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劳动向量与商品价值计量方法研究

商品价值量是商品生产中所消耗的活劳动量和物化劳动量之和,但对商品价值量实证计算过程中活劳动投入向量如何处理,具体劳动如何向抽象劳动转化,如何利用现实经济数据准确测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活劳动向量和商品价值量,理论上始终存在不同观点。本文从"工资向量是活劳动向量"的研究进路出发,考察导致工资向量偏离活劳动指数向量的诸因素,利用回归指数分解法求出各影响因素的贡献率,剔除这些因素造成的差异,还原更加接近实际的活劳动指数向量,从而求得修正后的各产业部门商品价值量。计算结果显示,修正前后的商品价值量总量,特别是交换价值相对量存在明显差异,修正后的商品价值向量应更符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本意。     

商品价格与劳动生产率变化之间的关系

在金属货币体系中,生产金属货币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率大于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率,商品的价格不断提高;在纸币体系中,纸币数量增长快于社会总价值量和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商品的价格也不断提高。因此,无论是金属货币体系,还是纸币体系,马克思的价值价格理论与商品价格的历史变化之间没有任何背离,不存在什么"谜"。所谓的"世纪之谜",只是由于缺乏对马克思价值、价格和货币理论的全面了解而产生的误解。     

价值与需求

<正> 我国经济学界在商品的价值问题上,普遍持这样一种观点: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价值作为价格的中心是不变的;供求关系只影响价格对价值的背离,而不影响价值本身。当技术不变而需求发生变动时,价格会暂时偏离价值,一旦生产结构调整到与变动后的需求相适应,     

从货币形式的发展来理解“转形问题”

从博尔特凯维茨首先提出用线性方程组求解转形问题开始 ,许多经济学家在转形问题上做了大量工作 ,却往往得出不正确的答案 ,原因主要是两点 :(1)他们都是在金属货币体系中讨论转形问题 ,(2 )他们都混淆了生产价格与价格这两个概念 ,这导致他们把货币商品的生产价格对其价值之比直接设定为一个常数。在纠正了这个设定之后 ,在金属货币体系下进行转形计算 ,由此得到的转化结果可以在比较静态分析中做到质上的一致 ,但是在量上仍然是不完美的。这是因为价值范畴的展开是一个随着历史条件的发展而逐步达到完善的过程。因此 ,借助从金属货币体系向信用货币体系的过渡 ,就可以使具有不确定性的转化结果变得具有必然性和量上的准确性。     

劳动生产率变化引起价格总水平上涨的内在机制

本文揭示劳动生产率变化引起价格总水平变化的内在机制: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变化,会引起商品价值量的相对变化,从而导致商品相对价格体系的调整;在纸币体系中,在相对价格调整过程中会出现"向上看齐"倾向,从而导致价格总水平上涨.由此说明,在纸币体系中,一定程度的价格总水平上涨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经常出现的现象.     

差异化产品价格战的产生与扩散机制分析

本文基于消费者的"0-1"购买特征和产品的纵向差异化特征,建立了一个新的价格战模型。通过应用数学证明和数值模拟的方法发现:(1)合谋体系、背叛体系以及价格战体系的均衡结果均与需求冲击无关;(2)差异化产品厂商的背叛动机以及产品链条的合谋稳定性也与需求冲击无关;(3)产品的差异化程度是影响合谋稳定性的重要因素,差异化程度越大,合谋越稳定;(4)合谋集团对背叛厂商的惩罚策略存在着"误伤效应",这种效应在一定条件下能够自我抑制,表现为产品链条上的价格战和合谋共存,在其他条件下,这种效应不能自我抑制,价格战一旦发动就会迅速扩散到整个产品链条。     

房地产基础价值及泡沫类型解析——以上海市为例

本文应用时变现值模型对上海商品房的基础价值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计算各时期商品房价格与价值的偏离值,通过对偏离值的统计检验证实存在房地产泡沫。结果表明:爆炸性泡沫并不存在;内生性泡沫和趋势性泡沫是构成实际泡沫的主要成分;内生性泡沫的影响要高于趋势性泡沫的影响。     

市场非均衡状态向均衡状态的转化

<正> 一、均衡:价格的作用市场均衡是通过价格波动实现的。一个最简单的理论模型就是在均衡价格形成的同时实现市场均衡。根据劳动价值理论,在市场供求均衡的前提下,价格表明生产两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之间的关系;价格的高低取决于生产两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之间的比率。如果社会需要大于社会供给,交换的比例就会偏离生产两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之间的比率。超额需要导致     

