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人口结构变化与中国高储蓄

本文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出发点,并运用中国1989—200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经济增长、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以及它们的交互作用对中国储蓄率的影响。我们通过不同的识别方式和各种计量方法实证检验发现:市场经济转型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与人口政策转变带来的抚养系数下降导致中国储蓄率不断上升,经济增长对储蓄率上升的贡献随着适龄劳动人口数量的增加而被强化,但会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而被弱化。在使用了不同的识别方法与计量技术并控制了其他潜在影响中国储蓄率的各种因素后,我们的结果基本稳健。     

中国居民储蓄率真的过高吗?——事实与原因的综述

长期以来,国际上对中国高储蓄率问题的抨击提醒我们认清中国储蓄率特征事实的重要性。不同的计量方法下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差异表明研究成果只有在使用同样的定义、同样的度量方法和类似数据来源的情况下才具有可比性。在对中国储蓄率特征事实和原因的分析中,高经济增长率、人口结构因素、预防性储蓄动机一直是讨论的热点,随着资金流量表数据的丰富,储蓄结构也受到了学界的关注。而实证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提醒我们不能轻易对中国储蓄率是否过高下判断。     

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影响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家庭的数据

本文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基于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CHIP)1988、1995、2002和2007年的调查数据,利用混合截面和虚拟面板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城镇和农村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呈现显著差异。农村家庭储蓄率随着老龄人口比重的上升而下降,但城镇家庭储蓄率却随着老龄人口比重的上升而上升。根据理论模型,本文发现城乡二元养老保险制度可以解释上述结论。考虑到中国也进入了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将进入城镇,同时农村的养老保险制度不断完善,我们认为人口老龄化本身不会降低居民储蓄率。     

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高储蓄率问题研究

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一直同高储蓄率相伴生的,传统观点支持直接鼓励消费,降低储蓄。尽管中国经济增长在最终要走到依靠消费拉动的增长模式上来,但在这之前如何看待高储蓄率与经济持续增长的关系仍显得十分重要,因为较高储蓄率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在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下有不同的表现,我们需要透过高储蓄率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来全面地看待其影响,并就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高储蓄率问题研究

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一直同高储蓄率相伴生的,传统观点支持直接鼓励消费,降低储蓄.尽管中国经济增长在最终要走到依靠消费拉动的增长模式上来,但在这之前如何看待高储蓄率与经济持续增长的关系仍显得十分重要,因为较高储蓄率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在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下有不同的表现,我们需要透过高储蓄率的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来全面地看待其影响,并就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亚洲国家(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储蓄率的影响研究——基于HW模型对中国“第二人口红利”的分析

笔者在对HW模型进行修正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亚洲国家(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储蓄率的影响,计量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于储蓄率的负面效应将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而越来越严重;少儿人口比例的下降对于近年亚洲国家(地区)的储蓄率上升做出了贡献;把滞后储蓄看成内生或外生变量对方程影响较小,而在工具变量的选择中实际利率这一变量的添加与否对方程结果影响较大。人口老龄化时期要延续"人口红利"效应需要吸引更多积累财富进入养老保障体系以实现资本的保值增值,而不是依靠储蓄率上升使资本在代际之间转移。     

经济增长、社会保障和储蓄的互动性关系研究

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以及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方法,对经济增长、社会保障和储蓄的互动性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看,经济增长对社会保障有巨大的影响,但影响的方向存在不确定性,同时,经济增长也会促使储蓄率的上升。社会保障对储蓄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当社会保障转移收入提高,储蓄率也有相应增长,而储蓄率的上升并没有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此外,向量误差模型也表明经济增长、社会保障和国民储蓄率都受到自身滞后期的影响。     

人口年龄结构、工资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1995—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由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带来的人口抚养负担对经济增长产生的阻力能否由工资的正向调节配置而发生逆转呢?就此问题,利用中国1995—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以及多种识别策略实证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与工资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着重探讨了工资上涨对人口年龄结构和区域经济增长的调节效应及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政策引致的总抚养比迅速下降有利于中国区域经济的增长,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与工资的交互效应显著为正,说明总人口负担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随着工资的上涨而被弱化,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随着工资的上涨而被强化。合理的工资上涨不仅能有效调节家庭资产配置、减轻社会人口抚养负担、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而且能够通过影响社会储蓄和消费影响作用于经济增长。     

劳动要素报酬、人口结构与中国居民储蓄

以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为出发点,分析劳动要素报酬、人口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并运用中国1978～2009年的数据对劳动要素报酬、老人赡养比、儿童抚养比与中国居民储蓄率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市场经济转型以来的劳动要素报酬高速增长、老人赡养比上升以及儿童抚养比的下降导致中国储蓄率不断升高,在此基础上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我国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分析

本文根据生命周期假说和家庭储蓄需求假说,建立了动态面板回归模型,用以分析近年来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并分析了其他影响因素:我国居民储蓄率受惯性影响较大,因此,在短时间内,储蓄率应该不会产生较大的变化;其次它还受到少儿抚养比变化的影响,而由于我国当前的计划生育政策,可能会导致抚养比持续下降,那么这就会带来储蓄率的持续上升;同时老年抚养比的上升也会进一步提高居民储蓄率;最后经济增长率的变化对居民储蓄率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如果不存在剧烈经济波动,居民储蓄率就不会产生大的变化或者趋势性改变.     

