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任与农村劳动力代际职业流动

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深入,改革带来了大量福利的同时也加剧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和社会不平等问题,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代际差异。本文利用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结合社会资本理论,实证分析了社会信任对农村劳动力代际职业向上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1)社会信任会显著促进农村劳动力的代际职业向上流动;(2)社会信任会通过促进社会网络的形成而影响代际职业流动;(3)当代际职业流动跨度增加时,社会信任的正向作用减弱。除此之外,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社会信任的正向影响也会减弱。     

社会信任与农村劳动力代际职业流动北大核心CSSCI

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深入,改革带来了大量福利的同时也加剧了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和社会不平等问题,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代际差异。本文利用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结合社会资本理论,实证分析了社会信任对农村劳动力代际职业向上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1)社会信任会显著促进农村劳动力的代际职业向上流动;(2)社会信任会通过促进社会网络的形成而影响代际职业流动;(3)当代际职业流动跨度增加时,社会信任的正向作用减弱。除此之外,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社会信任的正向影响也会减弱。     

当前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失衡及其重构

家庭关系是否均衡、和谐,在农村不仅是个社会问题,关系到农村社会能否稳定,而且是个经济问题,关系到一个家庭能否迅速脱贫致富,关系到农村经济能否持续快速发展.但当前我国,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失衡的现象十分严重,不仅不利于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也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诸多不良影响.本文对当前农村家庭成员与青少年之间代际关系失衡的现象做了深入分析,剖析了失衡的成因及后果,并对如何重构和谐家庭代际关系提出了建议.     

谁从“家庭捆绑”式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中获益?——来自CHARLS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运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项目2011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采用异质性处理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框架中的"家庭捆绑"机制对家庭代际经济转移的"挤出"效应及其程度,由此评价"家庭捆绑"制度安排对老人收入再分配的效果。在控制了选择性偏差和不可观测异质性因素以后,研究发现: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施初期,"家庭捆绑"机制并没有对传统家庭养老产生强烈的"挤出"效应。②不可观测的异质性因素导致最有可能被"家庭捆绑"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覆盖的老人获得成年子女经济转移净额最少,相反,那些没多大积极性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老人却能获得比较多的子女经济转移净额。由于代际支持行为主体所处经济环境的动态性导致代际转移行为的复杂性和动态多变性,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家庭捆绑"机制的效果还需进行长期跟踪观察。     

我国农村家庭收入流动的影响因素分析:1989—2009北大核心CSSCI

促进收入流动是改善收入分配的重要机制。本文在对我国经济转轨进行阶段划分的基础上,运用有序Logit模型对1989—2009年转轨时期农村家庭收入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类型人力资本在不同阶段对农村家庭收入流动的作用存在显著差异。家庭人力资本中高中教育对农村家庭收入向上流动的正向影响日益增强,而大学教育的影响则日益减弱;以户主是否担任干部测度的社会资本对农村家庭收入流动的影响在转轨前期不显著,在转轨中后期则显著为正,但影响度并不大;家庭收入中农业收入比例越高越不利于家庭收入向上流动;抚养系数、户主参加医疗保险以及初始收入地位都对农村家庭收入流动产生了显著影响。大力发展农村高职教育、依托新型城镇化建设为广大农村居民提供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强财富的代际间流动应是促进农村家庭收入向上流动的可行措施。     

家庭代际经济支持存在邻里效应吗?

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文章识别了家庭代际经济支持中的邻里效应,并对相关影响机制进行了检验。估计结果表明:在控制子女、父母等一系列特征变量后,社区邻里效应对家庭代际经济支持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这种影响因家庭所在区域存在明显差异,表现为社区邻里效应对农村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明显大于城镇家庭。此外,研究还发现:社区邻里效应对多子女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明显大于独生子女家庭,对男孩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的作用显著大于女孩家庭和既有男孩又有女孩的家庭。最后,机制检验表明:在社区内部,子女追求社会地位,希望赢得他人尊重是社区邻里效应发挥作用的重要机制。文章从社区内部不同家庭互动角度解释家庭代际支持行为,为理解近年来我国不断增加的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中国农村的“半工半耕”结构