恩格斯与“转形”问题的早期论争——纪念《资本论》第三卷发表120周年

从1885年《资本论》第二卷发表到1894年《资本论》第三卷发表的10年,构成关于"转形"问题论争的早期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有莱克西斯对价格和价值之间存在的系统偏离、这种偏离和不同产业中资本有机构成差异之间关系,以及总剩余价值和总利润之间相等等问题的论述;施米特把"转形"问题从一个纯粹的概念转变为一个过程,提出生产价格中"成本+利润"的定价原则等问题的论述;法尔曼对竞争在个别商品价格与价值之间偏离的作用,对总生产价格等于总价值等问题的论述;斯蒂贝林和沃尔弗把解决"转形"问题的方法蜕变为取消"转形"问题本身的论述等。恩格斯在"转形"问题早期论争中发挥着特殊重要的作用,他对这一论争的各种观点的评析,凸显了他在坚守、继承和发展马克思经济思想中的理论贡献。这些对《资本论》第三卷出版后绵延一百多年的"转形"问题论争发生着重要影响。     

CPI与PPI持续性“背离”的结构性解释

本文基于新凯恩斯框架考察三种外生冲击对CPI和PPI的影响,并尝试对CPI与PPI"背离"进行解释。研究发现:(1)货币政策冲击对CPI、PPI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央行货币调控时应更加关注利率调整对PPI的影响;(2)短期内需求冲击更易引致价格波动,且对CPI影响大于PPI;长期内供给冲击对价格波动影响强于需求冲击,且对PPI影响大于CPI。同时,本文发现财政因素也是导致CPI与PPI"背离"的原因。本文认为当前政府短期可通过完善需求管理抑制CPI与PPI"背离"程度扩大,长期应坚持供给侧改革以扭转二者"背离"趋势,以此健全新常态下价格调控体系并促进经济行稳致远。     

工资的一般变动对生产价格的影响——《资本论》第3卷第11章研读

工资的变动会引起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的各个生产部门生产价格的变动,但这只是改变已形成的新创造的价值的分配,不会改变商品价值和生产价格总额。生活资料价值的变动如果仅仅是引起工资的变动,就不会由此改变商品价值和生产价格。马克思在举例计算生产价格变动时出现了误差。     

价值转形是伪命题吗?——与冯金华教授商榷以及一点评论

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形问题是马克思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马克思经济理论当中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理论,对它的解释长久以来一直是国际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冯金华教授从2008年开始对价值转形问题展开了一系列深刻而富有创意的研究,其研究建立在偏离系数法这一基本方法上,根据两部类补偿这一约束条件,通过一系列的证明得出:生产价格总是等于价值的,从而宣称马克思经济学中的价值转形是一个多余的命题。本文通过分析冯金华教授的论证过程,强调了价值和生产价格范畴各自不同的经济规定性,证明了尽管冯金华教授的研究富有意义和创意,但由于其在研究过程中忽视了价值范畴和生产价格的规定性上的本质区别,造成其方法和结论都是错误的。     

中国股票市场交易型的价格操纵研究

本文研究中国股票市场的交易型价格操纵问题。我们推广了Mei、Wu和Zhou(2005)的模型,研究在市场不允许卖空的条件下,交易型价格操纵发生的条件。我们的主要结果有:(1)非充分理性投资者的存在和有限套利的制约是交易型价格操纵获利的重要原因,投机者套利能力越弱,操纵者的价格操纵越容易获利;(2)当市场中投机者的总禀赋大于0时,即使不允许卖空,价格操纵者依然可以操纵价格来获得利润;(3)如果市场监管者无法杜绝操纵者通过对敲等手段来拉抬股价,则在市场中引入卖空机制反而可以减小股价对基本面的偏离程度,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限制操纵者操纵股价的空间;(4)在股价被操纵的过程中,存在一个建仓期和抛盘期;操纵期内换手率更高、股价波动更大;在建仓期,回报率与换手率,换手率与回报波动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5)我们利用中国股市的数据检验了我们的结论,发现理论结果和实证数据非常吻合。     

