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驱动政策抑制实体企业“脱实向虚”了吗——基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如何从政策层面推动实体经济“脱虚向实”,迈向高质量发展是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关注的重要议题。以2002—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以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为代表的创新驱动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机制检验发现，试点政策能有效增加企业创新投入、降低企业税负和交易成本，进而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政策效应在管理层语调悲观、区域营商环境较差和处于衰退期的企业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可为进一步优化创新驱动政策，引导企业“脱虚向实”提供经验证据，同时也为加快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提供借鉴。     

党组织参与治理能促进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吗？——基于民营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中国实体经济金融化趋势日益加剧，如何抑制企业金融化、引导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对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本文立足于基层党组织参与治理，以2007—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民营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运用OLS模型实证探究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参与民营企业治理对其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显著降低了民营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党组织参与治理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缓解融资约束和增加投资机会，进而降低实体经济金融化水平。异质性分析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对实体经济金融化的影响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和环境不确定性较强时期更显著，在不同治理方式中也存在差异，而对于不同类型金融资产无明显差异。进一步，党组织参与治理可以削弱金融投资对生产性投资和研发投资的挤出效应。本文厘清了民营企业党组织参与治理抑制实体经济金融化的内在机理，不仅有助于加深理解民营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经济后果，还为促进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脱虚向实的影响

近年来美国对中国采取经济和科技竞争压制的背景下，国内经济增长速度趋于放缓，很多企业就出现了脱实就虚趋向的风险问题。文章通过构建企业脱虚就实趋势的相关指标，基于2017—2022年国内各地区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2018年后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国内各地区企业是否会改变原先脱实就虚趋势，从而更加聚焦实业发展。结果表明，中美贸易摩擦对涉及的上市公司企业脱虚向实有促进作用；同时，中美贸易摩擦这一事件对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脱虚向实影响更为显著。通过改变样本区间和变换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上述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分析，中美贸易摩擦涉及行业中的企业会对未涉及行业的企业产生溢出效应，国有企业和机构持股的企业脱虚向实外溢效应明显。中美贸易摩擦同样也会对中国经济不确定性程度和企业研发能力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企业的脱虚向实程度，研究发现这两者作用机制都对企业脱虚向实程度显著。     

薪酬管制能促进企业“脱虚还实”吗?——基于“限薪令”的准自然实验

将2015年实施的“限薪令”政策视为衡量薪酬管制的准自然实验,基于2012—2022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限薪令”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探究薪酬管制对企业“脱虚还实”效果。研究结果表明：薪酬管制政策显著抑制了国有企业金融资产的配置行为,主要通过抑制国有企业金融化的“蓄水池”动机和降低管理层风险偏好两种机制降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促进企业“脱虚还实”;薪酬管制政策对金融资产类型和金融渠道获利存在结构性差异,表现为对投机型和保值型金融资产以及风险型金融渠道获利抑制效果更为明显;薪酬管制政策通过积极影响企业核心业务与实体投资,促进企业资源优化配置。     

产业政策、营商环境与企业脱虚向实——基于国家五年规划的经验证据

防止经济脱实向虚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现有关于企业脱虚向实的研究普遍将"抑制金融化"视为脱虚向实,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降低金融资产投资水平并不一定意味着投资结构的转变。文章基于2011–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同时考虑实业资产与金融资产两个方面的变动,设计了"二维"的企业脱虚向实变量,考察产业政策对企业脱虚向实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政策整体上促进了相关行业内的企业脱虚向实。机制检验表明,产业政策能够通过政府补助和银行信贷两种机制促进企业脱虚向实。从时间维度上看,与"十二五"相比,"十三五"时期的产业政策在促进企业脱虚向实方面的积极效果有所减弱,在此过程中,营商环境的改善可能对产业政策存在替代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产业政策对企业脱虚向实的促进作用在高管创新意识较低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的企业中更显著。然而,区分金融资产的配置期限后发现,产业政策更能够显著促进长期金融资产脱虚向实,说明产业政策主要是靠降低企业的"投资替代"动机来发挥脱虚向实作用。文章的研究既能为优化产业政策设计以引导企业转变投资结构提供经验证据,也能为构建协同有效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供有益借鉴。     

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脱虚向实”?——来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证据

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为背景,采用2008-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脱虚向实”的影响。研究表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整体上促进了制造业企业“脱虚向实”,其传导路径为降低企业套利动机、提升企业实体资产收益率、增强企业创新投资意愿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等四种机制;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对制造业企业“脱虚向实”的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在非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资本密集型行业、高管持股比例较高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更显著;并且营商环境改善在其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减少避税活动会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吗?——基于“金税三期”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本文基于避税代理观理论分析了企业金融化的动因,以“金税三期”刻画企业避税活动的减少并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08～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减少避税活动可以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具体检验其影响机制发现,减少避税活动通过降低企业可支配现金流和代理成本两条路径抑制了实体企业金融化程度。进一步证据显示,在税收征管强度较高、分析师关注度较高、内部控制质量较高以及管理层持股激励较高的情境下,减少避税活动能够更为显著地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研究结论对政府部门进一步优化财税金融制度、引导企业“脱虚向实”具有借鉴意义。     

