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的农地资源优化配置探析

在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过程中,如何优化农地资源的配置,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文章通过对农地资源重新配置的现状、城镇化对农地资源的影响、农地资源配置的困境进行分析,阐述了农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应该建立和健全占用耕地补偿制度,建立土地开发整理新机制,同时应推广农地资源的集约利用、实现"农地非农化"配置与"农民非农化"的协调,保障粮食安全,加强对优质农地、生态重点地带的保护力度等问题。     

我国城市边缘区农地非农化的驱动机制分析及风险预测

土地问题是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中的核心问题。本文围绕实物期权在风险投资决策中的应用,揭示我国农地实现非农化过程中土地增值的机理,研究农地非农化的驱动机制及定量分析途径。同时,基于中国1996-2011年的全国和四大直辖市数据,实证分析主要驱动因素对其周边农地实现用途转变的风险程度。研究表明,考察的数据样本(全国和直辖市类别)都面临着相似程度的系统性风险,但城市间的非系统风险存在较大差异;规模相对较小的城市趋向于具有更大的区位溢价。在现阶段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大背景下,本文将为政府制定解决经济发展和耕地保护矛盾的公共政策提供依据,对支撑城镇化发展和引导城镇化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纵向岭谷地区农地资源的优化配置研究——基于工业化与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考虑

农地资源稀缺、生态环境独特的纵向岭谷区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中,如何优化农地资源的配置,是值得关注的问题.通过对目前农地资源配置的困境分析,阐述了农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应该本着维护区域生态平衡、保障地方粮食安全、满足地方工业化、城镇化的用地需要与推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原则,同时应规范工业化、城镇化的用地需求、推广农地资源的集约利用、实现农地非农配置与农民非农化的协调、引导农业规模化经营、推广都市农业等.     

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农地非农化进程的影响因素

将农地非农化过程带给地方政府的效用划分为制度收益和发展收益,通过比较制度收益与发展收益对东、中、西部地区农地非农化进程的影响,以判别驱动地方政府推进农地非农化进程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东、西部地区农地非农化进程表现为制度驱动型,制度收益对农地非农化进程的影响大于发展收益,而中部地区农地非农化进程则表现为发展驱动型,发展收益对农地非农化进程的影响大于制度收益。中央政府要达到控管农地非农化进程的目标,必须进行制度创新以经济管理手段来约束东、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违规谋取制度收益的行为,引导中部地区地方政府节约与集约利用非农用地。     

基于空间的省际农地非农化驱动因素研究

运用空间面板模型,选取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1999—2008年农地非农化及其影响因素的数据构建不同的计量模型。运用Moran’sI指数测度出我国农地非农化与其影响因素作用关系的空间效应为一种趋同效应,省际间农地非农化存在正的空间相关关系。根据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估计结果,通过对比得出,地区总人口、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地方政府收益、城市化水平、耕地资源禀赋对农地非农化存在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农地非农化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农地保护政策对农地非农化的控制效果并不明显。     

我国农地非农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及区域差异——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农地非农化与碳排放之间的计量经济模型,利用我国31省(市、区)1998-2008年的面板数据,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估算农地非农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实证结果表明:从全国整体而言,农地非农化水平的提高将会增加碳排放量,但也存在区域差异,从样本考察期来看,中、西部农地非农化现象显著地增加了碳排放。但对东部地区来讲,从整个样本期来看,农地非农化对碳排放的影响显著,但是近年来该地区农地非农化增加碳排放的趋势却逐渐减缓。在此基础上,得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农地过度非农化背后的地方政府行为机理研究

农地过度非农化虽然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但威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地方政府无疑是造成当前农地过度非农化的重要主体.本文认为,当前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促使农地过度非农化的动机,并具有促使农地过度非农化的现实途径.因此,要遏止农地过度非农化,必须加快制度创新,削弱地方政府促使过度非农化的动机,并割断它的现实途径.     

