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我国债券信用评级市场的思考

我国债券信用评级是伴随着企业债券的发行而产生的。1987年，国务院颁布了《企业债券管理暂行条例》，开始对企业债券及评级进行统一管理。近年来，特别是2005年以来，债券市场的快速发展极大推动了债券信用评级业的发展。今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整个债券市场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对债券信用评级提出了巨大的需求。     

我国债券评级市场发展研究

当前,国际债券评级市场最显著的发展特征是美国三大评级机构仍然保持着寡头垄断地位,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并且,可以预见这种情形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不会有根本性的转变。伴随着我国债券市场的蓬勃发展,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与探索,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适应于现代金融体系要求、架构完整、制度较为规范的债券评级市场。但由于我国债券评级机构发展历史较短,与国际先进评级机构相比,在制度体系、评级方法、数据积累、理论研究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都还存在着较大差距。本文简述了国际债券评级市场的发展现状,回顾了我国债券评级发展的历程,总结了发展经验和现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应从扩大我国债券评级市场需求、提升评级市场地位和评级机构自身实力、完善评级行业法制体系以及支持本土评级机构国际化发展等方面着手推动我国债券行业健康快速发展。     

简论我国信用债券的评级质量

近年来我国债券市场在基础设施建设、债券品种和交易主体及规模等方面取得了较大发展,但债券信用评级体系的建设明显滞后,主要表现在评级业基础薄弱、准入门槛低,评级机构众多,信用评级的结果缺乏公信力,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信用债券市场的发展。本文将对我国信用债券的评级质量进行探讨,分析我国信用评级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相关意见。     

环境信息透明度与企业信用评级——基于债券评级市场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8至2015年期间公司债券发行主体的信用评级数据和手工收集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数据,本文研究了环境信息透明度对企业信用评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公司获得高信用评级的概率与其环境信息透明度显著正相关;环境信息传递出公司的特质风险、盈余持续性以及盈余质量等信息,从而影响评级决策。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信息透明度与企业信用评级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内部控制质量高、具有高质量外部审计的公司中更显著。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回归方法、公司固定效应模型以及倾向得分配对方法控制内生性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此外,本文发现环境信息透明度可通过影响企业信用评级降低公司的债券融资成本,环境信息透明度对企业信用评级和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在污染行业中显著更强。上述研究发现有助于拓展环境信息披露对市场中介行为影响的相关研究,对认识非财务信息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和推进节能减排提供了重要参考。     

信用评级对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

信用评级不仅能为投资者提供风险信息,对企业来说也具有一定的信息含量。本文利用2011-2013年发行的企业债与公司债数据,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信用评级对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揭示出信用评级内在的信息含量。研究发现,债券信用评级对债券融资成本具有显著的解释力,债券融资成本随着信用评级的上升而下降,债券特征对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力要显著大于企业财务特征,企业财务信息并不能直接影响债券融资成本。     

债券评级机构变更——基于评级选购与评级迎合视角

本文以2008年至2017年的公司债券为样本,研究了发行人变更评级机构的影响,以此来解释评级市场上发行人频繁变更评级机构的现象。本文发现发行人变更评级机构后,其信用等级得到显著提升。发行人变更评级机构的行为对信用等级的影响在以下两种情形中更显著:一是当发行人所处行业或评级机构所在的评级市场竞争激烈时;二是当发行人主体评级位于AA信用等级的临界点时。进一步研究发现,考虑到评级机构变更与信用等级之间的交互影响,变更评级机构的发行人整体上可实现发债成本的降低。但该类发行人未来的违约风险增加、经营业绩下降。最后,本文发现债券发行规模较大以及非国有发行人更倾向于变更评级机构来提高信用等级。本文通过分析发行人更换信用评级机构的动机和后果,为监管部门构建以评级质量为导向的良性竞争环境提供借鉴参考。     

我国信用评级揭示债券风险的有效性研究

在成熟的债券市场中,信用评级是有效的风险揭示工具,在缓解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债券信用评级起步较晚,发展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社会对我国债券信用评级究竟能否有效揭示债券风险争议较大。本课题运用OrderProbit模型,定量分析了我国债券信用评级信息可以被公开信息解释的程度,检验我国债券市场中信用评级对债券风险揭示的有效性,并从法律制度、监管机制、外部环境和信用评级机构自身四个角度对债券信用评级的未来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债券评级考虑了商誉吗？——基于企业商誉变化的证据

作为一种收益或偿债信号,企业商誉及其变化得到债券评级机构的关注么?在分析商誉影响债券评级机理的基础上,以2011-2018年发行公司债的4975条非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赋值法与分组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商誉占总资产比重与债券评级的等级显著负相关;上年增加的商誉并不影响债券评级调整方向,但商誉减值显著提高了债券评级的等级,且盈利性与成长性指标有一定的负向中介效应;当年形成的商誉影响了债券评级变化,但与调整方向无关。     

当前我国债券信用评级的问题及对策建议——以银行间债券市场信用评级为例

当前我国债券信用评级还处于发展初期,存在评级质量不高、无序竞争等问题,难以为投资者提供高质量、权威性的服务,阻碍了信用评级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防范信用风险、增强资本市场运作效率等作用的有效发挥。必须究其根本原因,解决相应问题：一是加快征信立法进程,协调强化监管,推动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完善债券市场评级外部环境;二是评级机构自身应完善内部管理,提高技术水平,加强自律合作,努力树立行业公信力。     

中国信用评级对债券回报率的影响分析

信用评级不仅能够为市场提供风险信息,还能够增强市场对企业的约束,因此对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利用国内最大的三家评级机构在2007-2009年间发布的评级公告分别建立正面和负面的事件研究模型,通过考察公告前后的债券价格反应,实证分析了我周信用评级在二级市场中对债券到报率的影响.     

