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与地方政府博弈背景下的企业政治战略——基于合法性视角的分析

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特征便是地方政府与以前相比获得了更多的权力.这一现象虽然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的发展,但带来的一个问题便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经常出现由于利益不同导致的博弈.在这种经济环境仍旧处于制度相对不稳定的状况下,企业实施适当的政治策略,能够影响政府法律法规的制定,形成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文章从制度基础观的合法性角度分析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利益博弈这种不稳定环境中,企业应如何实施政治战略,以建立竞争优势,实现长远发展.     

从财政体制改革角度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中央与地方关系一直以来是中国最为复杂的问题。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实质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和利益分配关系,而财政体制决定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的获取与分配,从而影响着各级政府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分配。财政分配集中体现各种政治力量利益、矛盾与冲突。财政体制是经济利益转化为政治利益的“转换器”。每一次的财政制度变更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都是一次调整。     

财政制度改革对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影响——以财权和事权为视角

财权与事权的分配关系是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产生变化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财政体制下,中央与地方财权和事权不匹配,出现了中央与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不清晰、地方财权和事权不对称、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的矛盾等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主要由事权的法律规定不明确、财权的过度集中、中央的权威性思考、晋升激励制度等原因所造成,建议合理划分事权与财权、公开事权和财权划分、转变政府之间交流方式以及转变地方政府责任方向,以期实现财权和事权的匹配和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均衡。     

财政分权与地区经济增长

从20世纪80年代起,从"财政包干"到"分税制",财政分权改革始终贯穿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变革的全过程,且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财政分权改革直接改变了中央和地方对财政资源再配置的权力结构,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被逐步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发展本地经济的自主权,调动了地方政府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和探索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积极性,通过在地方层面上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和改善经济增长绩效,最终影响了整个中国转型经济的路径和绩效.本文对此做了详细的说明.     

关于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研究综述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治体制改革也提上日程,在中央和地方分权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的矛盾和问题.因此,如何进行权力的优化配置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问题.本文从权力的内涵出发,通过对不同的标准和模式的分析,为中央和地方权力的合理划分提出可行的方式方法.     

中国财政体制改革对中央和地方权力分配的影响

中央与地方在财权和事权的关系是中国财政体系改革的重点,我国中央和地方在财权、事权上存在着过多的重叠,权利与义务,收入与支出不清晰,矛盾频频出现.本文阐述了中国新的财政体制改革对中央和地方权力分配的影响,并提出了如何构建中央和地方财权上的动态平衡制度.     

是中央控制,还是地方独立——政治影响下的财政分权检验

本文以收入、支出、自主三种财政分权指标为因变量,引入来源于中央委员的地区政治影响力指标,考察了我国还极少研究的财政分权决定因素.政治影响力对财政分权发挥直接的负向作用,这表明中央借助中央委员的政治权力影响,使财政资源向中央集中.政治影响力对行政政府和行政官员发挥间接型的正向调节作用,这表明行政力量在关联政治权力的激励和保障下,能够为地方攫取到更多财政资源.这些证据表明,推进财政等分权改革,优化中央—地方关系,不能忽视深层次的政治、行政体制改革.     

中国生态现代化转型的制度模式探析

生态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过程的重要内容。本文从制度层面分析了中国生态现代化转型的基本状况、模式特点与成因,并对中国未来生态现代化转型的取向进行探讨。中国在生态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形成了中央政府主导型的制度模式,这主要表现在制度变迁过程、制度安排特点、治理权力分配与规制政策工具等四个层面。这种制度模式的形成与中国所处的现代化发展阶段、市场发育程度、公民社会发展程度及政府激励结构等因素密切相关。随着中国经济、政治与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应更加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社会公众及市场机制在推动生态现代化中的作用,形成国家与社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市场与行政共同协调治理生态环境的动力机制。     

理解当代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建国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始终处于动态演进过程之中。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演进特点是收权与放权的往复循环;改革开放之后,以财税体制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为重点,中央与地方关系得到了相应的调整,中国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尽管如此,中央与地方关系因其复杂性和历史惯性而出现了诸如集权与分权的程度之争、事权与财力的匹配之争、中央与地方的强弱之争等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方式方法反过来影响了宏观经济稳定和微观经济活力。为今之计是进一步推进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探索包括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公共财政体系和优化政府权力结构在内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分权改革以来的法国公共投资监管述评

公共投资是政府主导的重要经济活动之一。1982年开始的分权改革使法国中央政府逐步向地方下放权力,2003年新一轮改革提速初步实现了法国政府纵向和横向层面权力关系的重构。在扩大地方权限后,中央加强了权力转移后对地方的制约监督。公共投资领域集中体现了分权改革以来各方面情况的变化。借鉴法国经验,我国政府投资监管应当在理顺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同时,明确各监督主体的权力和责任,推进监管法制化和职责、程序法定化。     

从效率性分权到公平性分权:当代中国中央与地方权力调整轨迹分析

本文通过梳理建国以来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变化,发现看似繁杂的多次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调整存在着较强的逻辑关系,即权力的调整是以发展战略为导向的,随着发展战略的调整,权力的调整由效率性分权逐步转向了公平性分权。其最重要的政治后果之一将是基层民主的发展。     

