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投资区位的决定因素——基于“亚非拉”国家的经验研究

本文以56个亚非拉国家为样本,通过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方程,分别从东道国市场规模和经济增长、东道国基础设施和资源、东道国治理基础3个层面分析其对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东道国市场规模、经济增长速度、能源消耗、劳动力资源、市场法治程度、政府效率和双边贸易关系与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投资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是影响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投资区位的重要决定因素。而东道国基础设施情况对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缺乏显著性。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企业异质性理论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企业异质性理论为研究框架,利用2003-2007年中国企业层面数据,探讨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扩展边际,并对企业OFDI区位选择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中国企业OFDI行为中存在自我选择效应,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能够促进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同时,企业生产率越高,其所投资的东道国个数越多;一国市场规模越大、生产成本越低或者贸易成本越高,其生产率阈值越低,能够吸引更多中国企业对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用引力模型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本文选取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 32个国家 (地区 )为样本 ,把这些样本国的经济规模、人均国民收入与中国的地理距离等变量纳入引力模型 ,分析国家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流量与经济变量之间存在的相关关系 ,并揭示国际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规律。结果表明 ,投资国与东道国的经济规模总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及双边贸易量与两国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流量呈正相关 ,投资国与东道国的经济规模和经济水平越相似 ,两国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流量越大。这一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际直接投资水平流动的趋势。投资国与东道国的距离与国际直接流量和区位分布呈显著负相关 ,这表明地理位置是影响国际直接投资流向和分布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引力模型求出样本国家与中国国际直接投资的引力系数 ,并用引力系数就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进行分析。     

制度差异、文化距离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

文章运用2004~2008年我国1852家有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东道国制度、文化及其差异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经过检验主要有以下发现:东道国政治越稳定、腐败控制越好、政府效率越高以及法制质量越好,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越低;法制和腐败控制的差异越大,我国企业投资高收入国家的风险越低;政府效率差异越大,我国企业投资中低收入国家的风险越高;东道国的保守和阶层观念增加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而自我意识和平等意识降低了我国企业投资的风险;双边文化距离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呈现"U"型趋势。     

制度差异、文化距离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运用2004～2008年我国1852家有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东道国制度、文化及其差异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经过检验主要有以下发现：东道国政治越稳定、腐败控制越好、政府效率越高以及法制质量越好,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越低;法制和腐败控制的差异越大,我国企业投资高收入国家的风险越低;政府效率差异越大,我国企业投资中低收入国家的风险越高;东道国的保守和阶层观念增加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风险,而自我意识和平等意识降低了我国企业投资的风险;双边文化距离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风险呈现“u”型趋势。     

信息通路对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

目前,我国针对"一带一路"新兴市场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的研究尚不完善。基于此,文章从企业获取有关投资信息的角度出发,提出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区位选择受企业获取与投资相关信息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投资区位选择不仅受东道国资源、市场影响,通畅的信息通路也有利于加强企业对东道国的了解,对企业区位选择具有重要作用。     

中国OFDI影响因素的实证——与出口的比较分析

与大规模的出口和FDI的吸收相比,中国OFDI还处于较低水平。文章基于企业对外出口与直接投资的模型分析,考察东道国生产的固定成本、工资水平、市场规模以及跨国间贸易成本和企业生产率等多种因素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采用中国与29个国家(地区)2005-2011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这些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企业要实现对外特别是对发达国家较大规模的直接投资,还尚待时日,企业应该在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推进生产技术进步、提高产品生产结构等方面做出努力,政府需要在构建与东道国良好的投资环境等方面对企业走出去加以支持。     

行业要素结构与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研究

文章通过对2003～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商务部公布的《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的企业信息进行匹配,实证结果发现:行业的资本密集度越高,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越大;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要高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行业资本密集度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效应在分行业检验以及稳健性检验之后具有一致性;行业的资本密集度对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主要是通过提高企业的资本密集度实现的。全样本回归结果还显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越高、资本密集度越高、利润率越高、规模越大、年龄越大且具有出口经验,所在行业的外资占比则越低、集中度越高,对外投资概率也越大。     

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文章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新特点及其成因出发,分析了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东道国环境因素。文章在对非洲国家、拉美国家、欧美发达国家、韩国及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典型案例进行剖析的基础上指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投资动机和东道国环境。因此,必须准确定位投资类型,加强事前研究并接受适当的前期辅导,以便进行风险预判,防范可能遭遇的投资风险。     

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成的背景下,利用2005-2008年我国对东盟十国投资的面板数据,运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对我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并与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结果显示,我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与东道国GDP、东道国通信基础设施环境呈正相关,同我国对东道国出口、东道国货币汇率和东道国失业率呈负相关。这说明我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主要以市场导向型为主,市场规模以及投资环境的稳定性是决定我国对其投资的主要原因。     

