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还是压力：家庭负债如何影响居民幸福感——来自中国家庭微观数据的证据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分析家庭负债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家庭未偿负债总额及异质性债务均会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家庭债务通过闲暇、心理抑郁以及财务困境渠道抑制居民幸福感的提升。负债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特征,而认知能力和金融素养的提高有助于缓解负债对居民幸福感的负面影响。研究结论能为理解我国居民幸福感提供证据,同时也为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福利水平提供参考。     

社会资本、公共服务满意度与居民幸福感

通过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数据分析发现,居民的社会资本和公共服务满意度均能显著提升居民幸福感,且社会资本对幸福感的效应要高于公共服务满意度。进一步分析发现,在社会资本相同的条件下,公共服务满意度越高的居民越容易感到幸福,而且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的提升效应会随着社会资本的提高而增强。对不同收入群体而言,社会资本对高收入群体幸福感影响更强,而公共服务满意度则是对低收入群体的幸福感影响更强,而且社会资本会扩大不同收入阶层的幸福感差距。为提高居民幸福感,政府要加强公共服务供给,提高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建立健全居民社会资本网络系统。     

大力推进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国家发改委社会司有关负责同志专访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建设，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公共教育、劳动就业服务、社会保障．社会服务、医疗卫生、人口计生、住房保障、公共文化等领域的公共服务也已经得到基本保障。     

公共服务与中国农村居民幸福感

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年的数据可以考察公共服务对中国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检验不同年龄和不同地区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的差异性。研究结果显示：（1）公共服务中的社会保障服务对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其他公共服务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不显著;（2）社会保障服务显著影响农村老年居民的幸福感,对农村非老年居民幸福感影响不显著;（3）社会保障服务显著影响东部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对中、西部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不显著;（4）人均收入和相对收入是农村非老年居民和中、西部农村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其对居民幸福感影响大小呈现“西＞中＞东”的趋势。鉴于此,构建提升国民幸福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社会保障服务方式、加大对农村贫困地区和民生领域的政策支持都是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手段和方式。     

对口援疆政策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效应评价研究

本文以新疆各地区2005年-2015年基本公共服务相关数据为基础,通过对新疆对口支援前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变动和均等化变动状况进行分析,并运用多种回归估计方法检验了对口援疆政策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对口援疆后新疆各地区教育和医疗卫生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均有不同程度提高,其中南疆教育水平提升较为滞后,而医疗卫生水平提升比较显著;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善存在滞后效应,医疗卫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善即期效应显著.对口援疆指数对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负效应,而对医疗卫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显著正效应.     

不同年龄层次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

以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数据为基础,在恰当的理论假设下,可通过实证分析研究城乡居民不同年龄层次收入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居民收入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正向影响,即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主观幸福感会随之提升;在年龄方面,随着年龄的增加,幸福程度先下降后上升。这些研究结果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以进一步增加居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并提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提供了依据。     

我国保障性住房空置问题及其解决对策

保障房空置不仅造成资源浪费,而且影响后续住房保障政策的科学制定.保障房空置是住房保障制度不完善和政策执行偏差导致的结果,住房保障体系衔接存在缝隙、租售定价过高、选址偏僻、配套设施不完善、公共服务水平低等造成保障房供需错位,空置加剧.基于此,建议通过适当扩大保障范围、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物业服务水平以解决存量房的空置;通过科学规划选址布局,减少实物供给、增加货币补贴以及加强政府绩效考核预防未来保障房的空置.     

社会医疗保险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样本微观数据,分析居民社会医疗保险的参保现状以及主观幸福感的分布特点,探讨社会医疗保险参保状况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医保参与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通过"身体健康状况"及"社会公平感"两个中介变量产生。为了提高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要从加快城乡医疗保险整合的步伐、完善医疗保险的补充项目以及提升医疗保险给付水平三个方面入手,注重制度的公平性,同时提升医保的可及性、有效性,从而改善居民健康状况,达到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目标。     

拆迁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

本文研究了拆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其一,就拆迁后仍然自有住房拆迁户而言,拆迁提高了当年主观幸福感,但拆迁两年之后主观幸福感恢复到拆迁之前水平.就拆迁后租房居住拆迁户而言,拆迁对主观幸福感不构成影响.其二,拆迁影响自有住房拆迁户当年主观幸福感原因归咎于当期消费显著变化.其三,拆迁大幅提高了自有住房拆迁户当年消费水平,而拆迁两年之后消费水平又恢复到拆迁之前,这一方面表明拆迁是通过影响消费水平从而作用于主观幸福感,另一方面表明自有住房拆迁户可能存在冲动消费行为,因此政府引导拆迁户进行合理消费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旅游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以阆中市五龙村为例

旅游地居民主观幸福感是影响旅游地可持续发展和旅游业提质增效的关键所在。本文选取阆中市典型乡村旅游地五龙村为个案,基于社会学理论构建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机理概念模型并设计测度指标体系,运用幸福感测度指数、幸福感计量模型等数理方法分析居民主观幸福感状况。研究表明：（1）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显性驱动因素为生活富裕感、民生安居感、自我价值感及未来期待感,隐性联结因素为属性特征变量;（2）显性驱动因素中未来期待感最为重要,居民在精神层面的感知较物质层面更能与主观幸福感产生共鸣;（3）显性驱动因素中各测度指标的权重与测度指数大小次序一致,差异化系数分值波动较大;（4）居民个体主观幸福感指数差异显著,平均水平为“幸福等级”,受访居民在第4至第5级梯度幸福感等级的频数及占比较高,全村整体幸福感水平为“非常幸福等级”;（5）隐性联结因素中的年龄、月均收入、从事职业、居住时间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向影响关系,其影响大小关系为年龄>月均收入>居住时间>从事职业,文化程度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呈显著负向影响关系。     