农村"半工半耕"结构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重要现象。当前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催生了农村老人农业和中农农业,后者走出了过密化经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农业经营的逻辑,是中国农业变迁的重要方向。同时,该结构还型构了"新三代家庭",促发了农村中等收入群体,催生了农村中坚农民以及型塑了城市化的中国道路,对农村经济和政治社会生活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该结构不仅内含了收入结构和生计模式的农村经济结构,它还是农村政治结构、村庄结构和家庭结构。农村"半工半耕"结构的提出和提炼,远超出了描述性概念的层次,由其作为主导变量及其衍生变量经过不同的排列组合,能够在农村诸多重要经济和政治社会现象之间建立逻辑关系,建构解释链条。因此,它有望被建构成迈向分析性的中层概念。     

农村贫困家庭代际传递研究——基于CHNS数据的分析

贫困代际传递是长期贫困的关键问题。本文利用CHNS数据,围绕农村贫困家庭的代际传递问题进行测算和分析表明,与农村非贫困家庭比较,贫困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大,收入流动性较差;贫困家庭的子女收入对父母收入的依赖性更强;贫困家庭父辈和子辈在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收入水平、就业机会和医疗保险情况等重要社会因素方面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贫困家庭子女容易受到上一代经济和社会劣势的影响;贫困家庭父辈和子辈在受教育水平、上学机会、就业状况以及医疗保险等方面都处于明显劣势。这表明农村贫困家庭贫困代际传递明显。     

盖茨比曲线

<正>纽约城市大学教授迈尔斯·克拉克建立了一个横坐标为基尼系数,纵坐标为代际收入弹性的二维坐标轴,并通过21个国家的数据得到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即盖茨比曲线。曲线标明收入不平等和代际流动性之间存在着一种正相关关系。社会越不平等,个人的经济地位     

农村家庭代际分工的社会效应与发展路径——一个社会稳定的视角

代际分工已经成为农村最基本的家计模式,与社会稳定存在辩证的关系,既可以通过提供长久动力和缓冲空间给社会稳定带来正效应,又会衍生出农村空心化、家庭割裂和教育意愿低等问题给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影响。正确对待资本下乡,发展农村"中农"群体,加强农民工技能培训,满足产业升级需要和普及农民工专项社保体系,鼓励有条件农民工市民化是克服代际分工社会稳定负效应的有效路径。     

宗族网络、农村金融与平滑消费:来自中国11省77村的经验

本文分析了中国村庄宗族网络对家庭平滑消费的影响,并从农村正规融资与私人融资的角度进行了解释。运用包含宗族祠堂和家谱信息的独特面板数据,本文研究发现,宗族网络的存在或其强度的增加为农村家庭提供了更完全的平滑消费;其原因是,中国农村金融机构或信用合作社相对滞后,宗族外成员也并非完全了解借款人的信用级别、风险偏好或偿还能力,宗族网络于是可被视为一种信用机制或担保机制,使得其成员能获得更多的私人融资。这些发现表明了宗族网络作为非正式制度在农村平滑消费中的重要性,并对中国农村正式制度的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农村家庭养老保障效果实证研究

本文在对海南省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居住和生活状况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以家庭内资源配置为切入点对农村家庭养老保障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成年子女对老年父母的家庭内代际转移更多的表现为代际间交换关系,而非出于老年父母的需求。在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农村社会养老机构建设是解决现行农村家庭养老供给不足的有效途径。     

现阶段桓台县农村家庭的结构和职能的调查报告

家庭在社会大系统中历来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论文依据对山东省桓台县农村家庭的问卷调查和访问调查,对现阶段农村家庭的结构、功能及其发展趋势作了多方面的分析,并得出以下结论:(一)家庭结构是指家庭存在的社会形式,包括家庭中的人口数量、代际结构,夫妻对数、结构类型等,其中结构类型是家庭的整体模式。现阶段桓台农村核心家庭和     

中国农村家庭代际经济支持行为动机分析

本文使用201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采用样条回归模型研究中国农村亲子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因素及动机,考察成年子女经济转移与老年父母收入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利他动机和交换动机是隐藏在农村亲子代际经济转移背后的主要动机,在贫困线以下以利他动机为主,在贫困线以上则以交换动机为主。得出以下推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将对不同养老动机的家庭养老行为产生不同的挤出效应,从而,同一公共政策干预对不同收入水平的老年人将产生异质性的预期效果。因此,在构建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过程中,需要谨慎设计相关制度安排以确保低收入老年人避免"贫困陷阱"。     