经济学术会议信息

<正>"人口红利与社会经济发展"研讨会征文启事中国过去30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伴随着快速的人口转变。这一转变表现为生育率的显著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高等特点,通过充足劳动力供给、不断提升的人力资本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随着人口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下降并预计在2013年停止增长,人口抚养比相应不     

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决定因素——基于1995-2005年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

文章运用1995-2005年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研究了城镇与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决定因素,并检验了凯恩斯绝对收入理论与永久收入假说(生命周期理论)对中国的适应性。计量结果表明:城镇样本较好地支持了永久收入假说(生命周期理论),农村样本则较好地支持了凯恩斯理论。长期收入增长率是居民储蓄率的基本决定因素,高增长是高储蓄的主要原因。另外,居民储蓄的行为模式、人口年龄结构、社会保障制度、不确定性、信贷约束以及地区差异都是居民储蓄率的重要决定因素,但这些因素对城镇与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中国“人口红利”在消失吗?--基于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结构变化的实证分析

以“人口红利”理论为基础,探讨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效应在不同方面的影响。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抚养负担比降低,对中国储蓄水平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同时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抚养比的变动,也对劳动力投入产出造成影响,抚养比与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上述结果都在不同程度上显示出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     

中国消费和储蓄的国际比较分析——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经验研究

本文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使用世界银行的WDI数据集,分析了储蓄率的决定因素,认为消费习惯、人均收入、政府支出、人口抚养比和GDP增长率是决定储蓄率最重要的因素。通过以上几个因素的国际比较,我们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和高经济增长是中国高储蓄率的主要原因,政府支出是影响消费和储蓄最重要的政策变量之一。通过改进政府支出的规模和组成可以有效促进消费,扩大内需。     

中国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再生产模式经历了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人口转变过程。这一人口转变过程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有利发展契机,即人口红利主要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人力资本三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只有从这三方面对人口红利问题进行全面考察,才能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出科学合理的政策建议。利用"刘易斯拐点"概念来简单判断我国劳动力供给总体状况及变化趋势,或片面强调由劳动人口增长快于消费人口所形成的第一人口红利,都是偏颇的,而由此得出的结论也不能成为调整人口政策的依据。     

多维人口结构变动的交互经济影响——基于老龄化、城镇化和市民化视角的考察

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 城乡结构城镇化与户籍结构市民化是中国人口结构变动的三大趋势特征, 并将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多重冲击与交互影响. 考察人口多个维度结构变动对经济的综合影响, 对更好地把握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人口经济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本文基于2001—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这种交互影响进行了考察. 结果表明, 人口老龄化、城镇化和市民化趋势会对经济增长分别产生负面、 正向以及U型影响. 从交互影响看, 随着人口城镇化与市民化进程的推进, 将有效缓解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 而老龄化程度的加剧会弱化城镇化与市民化对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 市民化则有助于改善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 这表明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 尽早以市民化助推城镇化是实现经济较快增长的有效途径.     

中国与印度人口转变的经济效应——基于1960-2010年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

使用19个亚洲国家、1960-2010年的面板数据,比较了印度和中国人口转变的过程及所带来的经济增长,预测了中印两国人口发展趋势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样本期内,中国人口转变因素解释了人均GDP增长的35.3%,而印度为29.1%,态势上,印度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平稳上升;而中国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高点之后开始下降;未来发展趋势上,中国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会在本世纪30年代变为负数;而印度在2050年前一直维持较大的正值。     

刘易斯转折点、二次人口红利 与经济持续增长研究

本文从人力资本、储蓄与投资、制度创新三个层面研究了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与经济持续增长的关系。通过改进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索洛增长模型,对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运用系统GMM 估计方法对实现二次人口红利的影响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验证。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并不必然导致经济衰退;人力资本、储蓄率对经济增长有正面影响;初始人均GDP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说明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出现条件收敛;人口增长率、劳动参与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十分显著。     

中国企业储蓄率 ——来自企业的微观证据

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是当前中国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而对中国储蓄率的分析则是扩大内需战略研究的逻辑起点。作为国民储蓄率的重要构成，企业储蓄率的研究尤为重要。本文在对企业储蓄率界定进行调整的基础上，利用统计局工业企业数据库1996—2007年共1886万个企业微观数据对中国企业储蓄率进行分析。研究得出的结论是：（1）中国企业储蓄率依然处于较高的水平，1996—2007年这12年的企业平均储蓄率高达287%（储蓄占工业增加值比重），近几年依然在逐年上升；（2）中国企业储蓄率在绝对水平上始终高于发达国家，但当前企业储蓄率持续增高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趋势而非中国的特有现象；（3）民营企业储蓄率整体水平约为253%，低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但是民营企业储蓄率保持了较高的增长水平，而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储蓄率水平则有不同程度的下降；（4）中国企业储蓄率具有明显的行业特征，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企业储蓄率相对较低，资金密集型行业的企业储蓄率相对较高。     

我国人口结构变动对国民储蓄的影响的代际分析

一个国家人口结构的变动可能影响这个国家的储蓄率,进而影响该国的经济增长。本文利用安兰.阿沃班克等(AlanJ.Auerbachetal,1991)提出的代际核算体系来分析人口因素对我国国民储蓄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国民储蓄率与总和生育率成反比,与少儿抚养比成反比,与老年抚养比成正比,与城镇化率成反比。但是总和生育率和城镇化率对国民储蓄率的影响并不大,总和生育率调整到0.6或者3.1时,国民储蓄率的变动幅度也才2个百分点;即使2050年时完全城镇化,储蓄率只下降1.5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