信用评级质量检验机制探讨——基于评级结果与债券定价一致性的视角

评级质量是评级机构的立身之本,研究如何有效识别、判断评级结果的科学性、准确性,建立健全信用评级质量检验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围绕谇级间接一致性检验问题,从利差检验法着手,对853个信用债样本进行方差分析,并引入先验对比检验和趋势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不同信用等级对应的债券利差存在显著性差异,且信用利差与信用等级呈...     

评级机构数量选择对企业债券信用风险监管的影响——基于评级机构与发债企业串谋行为的博弈分析

本文以评级机构与发债企业的串谋行为为切入点,分析评级机构的数量选择对企业债券信用风险监管的影响。通过建立博弈模型,本文分析了评级机构数量与串谋风险的关系,结果发现评级机构数量越多,串谋的风险越大。之后,本文进一步分析了评级机构数量与垄断风险和寻租风险间的关系,证明了只有当串谋风险、垄断风险和寻租风险的总和最小时,评级机构数量水平才是最优的。最后,本文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我国企业债券信用评级的因素分析——基于Altman的Z计分模型的实证研究

企业债券的信用评级是企业债券市场快速发展的基石.本文运用Altman的Z模型对我国发债企业的主体信用进行了评级,将其结果与现有企业债券评级结果相对照后,发现存在众多信用评级相背离现象,并对我国企业债券的信用评级提出了政策建议.     

债券违约频发下的主体评级质量审视——评级机构准确性的多期追踪检测与解析

2014年以来,我国高评级企业债券违约事件频发,引起投资者与监管部门的高度关注,评级机构的风险预警能力面临考验,评级质量有待深入审视。本文采用国际评级机构的检测指标“平均违约位置”（ADP）,基于2010—2021年存续的信用债样本,测算发债企业主体评级的1年期、2年期、3年期和5年期ADP,对评级准确性进行多期追踪检测。通过检测我国评级行业的总体评级准确性,判别违约企业是否普遍存在评级高估,并对比分析八家主要评级机构的评级准确性。检测结果显示：国内评级机构的评级准确性与国际水平存在一定差距,和其社会声望也不完全相符。通过面板数据回归对评级准确性的影响因素进行解析,考察发债企业的所有制性质、评级机构的技术水平和声誉资本等特征对评级机构各期ADP （短期和长期准确度）的影响,探析该影响的释放过程,揭示国有企业评级高估逐步暴露的延后性。依据实证结论,为评级行业和债券市场发展提供借鉴与启示。     

我国公司债券信用评级现状分析及建议——兼论企业债券和公司债券的分立

信用评级是公司债券的定价基础.目前,我国公司债券发行数量少,信用评级发展较晚,在实践操作运行中往往流于形式,信用风险无法评估.为促进我国公司债券信用评级的发展,应分立企业债券和公司债券,并建立符合我国特点的信用评级标准和信用评级机构.     

城投债的担保可信吗？——来自债券评级和发行定价的证据

本文以中国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发行的城投债作为研究样本,考察债券市场的评级机构和机构投资者对城投债“双重担保”(债券的“名义担保”与地方政府的 “隐性担保”)所做反应的异质性。研究发现:有担保的债券和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收入的增加均有利于提高债券评级,但对债券信用利差的降低却无显著影响。这种现象的产生,其原因可能在于债券评级市场“发行人付费”的商业模式下,评级机构与发行人之间的合谋导致了债券的发行评级并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债券违约风险,从而机构投资者只能依赖其内部评级体系对此进行纠正。这种现象的存在让中国债券市场上的评级机构普遍面临信任危机,同时也对债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形成阻碍。     

会计稳健性一定降低债券融资成本吗？——来自我国信用债市场的证据

债券市场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其持续健康发展对于优化市场资源配置功能至关重要。已有文献在研究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与债务融资成本的关系时,普遍得出会计稳健性可以有效降低债务融资成本的结论。与之不同,本文以2010—2019年我国上市公司在沪深交易所及银行间市场发行的信用债为样本,实证研究发现：债券发行人的会计稳健性越高,其债券发行的信用利差也越高,意味着发债企业的会计稳健性将增加其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研究发现,未来的债券合约重新谈判成本越高,发债企业的会计稳健性对其债券融资成本的不利影响越强,支持了债券合约的重新谈判成本是影响会计稳健性与债券融资成本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上述研究结论深化了学术界对会计稳健性与债务融资成本之间关系的认识,亦为政府监管部门规范债券市场运行以提升会计信息质量在市场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提供了政策启示。     

多重信用评级与债券融资成本——来自中国债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揭示了多重信用评级的信息生产机制和信用认证机制,排除了“信用评级购买”假说对于多重评级动机的解释,研究发现:多重信用评级有利于降低债券融资成本;相对于不一致的多重信用评级,一致的多重信用评级更有利于降低债券融资成本。在多重信用评级中,相对于评级机构均为“发行人付费”模式,兼有“投资者付费”模式的信用评级更有利于降低债券融资成本。此外,当多重信用评级的评级意见不一致时,平均评级的信息含量最高,即综合不同信用评级所包含的多种信息比任何单一信用评级更加具有信息含量。本研究为我国债券市场双评级制度提供了理论和经验证据的支持,有助于完善多元化信用评级制度和债券市场监管制度,并提示发债企业可以通过多重信用评级向市场传递更多和更具效度的评级信息,以弥补单一信用评级的信息不足和评级结果失准,减少投资者决策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债券融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