金融“脱实向虚”、金融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06-2016年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动态面板模型,将金融发展、金融"脱实向虚"和金融结构因素引入模型中,采用差分GMM估计方法,检验了金融发展、金融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阐释变量之间的影响机制。研究结论显示: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受到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部门增长差异的影响,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正,金融"脱实向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为负,考虑二者交互项的情况下,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作用强于金融"脱实向虚"的消极作用,暂时掩盖了金融与实体经济非协调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金融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有促进作用,即资本市场比重的提升和发展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金融发展更多的是通过技术进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金融结构主要是通过技术效率影响全要素生产率,金融"脱实向虚"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因此,金融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金融发展,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基础上提升资本市场融资占比是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途径。     

金融发展及其市场化是否提高了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借鉴Wurgler(2000)的资本配置效率估算模型,对2004—2013年我国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进行测算发现:我国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整体有效,但区域间差异显著,经济发达地区资本配置效率显著较高,而经济欠发达地区资本配置效率较低,甚至无效。进一步对影响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金融发展及市场化是影响我国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提高的最主要因素。其中,我国金融市场化有效促进了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但是我国以银行信贷为主体的融资体系阻碍了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     

薪酬管制会影响国有企业投资偏好吗?——基于2015年“限薪令”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基于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2015年“限薪令”对国企投资偏好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2015年“限薪令”总体提升了国企实业投资水平，抑制了金融投资倾向，且这种趋势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强；从具体投资类型看，实业投资的扩大主要以创新投资带动，对金融投资的抑制主要来自短期金融投资减少；影响机制分析得出，2015年“限薪令”通过激发高管长期动机，增强高管努力程度来影响国企投资偏好，而股权激励会对薪酬管制下的国企“脱虚向实”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得出，2015年“限薪令”对竞争型国企的投资偏好影响显著，而对垄断型国企没有影响；三次薪酬管制对比分析得出，2009年“限薪令”对国企投资偏好没有影响，2012年“八项规定”和2015年“限薪令”对国企投资偏好存在同方向影响，但影响效果前者只有后者的一半。本文的研究为当前国企薪酬制度改革和国企“脱虚向实”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优化金融供给结构防范流动性风险*

2018年以后，中国经济金融运行中出现了三对相互关联的“两难选择”：“去杠杆”与“稳增长”之间的矛盾、资金“脱实向虚”与“脱虚向实”之间的矛盾、金融整治与防风险之间的矛盾。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向经济金融运行注入流动性，难以破解这些“两难选择”，甚至有可能引致南辕北辙的效应。破解之策在于：拓展商业票据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允许城乡居民和实体企业以资金供给者和资金需求者的身份直接进入金融市场；加快发展资产管理市场，将金融服务对象从法人机构向居民家庭扩展，推动实体企业的暂时闲置资金从存款（尤其是定期存款）转向现金管理（或资金管理）；形成以负面清单为基础的行为监管机制和监管沙盒机制。     

融资成本、资源错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探寻了我国省级层面融资成本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之间的关系,提出了降低融资成本对提升企业TFP的影响机制,并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融资成本与企业TFP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有助于提升企业TFP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在处理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之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影响机制分析表明,融资成本主要通过影响资源错配作用于企业TFP。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融资成本对非国有企业、小型企业、非高新企业以及非僵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为显著,可能的原因是该类型企业受到的融资约束更强。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我国金融改革过程中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实现金融“脱虚向实”提供了参考。     

发展中国家金融化与中国的抵御探索

本文尝试在发展模式与外部经济依赖性相互作用的分析框架内来分析中国经济从抵御金融化到出现金融化趋势的过程。本文认为发展中国家金融化和频繁的债务金融危机源自本国发展模式与外部经济依赖性相互作用下金融扩张与生产性积累的背离。对于中国而言,在政府有效的产业政策和渐进的金融政策引导下形成的工业化主导的发展模式,能够不断解决经济发展矛盾,同时完备的工业体系和谨慎的金融开放政策减轻了中国对世界经济体系的依赖,使其得以抵御金融化和危机。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发展模式面临新的矛盾并且对外部经济依赖性逐渐增强,出现了经济金融化的趋势,将对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带来巨大的挑战。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金融化风险,在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期引导资金“脱虚向实”,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金融化风险尚未根除,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仍需要政府制定行之有效的政策积极引导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     

