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感知对农民工主观市民化的影响及其代际和户籍地差异

利用2013年浙江省9个城市2398份农民工调研数据,借鉴移民融合理论,运用制度学习模型,本文实证分析了制度感知对农民工主观市民化水平的影响及其代际和户籍地差异。结论有:(1)制度知晓度和公平度感知对农民工主观市民化水平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中知晓度和公平度感知均显著,而老一代农民工中仅有公平度感知显著;(2)公平度和知晓度感知分别正向调节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主观市民化水平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秉承了以上结果,老一代农民工仅公平度感知对人力资本存在正向调节,外地农民工仅知晓度感知对社会资本存在正向调节,本地农民工的公平度感知同时存在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正向调节;(3)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民工主观市民化水平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社会资本的作用更为重要。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安排应在关切农民工人力资本及社会资本提升的同时,制度设计上应做到"以人为本",而制度执行上应加强农民工主体参与和预见性。     

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测度及空间分异研究——来自江西省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是否能够成功实现市民化,不但取决于其市民化意愿,还取决于其市民化能力,两者缺一不可。中国农民工在市民化方面表现出强市民化意愿与弱市民化能力的强烈反差,科学构建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测量评价,对明晰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现状,提升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及城市融合等3个方面构建了由3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和20个三级指标组成的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江西省1 056位农民工的实地调研数据,使用层次分析法(AHP),对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及其空间分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总体偏低,不同维度的市民化能力发展不均衡,城市就业能力最强,土地退出补偿能力次之,城市融入能力最差,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月工资收入、交往对象、住房类型、土地流转数量和土地征用数量等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偏低的主要影响因素;各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水平大多处于中等水平,存在一定的空间分布差异,除九江、南昌、赣州和吉安等4个地级市达到平均水平外,其他7个地级市都在平均水平之下;大多数地区不同维度市民化能力都趋于一致,发展较为均衡。最后,分别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土地制度和空间分异的视角提出相关对策,认为要全面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市民化能力水平,实现地区均衡,就必须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改革城市就业制度,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就业能力;通过提升社会资本,降低城市融入成本,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能力;改革农村土地制度,盘活农村土地资产,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土地退出补偿能力。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一个基于“三环节”的理论探讨

农村退出、城市进入以及城市融合是农民工市民化必须经过三个环节,相应地,农民工在三个不同市民化环节都必须具备相应的市民化能力。本文在现有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分为土地退出补偿能力、城市就业能力和城市融入能力,并对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存在的困境进行了分析。最后,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城乡二元制度改革三个层面提出了新生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提升的路径和政策建议。     

人力资本、地缘特征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本文从成本收益分析视角探究人力资本、地缘特征对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的影响机理。基于人力资本理论和人口迁移理论,构建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因素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运用江西省460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地缘特征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呈正向相关关系。增加人力资本积累越多、提升地缘特征的推拉力越具优势,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越强。应提升农民工、政府承担个人成本、社会成本的能力,从而建立合理分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分摊机制。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测度

市民化进程要与工业化进程协调发展,以避免市民化不足和市民化跃进。市民化程度如何关系着政策制定的导向,笔者对市民化程度的测度进行了试探性研究。本文运用调研数据,采用需求可识别的Biprobit模型,测度出了案例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并采用Oaxaca分解的方法,分析了影响案例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差异的因素。研究发现,职业阶层的回报差异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差异的重要因素,而受教育程度与职业阶层密切相关。提出了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从而提高其职业阶层,实现市民化的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自我效能对其市民化意愿的影响机制研究——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从职业视角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形成是职业主体和职业环境内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本文将职业能力获取和不确定性职业环境引入到职业自我效能对市民化意愿的影响机制中,识别职业能力获取对职业自我效能与市民化意愿关系的中介效应,探究不确定性职业环境对职业自我效能与市民化意愿关系的调节效应。通过对235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采用层级回归分析处理实证数据,研究结论表明,职业自我效能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和职业能力获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职业能力获取对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职业能力获取在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自我效能和市民化意愿的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不确定性职业环境负向调节新生代农民职业主动性和职业能力获取的关系。     

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但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学历、工作经验、能力和收入等个人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民化进程,并且社会制度和民族文化也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产生了较大阻力。优化新生代农民工个人条件和完善社会制度对促进其市民化具有重要意义。论述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提出了相关建议,以供参考。     

“虚城市化”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期间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群体,但由于社会制度设计的缺陷和农民工个体能力缺失等众多因素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市民化自觉意识缺乏群体,在融入城市和安守农村之间面临尴尬的境遇。因此,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仍处于"虚城市化"状态,需要采取多种措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     

破除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三重”约束的路径探析

2010年中央1号文件特别提出要解决好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本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最大的问题是如何顺利、彻底地市民化。因此,积极探讨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并尽快制定和完善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各项制度和政策措施就显得尤为迫切。     

