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监督、股权激励与股权代理成本

基于股权代理成本角度,采用2010年中国沪深两市发行A股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截面数据,并运用最小二乘法和logistic二元逻辑回归模型,研究了外部监督、股权激励与股权代理成本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股权代理成本高的公司更加倾向于寻求有效的外部监督,聘请高质量的会计师事务所;股权激励并不能起到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作用,反而会提高股权代理成本;股权激励会提高公司对外部审计质量的要求。     

创业板财务特征、代理成本与股权激励水平

本文以创业板为基础,从创业板与主板、中小板的财务特征、代理成本差异角度分析其对股权激励水平的影响.本文以2010年初到2013年6月底创业板的数据为基础,以提出股权激励计划并实施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公司的财务特征、代理成本两者分别对股权激励水平的影响,以及两者对股权激励水平的综合影响.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创业板公司应采用多种股权激励模式、保持合理的股权集中度等建议.     

股权激励为何在中国实施维艰:代理成本理论解释与上市公司数据验证

股权激励为何在中国实施维艰?基于代理成本理论和上市公司的数据,本文研究表明,第一类和第二类股权代理成本显著高的公司,愿意选择股权激励计划缓解股东与经理人的冲突,但债务约束的广泛存在,限制了其对该项制度的选择,特别是对股权激励计划具有强烈需求和实施意愿的民营企业而言,债务的约束力更强。本文的研究体现了债务代理成本在我国企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并对我国股权激励实施现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股权激励、代理成本与企业绩效——基于双重委托代理问题的分析框架

针对双重委托代理问题,本文构建了"股权激励-代理成本-企业绩效"的中介效应模型,将三者纳入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并运用2006-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代理成本的影响,以及代理成本在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关系中所起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股权激励能显著地提升企业绩效并能有效地抑制第一类代理成本,但对第二类代理问题的治理效应并不显著;第一类代理成本在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即股权激励是通过抑制第一类代理成本的作用路径间接地对企业绩效产生促进效应,而第二类代理成本的中介作用并未显现。     

效率工资、股权特征与代理成本

本文研究表明,第一种效率工资对代理成本下降具有显著影响,第二、三种效率工资对代理成本下降没有影响。究其原因,与经济特征效率工资、治理机制效率工资、第三种效率工资对代理成本的影响不同有关。从股权特征来看,国有股东、负债融资增加代理成本,而大股东持股比例增加则降低代理成本。从股权特征与效率工资交互作用来看,经济特征效率工资、第一种效率工资与股权特征的监管水平在一定条件下存在替代关系。此外,效率工资和股权特征对公司绩效影响与对代理成本的影响总体一致,但也存在一些差异。     

金融发展、两类股权代理成本与过度投资

针对上市公司产能过剩和过度投资等非效率投资的问题,本文在金融发展的制度背景下,以我国2007—2011年的A股股权分置改革后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两类股权代理成本与公司过度投资的关系。研究发现,两类股权代理成本与公司过度投资呈正相关关系,金融发展能减弱第一类股权代理成本与公司过度投资的正相关关系。本文丰富了金融发展与公司非效率投资的文献,有助于理解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的互动关系。     

股权类激励方案成本的因素分析

股权激励作为调整企业经营者和所有者之间利益关系的重要手段 ,其方案的制订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认清这些因素如何作用于股权类激励方案成本 ,是降低代理成本的关键。     

股权性质、代理成本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目前,企业社会责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随着相关政策的出台,近年来,许多企业开始披露独立的社会责任报告。文章选取201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披露的独立社会责任报告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代理成本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代理成本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负相关,在进一步把样本公司分成国有企业组与非国有企业组进行检验后,发现在国有企业中代理成本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为显著。     

股权结构对股权代理成本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股权代理成本可细分为两种:一是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利益矛盾而引起第一类股权代理成本;二是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引起的第二类股权代理成本。在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基础之上,本文建立了两个回归模型来分别检验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对两类股权代理成本的影响,并提出通过调整和完善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来降低其股权代理成本的建议。     

