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资企业实行超国民待遇的福利分析

发展中国家在争夺外资的过程中,对外资企业实行超国民待遇的做法愈演愈烈,从而不同程度地损害了自身的利益。本文以麦克杜格尔模型为基础、对超国民待遇进行的福利分析表明,超国民待遇对东道国来说不仅有外资流入的增多,更有高额的成本;东道国之间如果在引资中出现恶性竞争,更会造成东道国自身的严重损失。因此,结合经济发展实际,规范并逐步取消超国民待遇的做法应成为我国引进外资中的工作重点。     

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基于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经验分析

文章在波特钻石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和动态竞争优势的模型,提出了比较优势战略和赶超战略应该相互融合的路径,并利用1990年到2007年的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面板数据验证了这种关系。研究得出：竞争优势的取得依赖于比较优势,从而是由资源禀赋状况内生决定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静态竞争优势带来的剩余将不断提高资源禀赋的结构,动态比较优势会自发地导致动态竞争优势,为此,要利用静态的比较优势所获得的剩余来培育动态比较优势,从而使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不断渐进地高度化。我国沿海地区外向型企业的大量倒闭,是因为这些企业没有利用先前的竞争优势的剩余提高自身的动态比较优势,外部的以美国为首的金融危机仅诱使这种情况早点出现,这也给这些地方企业提供了产业升级的压力和机遇。     

对外开放的法律保障——外资企业法简介

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为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提供了又一法律保障。外资企业是指全部资本由外国投资者投资的,进行独立核算的企业。根据我国宪法规定,为实行对外开放,扩大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允许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举办外资企业,保护外资企业的合法权益。     

外资企业抢夺了我国的研发人才吗?——基于企业集团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运用2004—2007年《中国大企业集团》年鉴中按行业划分的劳动工资数据,分析了内、外资企业的工资差异。研究发现,外资企业从业人员和非研发人员的劳动者报酬基本低于内资企业,但其研发人员的劳动者报酬则基本高于内资企业。外资企业研发人员较高的劳动者报酬引致了研发人员的反向流动,但这种反向流动并未削弱内资企业的研发能力。最后本文提出通过引资途径的改变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这一政策建议。     

东道国科技创新、制度质量与中国OFDI门槛效应分析——基于“一带一路”视角

“一带一路”应当成为科技合作之路和创新之路。以2003-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50个东道国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门槛回归模型,以东道国制度质量为门槛变量考察东道国科技创新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东道国政治稳定程度、施政有效性、规制质量、法治程度、贪腐控制和公民参政与问责6个制度质量指标均存在单一门槛,说明东道国制度质量对其科技创新及中国直接投资具有影响。但是,6个制度质量指标的回归系数各不相同,说明东道国制度质量各指标的相关影响也不尽相同,中国企业在投资决策时应具体分析。最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技水平普遍不高,而其较低的制度质量更是制约了各国科技创新,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时应注意防范“技术陷阱”。     

中国外资企业转让定价影响因素的分析

鉴于目前中国外资企业转让定价实证研究结论与西方转让定价理论研究结果差距甚远的困惑,文章重新对资料进行了转让定价各因素的相关性分析,得出与以往不同的结论.文章认为,转让定价与外资方式、企业规模无关,而与东道国和母国的税率差异以及国别因素高度相关.这论证推翻了中国外资企业转让定价与税率无关的观点.     

跨国企业与东道国企业竞争策略选择--基于比较优势的分析

市场开放吸引了大量跨国企业直接投资,也引致了跨国企业与东道国企业在本土市场竞争的问题。文章构建一个基于比较优势的策略选择模型,来分析跨国企业与东道国企业市场竞争的策略选择。文章得出结论是:跨国企业依托自身技术优势,选择技术领先战略,侧重高端市场的竞争;而东道国企业依托自身的规模优势,选择成本领先战略,侧重低端市场竞争。最后文章用聚类分析对中国彩电市场中外企业的竞争做出实证检验。     

中国外贸结构升级——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遵循比较优势原理,发展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随着世界经济贸易环境的变化,由天然资源禀赋所形成的传统比较优势在国际贸易格局中的影响作用越来越小,而后天人为培养的规模经济、科技技术创新、政府政策、市场需求等竞争优势因素成为国际贸易格局的决定因素。中国对外贸易结构应遵循由传统比较优势向独特竞争优势转变的原则进行转型与升级。     

内生比较优势演化——基于中国制造业的经验研究

文章构建了一个国际贸易动态分析框架将技术变迁和比较优势模式的动态演进同时内生化,说明了部门的干中学和国际知识外溢分别是比较优势模式演化呈固化性和流动性的主要动因。但是,内生比较优势在长期内是不断固化还是发生逆转最终是一个经验研究的问题。文章采用了马尔可夫链来考察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动态分布的固化性和流动性的程度,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模式的演变具有固化性的特征。     