大中城市周边农地非农化进程驱动机制分析——基于中国130个城市面板数据的检验

本文收集1999-2006年全国130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农地非农化进程的驱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就全国范围而言,非农人口的增加、产业集聚的形成、政府自身利益的推动、房地产投资的上升是导致大中城市农地非农化过程的主要原因。对大城市来说,由于需求关联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影响,产业集聚和房地产投资是农地非农化进程的主要驱动力。对中等城市而言,城市非农人口的增加才是农地非农化过程的最主要因素。因此,政府应根据不同规模城市的差别制定相应的城乡土地发展政策。     

城市扩张剧烈地区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以北京地区为例

农地作为人类不可替代的自然资源的基础,其数量和质量的特征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从分析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途径入手,基于增长经济学和动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构建了有限分布滞后模型,并应用北京地区1987-2006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结论：北京市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的显性贡献率为8．42S,表现在每年农地非农化产出弹性系数达0．0659,滞后期为三年。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的隐性贡献率为24．73％,表现在其对催生非农劳动力的弹性系数达0．0465,滞后期为2年。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文章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财产税、税源替代与耕地保护

我国在土地利用上实施土地利用管理制度,耕地保护存在着保护不力的制度性根源,地方政府既是耕地保护的实施者,又是农地非农化的驱动者.在农地非农化的利益扭曲中,地方政府是土地增值收益的主要捕获者,其中,不彻底的财税体制改革所造成的地方政府的财政困境,是地方政府农地非农化的重要诱因.所以,消除地方政府对农地非农化的驱动,积极保护耕地,必须为地方政府寻求财源替代.本文认为,财产税的全面实施为这一同题的解决提供了制度性的思路.     

制度安排、价格机制与农地非农化研究

本文在考察中国农地非农化途径的基础上,分析了土地市场结构及其价格形成机制,认为中国土地市场结构不合理及其价格扭曲是农地过度非农化的原因。形成这种土地市场结构的深层原因则是土地产权不清晰,土地收益分配不合理和土地管理体制不完善。我们运用苏南G市的数据对土地市场发育、土地产权和土地管理体制与农地非农化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验证了我们的理论推理。     

人口半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的时空耦合分析——以浙江省67县市为例

通过改进人口半城镇化测算方法,运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及耦合度模型,分析了浙江省人口半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的空间格局及耦合度,并对其耦合关系进行了时空分析和规律探讨。结果表明:①浙江省人口半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均呈增长趋势,人口半城镇化呈现出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产业非农化表现出相反的北高南低格局。②人口半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表现出显著的空间负相关,形成浙北低人口半城镇化—高产业非农化、浙西和浙南高人口半城镇化—低产业非农化的空间格局。③浙江省大部分县市人口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耦合水平处于较高水平以上,无明显空间差异;人口半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以中度耦合和较高度耦合水平为主,2005—2014年间中度耦合县域逐渐转变成较高度耦合,在空间分布上出现明显空间差异。④相较于人口城镇化和产业非农化耦合度不断上升的特征,人口半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存在动态耦合关系,与人口城镇化水平呈倒“U”型分布,倒“U”型拐点在人口城镇化水平的55%左右,浙江省大部分县市处于倒“U”型分布的左侧阶段,人口半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的耦合发展可以提高人口城镇化水平,同时注意拐点右侧需结合产业升级、户籍制度改革等手段促进半城镇化人口市民化。     

我国农地非农化问题讨论综述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进程的加快,农用土地转变为非农建设用地(即农地非农化或农地转非)的数量和规模急剧增大,由此引发了诸如征地制度、征地收益、补偿标准、失地农民等一系列问题,直接关系到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农地非农化问题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焦点问题。现将近年来有关农地非农化问题的讨论做一综述,以飨读者。     