国营企业股权激励问题研究

随着中国加入WTO,企业面临着更多更激烈的竞争,特别是人才的竞争,谁拥有并利用好人才,谁就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战胜对手。然而,历史遗留下来的产权不清的问题,使中国企业难以建立＂产权清晰、权责分明、管理科学、自负盈亏＂的现代企业制度,因而使企业效益低下,失去活力,甚至会使企业资产和人才不断流失。进行加强国有企业股权激励理论研究,并为实际操作和执行提供有效可行的解决思路和方案;另一方面,研究工作是以目前国有企业对经理人激励存在缺陷为入手点,以提高国有企业在吸引人才和留住人才方面的竞争力。该研究是国有企业经理人激励制度的一次深化,也是将其理念推广应用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一次尝试。     

股权激励、股权结构与公司业绩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公司治理视角

运用我国上市公司2008年第3季度季报的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及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对其业绩与股权激励之间的关系、股权结构对二者关系的影响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公司业绩与股权激励比率呈明显正相关关系,但不同的股权激励类型与公司业绩之间的敏感程度不同。此外,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业绩与股权激励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影响,而第一大股东的控制力对公司业绩与股权激励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影响。     

何种内部治理机制影响了公司权益代理成本--大股东与董事会治理效率的比较

文章采用相对管理费用作为权益代理成本的代理变量,以1999~2002年上市公司为对象,检验了两种核心的内部治理机制———大股东和董事会对公司经营者代理问题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会独立性在国家控股公司与非国家控股公司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对公司权益代理成本几乎没有影响;相反,终极控股权性质对权益代理成本产生了显著影响,即无论是否考虑董事会独立性的影响,国家控股公司的代理成本显著高于非国家控股公司;并且,在国家控股公司中,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公司权益代理成本越高。此外,文章还发现,国家控股方式影响了公司权益代理成本,国资部门控股公司代理成本显著高于其他的国家控股公司。     

代理成本、管理层持股与审计质量

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导致了股东和管理层之间严重的代理冲突。上市公司降低代理冲突的主要途径是激励与监督,其中,管理层持股和审计分别是内部激励和外部监督的重要方式。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和审计费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审计质量。文章基于代理成本的角度,采用2005-2009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Logistic二元逻辑回归模型和稳健最小二乘法研究了代理成本、管理层持股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代理成本高的公司会寻求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倾向于聘请大规模的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层持股能起到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作用,减少代理冲突,从而降低公司对外部审计质量的需求。     

跨国公司产权归属问题的一种新解释

本文从企业存在的两种形态－－物质形态和价值形态出发，将跨国公司的产权划分为直接产权与间接产权，二者都有物质与价值之分。直接产权的主体是公司的经营管理者或公司的投资者；公司的间接产权包括个体间接产权和国家间接产权，其主体分别是公司内部或公司投资组织内部的职工、公司所在地或投资者所在的国家；跨国公司的不同产权之间是一种既统一又分离的关系，公司直接物质产权与直接价值产权完全分离为跨国公司的形成提供了可能，子公司的个体间接物质产权与个体间接价值产权、子公司的国家间接物质产权与国家间接价值产权同时分离是跨国公司的经营范围超出国界的产权原因。     

家族企业高管薪酬机制对代理成本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338家上市家族企业2006年的数据,研究高管人员薪酬机制对上市家族企业代理成本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1)高管人员薪酬机制对降低上市家族企业代理成本有显著作用;(2)高管人员家族化背景对薪酬机制效果有负向调节效应,职业经理人薪酬机制的效果比家族管理者更明显;(3)家族自利倾向对薪酬机制效果也有负向调节效应,家族自利倾向越明显,薪酬机制的效果越差。     

大股东利益侵占对股权激励实施效应的影响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3—2007年的面板数据,对大股东利益侵占与股权激励实施效应之间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发现：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占将损害股权激励实施效应,对上市公司业绩带来负向影响;内部人控制问题送一步加重了大股东侵占的代理成本,对股权激励实施效应带来负向影响。这也说明,集中的股权结构下,股权激励在解决现代企业委托代理问题上无显著效果。     

高新技术企业股权激励对自主创新的影响

以2006—2015年中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Logit模型,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法对样本进行匹配,研究了中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对其自主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高新技术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对企业的自主创新具有促进作用;相比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实行股权激励对企业自主创新的促进效果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