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税制、转移支付与地区风险分担

本文分析了中国地区间风险分担的程度以及财政制度如何影响地区间的风险分担水平.根据消费平滑和风险分担的实证模型,本研究得到如下结论:各地区间的风险分担程度尚显不足,各地区仅能把消费变动的一小部分进行平滑;分税制以及中央-地方间的转移支付制度使地区间的风险分担程度有所下降,这意味着目前的财税体系在实际上没有能够很好的平滑地区的收入变动.     

财政转移支付对我国农村家庭的减贫效应

本文基于多维贫困家庭对教育和健康需求收入弹性的视角,探究了财政转移支付对长期多维贫困与收入贫困家庭减贫的效应。利用2014～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面板数据测算教育、健康医疗需求收入弹性,并构建两阶段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财政转移支付对长期贫困状态家庭的减贫效应显著,且财政转移支付对改善长期收入贫困家庭状态的效应比长期多维贫困家庭更显著;引入农村家庭对教育与健康医疗的需求收入弹性后,财政转移支付的减贫效应也更显著。因此,既要加快财政转移支付的实施力度,也要重视政策受益者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提高财政转移支付减贫政策的精准性,构建继续巩固与拓展脱贫成果的长效机制。     

财政转移支付调节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

财政转移支付是调节初次收入分配不合理的重要工具。以辽宁省为个案的研究表明,近年来财政转移支付数额不断增加,但居民收入差距并未因此而缩小,财政转移支付甚至出现逆向调节现象。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城市指向、财政转移支付的分配理念和制度设计偏差、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不匹配是造成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宗旨与实际效果偏离的主要原因。因此,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除应扩大财政转移支付规模外,还要在转移支付的分配设计、分配结构、分配效率上进一步加以改进。     

财政分权、地区间竞争与中国经济波动

中央与地方政府在中国转型经济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而多级政府结构往往为传统的财政政策文献所忽略。本文将中央与地方两级政府结构引入主流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中,考察财政分权下地方性财政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1)具有财政分权的多级政府基准模型可以解释约64%的总产出波动、47%的投资波动以及62%的消费波动;(2)地方性公共投资对本地经济具有促进作用,同时通过地区间贸易对其他地区产生正的溢出效应;且该溢出效应会随着地区间财政竞争程度的加深而显著加强,因此财政竞争为地方性投资政策提供了重要的传导机制;(3)反事实分析表明,深度财政分权会在短期内加强地方财政支出的波动效应而削弱中央财政支出的波动效应,同时又在长期提高整个经济总产出与社会总福利。本文为定量研究我国经济转型期的财政政策动态效应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激励效应与 地方税收收入体系

如何维护地方税收体系的有效性，始终是财政分权化改革的核心。本文以我国县级财政实践为基础，系统考察了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税收激励作用及其在维护地方税收体系有效性方面的作用。研究表明，我国省级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在税收激励方面并不成功，未能在促进县级地方税收收入增加、维护县级地方税收体系有效性方面发挥积极作用，2002年所得税分享改革以来东部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专项转移支付具有良好的激励作用，有利于县级地方税收收入特别是营业税和增值税共享收入的增加，税收返还和财力性转移支付均不利于县级地方税收收入增加。     

中国转型过程中的分配和消费

本文研究了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双重转轨时期的分配和消费关系。收入的不稳定,分配差距的拉大直接影响了消费倾向,而消费倾向与宏观经济波动密不可分,边际消费倾向直接决定着积极财政的乘数效应。从收入分配入手才能解决消费问题。重振内需,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选择。     

公共转移支付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公共转移支付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公共转移支付可以显著缓解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并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相比于民生性转移支付,生产性转移支付显著缓解了家庭消费相对剥夺;公共转移支付对贫困县和高抚养比家庭的消费相对剥夺影响更大。机制分析表明,公共转移支付主要通过降低家庭收入相对剥夺、改善收入不确定性和提高社会信任水平来缓解家庭消费相对剥夺。本研究为缓解个体消费相对剥夺、改善居民福利水平,进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微观证据。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双边市场中的银行卡组织