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的概念思辨及协调发展的理论再思考

文章通过梳理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的相关概念及研究理论,指出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的实践导向是现代化;尽管它们是同一过程中的两个方面,但是由于异质性的存在,在实践中未能正确把握,出现了种种错误倾向,由此构成了两者协调发展的实践基础。此外,之所以要"协调",是因为有差异;而"差异"功能恰恰是实现两个事物功能互补、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基础。基于这一命题判断,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也应该在这种差异性(异质性)上来探究。既然人口城镇化与产业非农化的表达是城镇化与非农化差异性(异质性)内涵的集中展示,那么从人口城镇化效应、产业非农化的效应来区分城镇化与非农化的差异性(异质性),继而分析两者的作用机理,揭示城镇化与非农化协调发展的理论基础便具有了逻辑的立足点。最后,文章从"协同共生、和谐共生、循环再生"的"三生"视角对城镇化与非农化的协调发展做了尝试性的思考和总结。     

制度安排、价格机制与农地非农化研究

本在考察中国农地非农化途径的基础上，分析了土地市场结构及其价格形成机制，认为中国土地市场结构不合理及其价格扭曲是农地过度非农化的原因。形成这种土地市场结构的深层原因则是土地产权不清晰，土地收益分配不合理和土地管理体制不完善。我们运用苏南G市的数据对土地市场发育、土地产权和土地管理体制与农地非农化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验证了我们的理论推理。     

中日农地非农化政策的比较研究

农地非农化是一种全球现象,是各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必然趋势.中日两国不同时期农地非农化政策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我国应借鉴日本的相关经验,加强经济性调控,使政策与区域条件和经济发展阶段性的特点相符合.     

农地非农化流转宏观决策理论模型构建

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视角下,本文认为农地非农化流转是社会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不仅需要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同时要求国家相关法规等制度的调整.基于上述认识和根据农地漉转的宏观决策的基本原则,建立了以农地资源优化配置与土地利用效益最大化目标、农地流转宏观决策的程序与方法和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利益来源等为主要内容的农地非农化流转宏观决策理论模型.得出的结论和政策含义是:实现农地流转利用综合效益最大化的前提条件是农民拥有完整的土地产权和形成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其充分条件是国家对土地市场的科学宏观调控,即国家综合运用规划和税收等手段对土地流转利用的主体行为及其利益进行调节,使其达到一致性的均衡.     

城市化进程中农地非农化的政府驱动——基于中国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地级以上264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城市化进程中农地非农化的需求因素进行了分析.在控制城市人口规模变量的基础上发现各地房地产开发、以经济发展和公共产品提供为内容的城市竞争形成了农地非农化的压力;高校园区扩张、开发区热和土地出让收入不仅是城市化土地需求的重要因素,而且在一定时期内具有递增作用.这表明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地非农化具有明显的政府驱动.分地区计量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驱动作用明显,中部地区土地出让收入显著,西部地区表现出房产开发和高校园区的扩张驱动.     

我国征地制度的制度悖论与创新路径

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必然会发生农地从农业用途向非农用途的大量转变，农地用途的改变，实质上是一个国家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农地资源的重新配置过程。现阶段我国农地用途向非农建设用途转变除个别例外，主要是依法通过国家征地的方式实现。由于农地征用补偿标准由政府制定，没有真实地反映农地资源的稀缺程度，影响了农地的资源配置效率；同时，过低的征地补偿费导致国有土地的出让价格和征地补偿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利差，有关利益主体对征地收益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这不仅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也加速了农地的非农化进程。这一制度引发的社会分配不公正，导致的生产和交易低效率等问题，已引起各方广泛关注，征地制度改革已经提上决策层的议事日程，成为重大政策课题。     

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以四川省为例

文章首先对四川省农地非农化现状进行了分析,然后总结了农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几种途径;并利用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对四川省近十年来的建设用地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出了近年来四川省建设用地对GDP增长的影响趋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严格保护耕地的情况下,提高建设用地质量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