社会网络与收入多样化：非正规借贷和就业的中介作用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分析了社会网络对农村家庭收入多样化的积极作用，考虑到社会网络存在内生性问题和样本选择偏误，本文在Tobit模型基础上结合Heckman两步法、工具变量法解决问题。本文发现两个重要的中介机制——就业推荐和非正规借贷，具体表现为：社会网络通过帮助家庭成员实现就业来获得报酬，收入来源增加进而提高了收入多样化水平；另外，社会网络能有效提供正规和非正规的资金支持，然而只有非正规借贷发挥了中介机制从而拓展了收入来源渠道。本文的结论及政策含义包括，收入来源渠道的多样化对农村家庭具有特殊的意义，而社会网络的非正规借贷机制和就业机制显著提升了收入多样化水平。农村家庭注重农村社会网络培育、合理利用非正规社会网络关系来解决信息不对称、资金约束、抵御风险等问题，政府相关部门也应利用好社会网络效应来实现政策目标，这对于帮助农村家庭提高收入多样化水平，维持可持续生计，充分发挥农村市场潜力和扩大农村地区内需，实现乡村振兴、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农村家庭的收入流动与不平等

本文利用1995年、2002年和2007~2009年中国收入分配课题组(CHIP)农村住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农村家庭的收入流动性。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农村家庭收入增长缓慢,整体收入流动性不强;2000年以来,随着政府对"三农"问题重视的加强,农村家庭的收入流动性在2007~2009年有了明显的上升。非农就业、教育等对农村家庭收入流动性的影响日益突出,而农村家庭少子化和老龄化的趋势不利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1993~1995年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归功于代表绝对流动的收入增长累进性部分超过了代表相对流动的收入再排序部分;2000~2002年和2007~2009年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扩大是由于收入增长的累进性部分不足以抵消收入再排序的流动性部分。     

收入结构、收入不平等与农村家庭贫困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项目2010年和2014年的数据,通过对贫困指标的测算和分解,研究发现:农村家庭贫困发生率在下降,但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趋于恶化;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恶化了贫困状况,对贫困的影响效应增大。基于不平等的收入结构分解,研究发现:工资性收入对农村家庭总收入不平等的贡献最高,以下依次是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主要集中于高收入组家庭,而家庭经营性收入主要集中于贫困等低收入组家庭。基于收入和不平等的回归分解,研究发现:包括自然生态条件等村庄特征变量、家庭人口结构等家庭特征变量、户主受教育水平和健康状况等个体特征变量,对家庭总收入、不同来源收入和收入不平等都存在有差别的影响。未来扶贫工作的难度增大,在构建公平收入分配体系的同时,要基于精准扶贫的理念,因地制宜、因户因人而异,采取有差别的扶贫措施。     

浅析现代化农村建设中的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途径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现代化经济建设规模在不断壮大。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直接影响着农村家庭的收入,是缩小城乡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的关键方式。因此,要在现代化农村建设基础上,全面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进程中的集体经济组织主体地位重塑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是解决以集体经济组织为主导的资源流动路径、利益分配格局,保障农民在新一轮城镇化中的基本权益与主体地位的利益分配。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第一轮农村改革改变了合作生产经营方式,影响了传统农村社会形态,客观上出现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各级经济组织主体长期虚化与缺位,使任何与集体经济组织承载力有关的改革都面临理论支撑缺乏、实践操作尴尬。重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主体地位关键在于厘清与村两委、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关系,创新体制机制,明确法律地位,构架新型法人治理结构     

人口大规模流出对农村家庭结构的影响及对策研究——基于四川省的数据

基于四川省统计数据的研究发现,人口大规模流出对农村家庭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农村家庭比重大幅下降,家庭小型化趋势明显,代际分离普遍、家庭结构严重老龄化。由此带来的经济社会后果是:家庭的稳定性被动摇,传统家庭代际关系遭到破坏,家庭养老的基础被削弱,农村家庭的农业生产经济功能弱化。建议:重视农村家庭发展,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大力发展社区养老公共服务,推动家庭整体流动,促进流动人口就近就地转移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