在一个完备市场中,当面临外生冲击时,家庭要进行风险分担和消费平滑。本文用广东省家庭收支数据检验了中国城镇家庭在面临外生经济冲击时能否对消费进行风险分担以达到完全保险。我们首先检验家庭总消费和各类消费品的风险分担情况;然后检验不同收入组家庭消费的风险分担状况;最后检验家庭消费是否能够对地区的特定冲击进行完全保险。结论是:大部分的计量检验都拒绝了城镇家庭消费可以完全保险的假设。     

收入不平等、政策偏向与最优财政再分配政策

本文构建的理论模型探讨了收入不平等、政策偏向与最优财政再分配之间的关系。模型显示:政策偏向是收入不平等与财政再分配恶性循环的决定因素。当政策偏向于穷人时,最优财政再分配系统的选择是提高税率,扩大对穷人的转移支付;当政策偏向于富人时,最优财政再分配系统的选择是降低税率,减少对穷人的转移支付。依据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1)中国收入不平等不断恶化,针对恶化的不平等而采取的财政再分配政策效果差,没能扭转不平等恶化趋势,政策偏向严重。(2)税收再分配政策偏向富人,使富人税负相对轻于穷人,居民收入不平等加剧;偏向于穷人的转移支付多为消费券(物),导致越扶越贫。为此,需要从调整所得税和转移支付政策等方面采取相关对策。     

财政政策、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基于财富效用的视角

高增长、低消费和高投资是中国宏观经济的显著特征.笔者基于财富效用的视角,研究财政收支结构和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等的影响.建模分析发现,税率、对个人的转移支付、转移支付总额、政府消费、资本在效用中权重、政府投资外部性、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都影响着经济增长率和消费资本比.计量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在长期可由基尼系数、投资、政府消费、税收、转移支付、政府投资来解释,其短期波动则可由基尼系数、投资和政府投资来解释.所建模型可以解释中国经济的显著特征.     

财政分权、政府转移支付与农村贫困——基于预算内外和收支双重维度的门槛效应分析

财政分权是否有利于减缓贫困是国内外理论界近来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文章首先基于中国财政分权实践从理论层面系统阐释了预算内外收支分权影响贫困的作用机制,然后以政府转移支付作为门限变量,通过建立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了1995-2010年间我国财政分权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一是预算内收入与支出分权能够显著减少农村贫困,且预算内支出分权的减贫效果更加明显。二是预算外财政收支分权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预算外支出分权有利于降低农村贫困发生率,而预算外收入分权程度的增加会恶化农村贫困,但并不显著。三是政府转移支付对农村贫困存在非线性门槛效应。当政府转移支付比例低于门限值0.6965时,中央政府增加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有利于缓解农村贫困;反之,则不利于减少农村贫困。     

论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本文在Dynan模型的理论框架下,证明了收入风险和消费支出风险对于当期消费存在消极的影响,分析了收入波动风险与消费支出波动风险的内在关系。基于Dynan模型没有考虑到我国居民面临的诸多约束,本文特别探索了增加对流动性约束和未来预期约束的考虑,从而完善这一模型。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构建计量模型,通过将风险分解成收入变动风险、住房支出风险、医疗支出风险和教育支出风险,具体分析这些不确定性对于居民消费行为影响的程度。     

财政集权过程中的转移支付和财政供养人口规模膨胀

结合财政分权的理论文献,本文描述了中国最近10多年来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演变,并分析了财政集权过程中转移支付增加对地方财政供养人口的影响。利用中国1994—2003年县级面板数据和工具变量方法,我们从实证角度确立了转移支付增加与财政供养人口规模膨胀的因果关系,并指出在我国目前的政府管理体制下,上级政府面临着无论增加哪种转移支付都可能带来问题的两难处境。要在控制政府冗员增长的同时促进公共服务的有效提供,中国需要建立一个财政上更加分权和行政管理上更有基层参与性的政府管理体制。     

能源价格不确定性、固定资产投资与中国经济波动*

本文采用贝叶斯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利用2003—2016年中国宏观经济变量和煤炭与石油价格不确定性的季度数据考察了能源价格不确定性增加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能源价格不确定性是影响中国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它能够解释我国1075%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波动。同时,能源价格不确定性增加不仅会直接抑制中国的产出水平,而且还会通过降低固定资产投资来间接降低产出水平。高能源依赖度省份受到的抑制效应大于低能源依赖度省份。对此,中国政府会采取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应对能源价格不确定性增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本文提出,重视能源价格波动的风险冲击,降低传统能源消费依赖度,是规避能源价格不确定性冲击的根本途径。     