开放条件下的R&D与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

文章探讨了比较优势实现动态变化的路径问题,并着重讨论专业化的研发投入(R&D)对比较实现动态变化的影响,认为绝对的研发效率是比较优势实现动态转化的条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动态比较优势与福利增长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比较优势实现动态变化对于保证福利水平的长期增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比较优势与加工贸易——基于中国各省市的实证分析

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从产品层面延伸到了产品内不同工序层面，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可以解释这种新型产品内分工产生的原因及影响。作为产品内分工的表现形式——加工贸易目前已成为中国最主要的贸易方式。以2000—2005年中国各省市加工贸易进出口额为样本，利用Egger（2005）的方法对加工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进而得出比较优势仍是加工贸易的重要决定因素。     

中国居民家庭负债、消费增长与消费升级——基于CHFS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与2017年数据,考察了中国家庭负债对居民家庭总支出和消费性支出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消费类型、不同收入群体以及城乡居民家庭消费中的差异.利用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偏误后的估计结果表明,中国居民家庭负债并不会显著促进或抑制居民家庭总支出和消费性支出,但却会强化家庭财富对消费...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外资企业进入模式——来自北大法宝司法案例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北大法宝百万级司法案例的文本数据和商务部在华外资企业全量数据,考察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对外资企业进入模式的影响效应和影响渠道。研究发现：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显著提高了外资企业独资进入的概率;影响机制检验发现,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主要通过“进入成本降低”渠道和“市场收益增加”渠道提高外资企业以独资方式进入的概率;异质性检验发现,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对外资企业独资方式进入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来自港澳台、母国法律起源为普通法系、进入东部地区以及金融危机后期进入的外资企业;进一步研究发现,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提高了合资企业中外资持股的比例以及外资控股的概率。     

知识产权保护、技术优势与创业质量——基于中国高新技术行业海创上市企业的实证检验

基于2010—2018年中国高新技术行业中具有代表性的信息技术和医药制造领域的海创上市企业数据,测算其在中国高新技术行业的技术优势指数（RTA）,基于创业绩效、创业发展、创业创新3个维度综合考量创业质量评价指标,实证检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调节作用下中国海创企业技术优势与创业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海创企业在高新技术行业拥有较明显的技术优势;②海创企业拥有的技术优势越强,其创业质量越高;③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正向调节海创企业技术优势与创业质量之间的关系,即知识产权保护处于更高水平时,海创企业技术优势对创业质量的积极影响更显著。     

环境规制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涵盖经济增长效率、产业结构优化程度、经济发展稳定性、绿色发展水平、福利改善程度和收入分配公平性六方面的经济增长质量评价体系,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总体上看,环境规制有助于显著促进综合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分项来看,环境规制有助于显著改善经济增长效率,促进经济绿色发展程度,提升社会福利水平.不过,环境规制显著加剧了收入不平等且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稳定影响并不显著.最后,环境规制对综合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并不能显著影响综合经济增长质量,而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越特定门槛值时,环境规制对综合经济增长质量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     

对外开放与收入分配——基于中国的经验研究

文章采用中国1985--200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就对外开放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衡量对外开放程度的两种指标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都与收入不平等呈现倒“U”型的关系。但是,外商直接投资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超过对外贸易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产业结构差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中国—东道国”视角的理论与实证

本文的主要贡献是揭示了母国与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差异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ODI)对出口的作用,并从"中国—东道国"视角给出经验证据。在理论层面:基于ODI的四种基本类型,得到了ODI对出口产生替代效应或创造效应的条件;并分别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低级化两个方向出发,论证了无论哪种类型的ODI,随着母国与东道国之间产业结构差异的扩大,ODI对母国的出口创造效应增强。在实证层面:通过108个东道国2003—2011年的面板数据,发现中国对东道国的ODI对出口具有创造效应,产业结构差异对出口具有负向影响;但是,随着产业结构差异程度的提高,ODI的出口创造效应增强。宏观层面的经验证据支持了理论分析,而且实证结果对于样本与变量的设置以及计量方法的选择具有稳健性。     

利用比较优势打造竞争优势——格兰仕成功的经验与启示

本文以格兰仕企业为例，分析和总结了其成功原因和利用我国的比较优势创造企业竞争优势的经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格兰仕经验对我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可借鉴之处，提出了发展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就注意的问题及建议。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外资企业提升北京市信息服务贸易竞争优势

1980年，美国书签在线公司投资成立北京市第一家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外资企业，“北京顺风科技有限公司”。近几年，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领域引资快速增长，已经成长为北京市吸引外资的第四大行业。     

比较优势理论与广东省产业结构升级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提升.伴随经济发展阶段的推进,产业优势也不断发生变化,传统的劳动力密集优势逐渐削弱,资本、技术、创新等逐步发展成为新的比较优势.广东省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转型,经济发展态势良好,也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在产业结构升级进程中仍须保持传统比较优势产业,积累资本,改善要素禀赋条件,加强物质资本积累和人才资本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