风险投资驱动企业“脱虚向实”了吗

近年来，企业金融化现象在学术界备受关注。国内外研究表明，风险投资对企业投资和企业创新均具有积极影响，那么风险投资能否影响企业金融投资行为？以2009—2019年沪深两市首次公开发行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风险投资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结果表明：风险投资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且这种抑制作用存在异质性。具体而言，风险投资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效应主要体现在制造企业、盈利能力较弱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东部区域企业中。同时，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风险投资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越强。机制分析结果表明，风险投资通过促进企业实体投资抑制企业金融化。进一步分析发现，风险投资能够缓解被投企业融资约束，而融资约束的改善并未促进企业金融化，而是促进企业创新。结论可丰富风险投资与企业金融化相关领域研究，证明风险投资能够驱动实体企业“脱虚向实”，对政府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引导金融回归实体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正规金融体系改革、内部资金乘数效应与中国企业总资产增长——以1994—2011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为例

本文使用1994—2011年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了中国正规金融体系改革对降低企业内部资金的乘数效应进而对企业总资产增长产生的影响。本文发现不同的改革阶段对企业增长的影响不同:在金融市场化改革初期1994—2000年,金融部门的规模、效率和相对结构变化均对企业资产增长产生正向作用;2001年之后银行的规模扩张和效率提升显著地促进了企业成长,而股市对企业资产增长的作用不明显,金融体系的结构变动对企业增长的影响不大。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国金融体系的顶层设计直接影响着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在中国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模式中,金融体系的规模特别是银行部门的规模扩张起了主要作用;调整金融结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有利于进一步发挥金融体系促进企业资产增长的功能。     

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的地区差异及效应研究

基于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和标准差椭圆等分析工具,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保持一定的增长态势,但整体上现有的协同发展水平仍然比较低;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存在一定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协同发展水平均值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存在非均衡发展态势;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的地区相对差异虽然在逐步缩小,但现有的总体相对差异仍旧较大.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的提高对我国宏观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相比较而言,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的效应最大,东部次之,中部最小.为提升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缩小地区差异,各地区要强化数字普惠金融的支撑作用,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以及针对现有的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存在的空间非均衡现象,积极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的区域协调机制.     

区域金融实力、FDI溢出与实体经济增长——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研究

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基于中间产品种类扩张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对区域金融实力、FDI溢出与实体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然后建立以区域金融实力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利用2002-2012年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全国范围还是分东中西部地区,区域金融实力对实体经济增长均具有直接促进效应,提升区域金融实力可以显著地促进实体经济增长;FDI溢出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大小和方向都存在基于区域金融实力的双门槛效应,FDI的引入必须与区域金融实力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当区域金融实力较低时,过剩的FDI将对实体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当区域金融实力提升到或跨越临界门槛值后,适量的FDI将对实体经济增长产生正向促进作用。     

政策不确定性下的中国金融资源配置研究

中国特色金融资源配置在维持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分析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金融资源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策不确定性一方面提高了中央层面政府与企业的关联度,导致中央缩减对地方的金融资源配置规模;另一方面打破了地方层面政企之间的紧密联系,促使政府向市场配置金融资源。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的金融资源配置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具有重要关联,中央—地方间金融资源配置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U”型关系;政府—市场间金融资源配置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为优化我国金融资源配置,应当增强政府政策制定的透明度,维持政策确定性和稳定性;完善并优化中央与地方的金融管理职能,探索建立中央与地方双层金融治理体系;着力将金融资源配置到实体经济领域,有效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     

纪委治理嵌入与企业金融化：来自国有企业的证据

在企业金融化成为我国投资领域的重要趋势后,党组织治理能否推动国有企业“脱虚返实”?文章以2010～2019年非金融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纪委治理对国企金融化的作用。研究发现,纪委参与国企治理有利于抑制国企金融化趋势,其通过抑制国企高管代理成本、提高董事会效率途径作用于企业金融化,纪委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在地方国企和商业类国企中更强。文章不仅丰富了党组织治理的相关文献,而且为中国特殊的国企治理机制的作用发挥提供了经验证据。     

脱虚向实背景下银行同业业务发展研究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同业业务不断创新,规模迅速扩张,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的同时,也造成了资金“脱实向虚”。本文基于银行同业业务发展的特点和风险,运用TVP VAR模型研究银行同业业务创新如何造成了“脱实向虚”,同业业务对“量”更敏感还是对“价”更敏感,以及如何引导资金“脱虚向实”。研究结论表明：现阶段的商业银行同业业务规避了金融监管,弱化了货币政策调控效果,造成了资金“脱实向虚”。同时同业业务发展提高了利率的敏感性和传导作用,对于同业业务,货币政策价格型调控更为有效;对于实体经济,货币政策数量型调控更为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