农民工市民化的资本困境及其缓解出路

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程度依赖于其城市定居生活的物质资本、城市社会参与的权利资本、城市发展能力获得的人力资本以及城市融合的社会资本等因素,其中权利资本获得和拥有的状况取决于制度供给状态,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则是农民工市民化目标实现的自致性因素。由于制度供给不足和农民工自身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短缺,使农民工市民化陷入多重资本贫乏的困境。只有以公平的收入制度安排和财产资源的有效配置为手段增加农民工的物质资本,以户籍制度重构和社会保障权利复归为核心赋予农民工权利资本,以教育和培训为途径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以社会关系重建和组织网络形成为基础培育农民工社会资本,才能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     

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基于制度供求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借鉴制度变迁理论重新梳理出影响农民工市民化供给和需求的因素,建立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供求均衡分析框架。运用江西460个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采用需求可识别的Bioprobit模型、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考察农民工市民化程度,运用Oaxaca分解方法分析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代际差异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市民化的程度为60.07%,新生代、老一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程度分别为66.37%、52.31%;农民工的年龄、代际差异、专业技能、家庭抚养比、工资收入显著正向影响市民化需求;工资水平、购买社保种类、职业阶层、承包地处置方式、户籍管制显著影响市民化供给;福利水平、户籍管制的回报差异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代际差异的重要因素。健全劳动合同和医保福利、改善工作待遇有助于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本文通过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生存和发展状况的调查,分析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难题及其原因,探讨如何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社会、经济、制度及自身身心素质等深层次障碍,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对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本文通过开展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基本生存和发展状况的实证调查,比较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辈农民工的权利意识、社会认同、主观体验等心态差异。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对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和诉求,探讨如何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诸如制度、经济、社会及自身素质和心理等深层次障碍,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政策需求、意愿驱动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转化效应

本文基于江苏省36县市的面板数据,通过SYS-GMM方法考察了城镇化进程中市民化政策驱动与市民化意愿驱动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效应以及城市容量对其市民化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政策型和意愿型市民化驱动工具均显著地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向市民转化,意愿型市民化驱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效应明显高于政策型驱动。城市容量显著地抑制了新生代农民工向市民转化的演进进程,城市容量\土地城镇化促进了两种市民化驱动的市民化效应,而且城市容量\土地城镇化对意愿型驱动市民化效应的促进作用较强。城市公共支出与第三产业发展明显地促进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效应,第三产业发展对于人口城镇化或市民化起到了显著的积极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市民化研究

身处现代消费社会的新生代农民工,其消费观念、消费结构、消费行为等呈现市民化倾向。本文从个体内在需求、群体特征及制度制约来探讨原因,从提倡适度消费、新生代农民工多参加教育和培训、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的实现来寻求对策。     

社会资本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路径研究

作为社会资源分配的重要因素,社会资本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面临私人关系型社会资本障碍和组织型社会资本障碍,要化解这些障碍,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消除城乡二元障碍;必须推动新生代农民工的公共参与,构建新型私人社会关系,融入城市社区。     

“离乡不离土”背景下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基于农民工市民化角度的分析

"十三五"时期,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是改善人地关系、释放农村发展新活力的重要举措。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文章测算了中国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进而实证研究了农民工市民化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结果显示:2008年,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水平较低,尚未达到"半"市民化阶段,其中,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的市民化拉低了农民工的整体市民化水平。不同地区和不同年龄阶段的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存在差异。回归结果表明,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对农村土地流转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同时这种作用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和代际差异,其中,东、中部地区农民工市民化显著影响农村土地流转,中部地区的影响最大,西部地区的影响最小且不显著,相较于新生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对农村土地流转的作用更大。     

基于小城市建设背景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研究

以浙中地区264名新生代农民工为被试,分析小城市建设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及影响因素。调查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总体较适应城市生活,近40%新生代农民工希望留在小城市发展,收入、社会保障、自身发展成为阻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     

教育人力资本、互联网使用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选择

本文基于2016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MLogit模型,将职业选择划分为职业类型和就业身份两个指标,分析教育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选择的影响及其作用途径。研究发现:第一,较高的教育人力资本能够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选择能力,这些职业包括国有企事业单位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及商业和服务人员;第二,不同教育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身份影响存在差异,表现在初中教育程度对自营劳动者身份具有显著影响,高中学历对雇主身份的影响概率更大,而专科及以上学历则对受雇职业身份具有显著影响;第三,进一步探讨发现,互联网使用是教育人力资本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选择的作用途径,即教育人力资本可以通过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互联网使用率来增加其选择更高层次职业的机会。     

新生代农民工“半市民化”的困境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半市民化"问题是典型的中国特色问题,其演变历程伴随着城乡二元制度的发展而曲折多变。由于制度缺陷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资金困难、素质障碍、资本存量缺失,使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陷入权利、物质、人力和社会资本等多重资本贫乏的困境。只有用新的理念,用改革和发展的办法,采取多予、少取、放活和扩容的措施,强化政府外部"赋能"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增能",才能最终实现新生代农民工角色的转型,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