出口还是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走出去”影响因素研究

通过建立一个企业的出口与投资决策模型,文章研究了企业出口与投资选择的影响因素,并采用2003～2008年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别数据,对影响制造业对外投资倾向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的相对高工资水平是制约我国制造业对其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而贸易成本的降低使得国内企业更倾向于出口而不是对外直接投资。文章的结果同时显示,东道国的实际收入水平与研发水平对企业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并不显著,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并没有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本文认为,在缺乏其他特定竞争优势的条件下,促进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还需要更多政策层面的支持。     

东道国区位优势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性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数据广义矩估计分析

本文使用2003～2007年中国与74个东道国的数据,采用GMM方法进行动态面板数据分析,考察了对东道国区位优势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相关性。经验研究发现:东道国市场规模和资源禀赋是决定现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密切的贸易联系也会显著地促进中国的投资,然而东道国良好的制度建设却会产生抑制作用,此外东道国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较高的技术水平也不会显著地引起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变化。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上的新思路

产业选择与区位选择直接关系到境外直接投资主体的市场绩效。然而,在现有的对外直接投资研究问题上,我国学者割裂了产业和区位的内在联系,单独研究产业问题或区位问题,因而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缺乏指导意义。文章提出了在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上的新思路,即把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和区位选择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种研究对于提高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优化我国产业结构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积圾应对经济全球化趋势,主动参与国际分工,利用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规避国外贸易壁垒的积极举措.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于1979年改革开放初期,经过20多年的探索与发展,已逐步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在快速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是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因为区位选择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对外投资的成败.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国别差异的视角

本文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东道国划分为经济发达国家、资源丰裕类国家、新兴经济体及其他不包含资源丰裕类的发展中国家等3类,在使用2003²011年面板数据的基础上利用引力模型分析了我国O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国别差异。研究表明,影响我国OFDI对资源丰裕类国家区位选择的因素除了双边的经济总量以外,我国与东道国之间经贸往来的稳定性也是决定我国投资于资源丰裕类国家的重要因素;我国对经济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是以突破与规避贸易壁垒以及开拓新市场为主要目的,运输成本、东道国技术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影响我国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因素为东道国的投资自由程度及对外开放水平。     

文化距离、海外华人网络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本文利用企业层面对外直接投资项目面板数据,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了文化距离与东道国华人网络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区位选择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东道国与中国文化距离的增加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东道国华人网络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文章最后对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进行了讨论。     

不确定性、企业出口与直接投资的选择:来自中国企业的理论和证据

文章主要探讨市场需求不确定性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的选择。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国外市场需求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与直接投资选择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东道国市场需求不确定性越大,企业从出口转换为直接投资的时间越长。基于此,文章用中国企业数据进行检验,检验结论为:第一,在目的国出口经验越长,企业在该国直接投资的可能性越大。第二,在市场需求不确定性越大的国家,企业直接投资之前需要的出口经验越长。第三,在制度不确定性越大的国家,制度依赖密集型企业需要的出口经验越长;此外,进口经验也提升了企业在进口国直接投资的概率。第四,将加工贸易作为"安慰剂"和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作为"拟自然实验"对影响机制进行检验发现,出口经验的影响机制确实存在,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降低了东道国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缩短了企业直接投资之前的出口时间。     

东道国文化环境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行为的影响

本文认为,东道国文化环境因素在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时的作用越来越大,尤其是对跨国公司的投资区位和投资进入模式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东道国与跨国公司母国间的文化差距越小,跨国公司在当地投资的风险相对越小。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同样必须对东道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予以足够的重视。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国别差异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东道国划分为经济发达国家、资源丰裕类国家、新兴经济体及其他不包含资源丰裕类的发展中国家等3类,在使用2003～2011年面板数据的基础上利用引力模型分析了我国O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国别差异。研究表明,影响我国OFDI对资源丰裕类国家区位选择的因素除了双边的经济总量以外,我国与东道国之间经贸往来的稳定性也是决定我国投资于资源丰裕类国家的重要因素;我国对经济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是以突破与规避贸易壁垒以及开拓新市场为主要目的,运输成本、东道国技术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影响我国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因素为东道国的投资自由程度及对外开放水平。     

东道国制度视角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海外并购为例,检验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东道国法制化程度促进了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但东道国民主化程度阻碍了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根据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本文将总体样本分成四个子样本。研究进一步发现,东道国法制化程度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具有普遍使用性,但东道国民主化程度阻碍了我国民营企业以及流入自然资源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