从其新结构创新理论、新结构公共经济理论和新结构金融理论等层面,分析了政策性科技金融发展的基本理论依据及其指导性意义。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研究——基于新福利经济学的视角

本文基于新福利经济学的视角,通过结合使用SBM方向函数、空间面板回归以及QAP分析等研究方法,探究了2013—2021年我国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发展动力和空间不平衡性,并提出我国社会价值判断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路径。研究结论表明,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利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促进实体经济繁荣;经济高质量发展、良好的内外部投资环境和稳步增长的金融科技水平是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而不当的政府干预和数字使用鸿沟则起了阻碍作用;在地区发展平衡性方面,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和政府干预力度的差异是造成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空间不平衡的主要因素,金融开放程度、三级数字鸿沟以及市场与投资环境的地区差异则是次要因素。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理念趋近于乘法型社会福利函数,为进一步释放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红利,应在充分激活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动能的基础上,兼顾地区发展平衡性,优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路径。     

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促进信阳市经济转型升级的建议

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度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探讨信阳市的禀赋结构及产业发展状况发现,虽然近年来信阳市的经济发展逐步向好,但在禀赋结构与经济发展的融合、产业互补及制度保障等方面还有待提升。信阳市应充分认识自身禀赋结构的优劣势,针对不同产业制定相异的产业发展规划;政府要因势利导,提供制度和政策保障;要注重教育文化发展,提升城市软实力,进一步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新供给经济增长理论: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表现的解读与展望

现实情况下,潜在经济增长率由恢复性增长因素、学习性增长因素和领先性增长因素混合构成。潜在增长率的实际实现率由软性制度、强制制度和契约制度三层制度因素决定。改革开放的目标就是通过适当的制度变迁和制度供给,提高潜在经济增长率和提高潜在增长率的实际实现率。本文提出新供给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在于侧重供给侧的制度供给,从供给侧研究供求均衡问题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并以此测算了中国经济未来的潜在增长率。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正是因为实施了解放供给约束、推动供给创新的制度变迁。如果未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进一步释放以企业为主体的供给侧活力,以制度供给进一步创造制度红利,将人口红利升级为智力红利,中国的经济就能从学习型进步提升到领先型进步,就能为人类文明与科技进步继续做出贡献,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结构与效率

二元结构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具有类似AK模型的内生增长特征,在非边际收益递减的投资驱动下进行持久的资本深化。由于经济增长速度部门分布的离散性是与总体经济增长速度正向相关的,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必然伴随着各经济部门的非平衡增长。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的能源效率显著改进,其服务业与非服务业的生产过程在能源使用密集方面是无差异的。     

经济增长、创新发展与共同富裕

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而经济增长不能只依靠要素投入的低水平扩张,需要创新,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尤其需要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林毅夫教授的此篇主旨演讲,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剖析了我国经济增长目标、如何更好地实现经济增长以及共同富裕等问题。林教授认为,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最好途径,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时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就会有最低的生产成本,并且在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竞争优势,这样不仅可以在初次分配时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而且能够给政府更大的空间进行二次分配。本期刊发此文,以飨读者。     

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的技术性、产业性特征不断强化,其市场结构的变化内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为现代经济学的支撑理论,结构经济对市场发展的促进作用极大。发展经济学从理论框架上不但具有古典经济学的结构特征,还具有新结构经济学的市场洞察力。基于此,本文将结合新结构经济学,深入探讨重构发展经济学框架等相关问题。     

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机理分析——对宏观经济学教学中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完善

本文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展开分析,得出在技术进步条件下的经济增长过程中,通过市场机制的调节,由于技术进步创造出的效率工人会由技术进步所增加的人均储蓄提供的新增资本来装备,最终实现长期稳定增长状态。只要有一个不变的技术进步率（g为常数）,稳态条件下的人均产量增长率将按照技术进步率提高。考虑技术进步变动因素的新古典模型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储蓄率既定的长期,人均产出或者生活水平仍然能够持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