论央地关系的实践性平衡——结合两项土地制度的分析

央地关系是政治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实践中的央地关系既存在“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非理想状态,也存在“乱了就收、死了就放”的纠偏机制,中央与地方通过权力的动态调整而达到实践性平衡状态。中央对地方放权是为了促使治理目标更好地实现,保持政治统一是放权的底线,政治统摄行政是维系央地关系运转的轴心。合理有序的央地关系既不是单向度的权力下放,也不是单向度的权力上收,而是部分权力下放与部分权力上收同时发生的双向过程。本文结合两项土地制度实践展开论述。土地管理作为国家合法权力的行使,包含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农民三层关系。土地征收与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两项制度实践显示,确保国家与农民关系平衡是实现央地关系平衡的前提条件之一;保护农民权利和增进群众利益是锚定央地关系的重要基石。     

基于目标一致理论的宅基地退出制度创新分析

建立宅基地退出制度是盘活闲置宅基地,实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途径.本文运用目标一致理论分析当前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对于宅基地退出制度创新的目标存在分歧,进而影响制度革新的效率与进程.中央政府目标不明确、地方政府在制度创新中的优势地位以及纠偏机制的缺位是三方目标无法趋同的原因.最后,本文提出从中央层面明确宅基地退出制度创新目标、增强农民话语权制衡地方政府权力、加强宅基地退出制度创新监管三方面促进宅基地退出制度创新.     

价值与追求:我国地方经济立法述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地方立法也在发生着变化:地方立法权,尤其地方经济立法已从浑然一体的国家权力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立法体制;地方经济立法与中央立法已成为我国立法体制中互为补充的重要模式。然而,由于制度等方面的原因,在现行体制模式和经济立法权限划分上,还有许多尚待完善的地方。该文通过对我国地方经济立法的法理分析、现状研究等,以期优化我国地方经济立法权。     

地方政府间竞争行为的博弈分析

从非合作博弈的角度出发,结合后转型时期地方政府间竞争成本逐渐凸显的现实,本文建立市场分割模型、重复建设模型和政治竞争模型,从三个不同的维度分析后转型时期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行为及其竞争后果,并探讨使地方政府行为从竞争转向合作的激励机制和制度安排。研究发现:市场分割、重复建设是地方政府过度利用地区经济发展权的后果,政治竞争根源于单一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体制,而适当的制度安排可以在保持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积极性的同时,约束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行为,促进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有利于区域经济体系的完善和经济的和谐发展。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行为与地区经济增长——一个基于经验的判断及检验

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既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也是政府将在计划经济时代所掌握的资源配置权力逐步分解和下放的过程。财政分权则是中央逐步将财政收支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财政分权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影响地方政府行为模式,进而影响政府和市场在配置地区经济资源的权力结构得以实现的。     

印度与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经济关系中的中国因素

环印度洋地区的地缘政治力量对比正在迅速发生变化。该地区的"权力真空"激励中国和印度等国家开始探索在印度洋多边机制中如何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在环印度洋地区处于从地缘政治快速向地缘经济演变的背景下,中国和印度都在不断扩大自己与环印联盟国家的接触与合作,两个国家有可能会相互竞争,特别是将面临在海洋空间、资源、航线、贸易及影响力等方面的竞争。但是,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军事领域,印度已经越来越意识到中国进入印度洋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印度必须探索如何从中印关系中获取利益,并在中印合作中保证自己的利益。环印联盟这一多边机制的存在,不仅为中印两国提供了一个平台,也为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了一个共享地缘政治的平台,以确保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能尊重彼此的权益,并通过相互合作以及创新发展的共赢策略来实现和平共处。     

唐后期应灾政策的演变及其实践探析——以江淮地区为中心

本文以陆贽针对贞元八年水灾所作两篇奏议为线索,探讨了唐后期江淮地区应灾政策形成过程及其实践。唐后期的"遣使救灾",一方面折射了"德化远被"的皇帝权力的主观扩大,更深层次则是唐后期统治阶层对江淮地区权力分配的制衡与重组。通过从"赈济"与"蠲免"两个具体维度深入展开,中央政府赈济受灾地方社会的同时进一步扩大其可控制的财赋来源,维护中央权力的政治诉求。蠲免过程中中央与地方的比例与份额的变化,体现出唐后期财赋支配权从隐性到显性的博弈趋势,逐步扩大中央财政权力并适时减轻水旱灾害对百姓造成的影响,是唐后期国家层面灾害应对的特质。     

经济增长目标的策略性调整

本文旨在考察地方官员在中央调整经济结构时的增长行为。在理论上,本文证明了,当中央可信地从做大蛋糕转向调整区域经济结构时,将采取偏向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政策,地方官员会策略性调整经济增长目标;当调结构政策受惠面足够大时,发达地区官员会选择相对放缓辖区经济增长目标。在实证上,本文采用2001—2012年间省级政府工作报告所报告的增长目标和1996—2015年间五年规划所规划的增长目标,发现增长目标主导着省际差距的变动;当中央大规模调整区域经济结构后,发达省份开始相对放缓辖区增长目标。本文的发现是稳健的,为中国经济增长近年所呈现出的新现象——东部经济增长放缓、省际经济差距缩小、中央实施偏向内陆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提供了一种解释。     

政府权力、营利性扩张与通货膨胀

本文从政府权力视角,设立分权制度下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的目标函数,分别在大政府范畴的预算约束条件下求解其最优选择和长期稳态路径。本文的结论是,长期稳态价格水平不仅取决于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的债务规模、税收与支出,而且还受到国有企业投资的影响;中央政府的投资、债务、利润与货币增长之间相互推进,地方政府为扩大投资竞争融资来源具有强烈的货币增长需求,这倒逼货币供给增加;通货膨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政府权力软约束下的营利性投资扩张。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是,设计一种政府与治理通货膨胀具有共融利益的制度,减少政府营利性的准公共投资,增加事关国计民生的纯公共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