人民币内外价值偏离对我国经济影响研究

2005年7月21日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进入了一段较长时间的升值通道,而国内物价却居高不下,这种人民币对外价值和对内价值形成的价值偏离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了重大影响,除了汇率与物价之间的传导机制之外,还包括进出口贸易、企业利润、外商直接投资以及经济增长等方面。基于相关数据进行定性研究,结果表明:(1)偏离导致出口商品价格上升,但并未造成出口总额的持续下降,同时也给出口企业带来了契机,促使出口企业加快产业结构升级;(2)人民币外升内贬背景下我国FDI并未出现大幅度下降的态势;(3)我国GDP逐年增长,经济增长速度总体下降。基于上述现状,就汇率制度及金融机制的监管方面提出了建议。     

大宗商品价格变化与汇率波动的动态关系——兼论中国外汇储备结构调整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大宗商品价格变化与一些大宗商品输出国货币汇率的波动态势较为一致。这是偶然巧合还是必然联系?本文利用VEC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等对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后表明,2008年以来,大宗商品价格上升对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大宗商品输出国货币汇率有正面推动作用。基于此,本文建议:为降低外汇储备风险,中国需要适时增加大宗商品输出国货币和资产在外汇储备中的比重,同时相应减持美元和美元资产。     

测算理论价格之我见

<正> 如果承认价值和生产价格可以认识,那么理论价格当然就可以测算。个别企业生产产品所耗费的c和v即个别成本的数字总是有的,不太准确不要紧,八九不离十就行。理论价格对实际价格来说是一面镜子,它给价格改革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过去我们的价格既不是价值价格,也不是生产价格的价格,而是按成本利润率定价,然后再考虑国家政策的需要来确定各种产品的价格(实际上是政策价格)。这样定价不行。我们有相当一部分价格是扭曲的。所谓扭曲就是指价格长期地、大幅度地偏离理论价格。如果我们根本不测算理论价格,那么又怎么能知道有没有偏离以及偏离到何种程度呢?有了理论价格,在制定计划价格时就有了依据;在制定浮动价格时就有了上下幅度的中准;对自由价格,有必要进行干预时,也知道应当怎样来对待。理论价格肯定有必要进行测算。这种测算不需要搞得过分详     

非物质劳动条件下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过时了吗——评哈特和奈格里基于“共同性”的价值理论

哈特和奈格里根据当代资本主义劳动范式的转型提出了非物质劳动概念,并认为在非物质劳动条件下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需要做出修正,进而提出了基于"共同性"的价值理论。本文通过批判性地分析他们的观点,得出以下结论:(1)以"工作时间与生活时间的模糊"来质疑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对劳动价值论的误读,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计量商品价值量"是抽象意义的"计量",是对本质的规定,而非具体意义的"计量",它由商品生产与交换的社会过程客观决定,不能以具体意义的"劳动时间难以测量"来否定价值的质的规定;(2)基于"共同性"的价值理论服务于哈特和奈格里主体政治的理论建构思路,他们对价值的解读具有很强的主体性特征,这种价值与其说是商品价值,不如说是政治价值;(3)哈特和奈格里的理论建构方法,早已脱离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走向唯心主义。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仍应建立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     

转形问题研究三大偏误的历史总结

百年来价值转形问题研究存在对马克思理论逻辑的三大偏误:一是误将全部社会产品划分为三个相互割裂的固定部分;二是误将生产价格与价格混为一谈;三是错把理论手段当作理论目的。本文按照这一理解对转形问题研究的各种流派进行归类、比较及分析,特别对我国政治经济学界在转形问题研究中的各种理论观点进行梳理和评论,并提出以"一个总量相等,一个比率不变"为特征的解决方案,即转形理论C体系。     

马克思市场价值理论分析——兼论房地产市场的吉芬商品现象

马克思市场价值理论揭示了市场价值、供求、价格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律,该理论还进一步揭示了需求量的变动主要不是由价值或价格的绝对水平决定的,而主要取决于相对价值的变动和价格与价值的偏离方向和水平。西方经济学关于吉芬之谜的争论实质在于没有看到价值变化的事实,把不同的需求曲线当做一条曲线进行分析。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主要是由价值上升造成的,价格提高、需求上升应通过价格与价值的偏离程度来解释。     

生产价格会偏离价值吗?——三论价值转形是伪问题、兼评几种偏离系数转形模型

到目前为止,所有以偏离系数为特征的价值转形模型都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作为这些模型的解的偏离系数有可能总是等于1。实际上,在任何一个合理设置的偏离系数转形模型中,只要假定两个总量相等,即整个社会全部产品的生产价格总量等于价值总量以及平均利润总量等于剩余价值总量,则所有的偏离系数都将等于且只能等于1,从而,所有产品的生产价格都必然等于相应的价值。因此,价值转形是一种伪转形,价值转形问题是一个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