金融发展与中国跨省消费风险分担

本文利用中国1978—2008年间的省级数据,考察金融发展对消费风险分担程度的影响,结果发现风险分担程度随时间显著变化。在1978-1992年时间段上,金融深化提高了消费的风险分担程度,而信贷市场发展对消费的风险分担程度的影响并不明显。在1993-2002年时间段上,信贷市场发展提高了消费的风险分担程度,而金融深化降低了消费的风险分担程度。在2003-2008年时间段上,金融深化对消费的风险分担程度的影响并不明显,只有微弱的证据表明,信贷市场发展在该阶段提高了各省人均居民消费的风险分担程度。而证券市场发展对消费的风险分担程度的影响一直不明显。     

财政分权、转移支付与土地财政:基于中国地市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采用中国地市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分税制背景下的财政分权与转移支付对土地财政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市级政府支出分权明显高于收入分权,存在财力和事权的不对等。收入分权与土地财政没有显著关系,支出分权与土地财政显著正相关,这说明分税制引致地方政府事权的不断扩大是引发土地财政的主要原因。政府间转移支付与土地财政显著负相关,这说明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能有效缓解土地财政。上述关系还受到地域的影响,在西部地区影响关系最为显著。     

收入冲击与家庭消费——基于私人转移支付的视角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和2017年的数据,采用PSM和PSM-DID等方法分析了是否获得私人转移支付以及私人转移支付规模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私人转移支付为促进消费带来了正向的边际效应;获得私人转移支付有助于促进家庭消费结构升级,尤其是促进发展和享受型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例的提升;农村家庭、户主年龄越小的家庭、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家庭、低财富家庭、高债务收入比家庭、中高消费家庭以及流动性资产不足的家庭获得私人转移支付对其消费支出的促进作用更大。机制分析表明,私人转移支付可以通过缓减流动性约束、提升主观幸福感两种机制促进家庭消费支出。研究有助于理解转移支付给家庭带来的经济影响,也有助于健全多层次收入转移视域下宏观政策体系,为新时期通过转移支付手段提高人民福利水平、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参考依据。     

劳动份额在经济周期中的波动性及其影响效应

中国劳动份额波动与生产率波动、产出波动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性,中国劳动份额具有逆周期波动特征。本文构建了一个同时包含生产率冲击与要素收入份额冲击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研究中国劳动份额波动在经济周期中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中国劳动份额具有较大的波动性、较强的持续性以及逆周期性;本文的理论模型能够较好地模拟实际经济波动特征,在产出和消费波动上的Kydland-Prescott比率分别高达93%和91%,分别解释了投资、资本存量与劳动投入68%、58%和34%的波动,并较好地预测了消费、投资、资本存量的顺周期特征;面对劳动份额冲击,产出、投资、资本存量、生产率均会产生负向效应,消费表现出先提升后下降的动态效应,劳动投入则有所上升。     

政府间事权与财权如何划分?

目前世界性的分权化趋势更多地表现为地方政府支出份额的增加,而地方政府的征税权(或自有收入份额)并没有增加的趋势,政府间纵向财政不平衡的状况也没有减弱的迹象.通过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中央(或联邦)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进一步加强.这种政府间关系的格局之所以形成,原因在于其可以形成上下级政府间有效的相互制衡,从而达到国家政权稳定的需要.解决中国基层政府事权与财权不匹配的改革方向,主要不是大幅增强地方的税收权.而是要通过改革地方人事制度,以在上下级政府之间建立起有效的相互制衡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财政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教育支出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8—2018年我国省域面板数据,实证研究财政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教育支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财政教育支出有负向影响,税收返还对地方政府财政教育支出有正向影响。(2)分区域来看,财政转移支付对较高经济水平地区的地方政府财政教育支出有负向影响,而对经济水平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财政教育支出有正向影响;具体来看,一般性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对较高经济水平地区的地方政府财政教育支出有负向影响,而专项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财政教育支出的负向影响在中部地区更明显。因此,不断完善与财政转移支付相关的现代化体系、构建多元化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评价体系与科学测算财政转移支付规模,将有利于新时期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