居民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影响机理与实证研究

基于攀比理论和扩展的效用函数,构建收入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理论基础,使用２００９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居民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结果发现：从总体来看,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对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分不同的收入组来看,收入水平的增加对低收入者幸福感的增进意义较大,但对高收入者的影响较小。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有着显著且较强的增进作用。相比最低收入组,更高收入分组的个人拥有更高幸福感,且相对收入越高,幸福感越强。本文的政策意义是：政府不应仅仅关注居民收入水平的绝对增长,更要关注收入结构的调整变化,只有同时促进量的增加和结构的优化,才能不断提升中国居民的幸福感。     

“新常态”下政府如何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基于民生满意度视角

“新常态”下,如何提高居民的幸福感,摆脱“Easterlin悖论”的发展困境,是政府面临的一大问题。利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13年的微观数据,通过构建民生满意度指数,实证分析了民生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以及民生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提高收入水平并不一定会持续提高居民的幸福感,但提升民生满意度是提升居民幸福感的一个非常稳健的途径,民生满意度指数每提高 0.1,幸福感将提升 0.0675,大致相当于阶层认同上升一个等级、人均住房面积增加1.6倍;对于收入水平、阶层地位和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民生满意度的幸福效应更大。在影响民生满意度的微观个体因素中：公共服务充足度、均衡度、便利度、普惠度的满意状况对民生满意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互之间几乎不存在替代性,充足度的影响最大;收入与民生满意度呈倒U型关系;受教育程度、阶层认同和主观家庭经济地位对民生满意度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辽宁农村基本医疗卫生保障问题研究

农民的健康保障问题是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之一.尽管目前辽宁省的城乡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及农村基层医疗卫生体系已经基本建成,然而城乡差异、保障水平偏低、基本医疗服务水平偏低等都是农村居民获得有效基本医疗卫生保障的阻碍,因此应加快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一体化建设及农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完善建设,通过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激发社会慈善力量等促进基本医疗卫生保障体系的完善.     

房产财富、金融资产等对幸福感的初步计量分析

基于我国首次较详尽的家庭金融微观调查数据,探讨了家庭房屋价值、车辆价值、其他非金融资产以及金融资产和社保账户等对幸福感的影响。经过初步回归发现,是否拥有自有住房、车辆,房屋数量、房屋价值高低和金融资产规模等对居民幸福感都存在显著影响。此外,结合人口统计学变量分析,表明对于处于36-50年龄段的中年人而言,住房价值与车辆价值对幸福感的提升作用较强,而较为年轻的一群人更多的关注是有无住房,50岁以上的人群幸福感更多的取决于住房数量。     

地方政府财政行为如何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和省级宏观数据,在使用Ordered Probit等计量模型分析后发现,地方政府财政行为对居民幸福感影响显著。具体表现在：（1）财政透明度、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并且财政透明度与居民幸福感呈正U型关系;（2）财政支出分权、民生类支出显著促进了居民幸福感的提升,并且其交互项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影响抑制了两者对幸福感的促进作用;（3）宏观税收负担率与居民幸福感呈倒U型的关系。     

幸福经济学视角下的公共服务质量与老年人幸福

本文利用CGSS(2013)数据,系统评估了老年人所在区域的公共服务质量对其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1)公共服务质量显著影响了老年人的幸福感.(2)公共服务的普惠性程度、获取公共服务的便利程度、公共服务资源的充足程度等公共服务质量的分项指标都显著影响了老年人的幸福感,其对老年人幸福感的促进作用依次递增.(3)相对于非单身老年人、城市老年人,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对单身老年人、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促进作用更大;同时老年人的居住地离市(县)中心城区的距离越远,公共服务质量对老年人幸福感的提升效果越大.上述发现意味着,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不仅有利于在整体层面增强老年人的幸福感,同时还能缩小不同群体之间的幸福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寂静”的大多数：噪声污染与居民幸福感

噪声污染不仅是社会治理问题，更关系到国民幸福感。利用CHIP、CGSS、噪声污染司法文书数据，发现噪声污染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对象“歧视性”。噪声污染由于缺乏流动性和饱含消逝性，拥有低收入群体锁定效应。噪声污染不仅会作为环境污染对居民幸福感产生直接影响，还会通过影响居民对机会不平等、收入差距、经济预期、阶级流动性、社会关系等问题的感知降低其主观福利。人口规模较大且缺乏追诉渠道的低收入群体成为噪声污染问题的主要承担者。噪声治理不仅可有效保障“寂静”大多数的合法权益，还有助于提高低收入者的主观幸福感，进而促进社会福利水平整体提升。     

中国女性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研究——基于对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根据原国家计生委2012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描述分析了我国女性流动人口的幸福感状况,并采用有序因变量模型分析了各影响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目前中国女性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较高;经济因素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其中,女性流动人口的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影响,相对收入弱化了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非经济因素对主观幸福感也有显著影响,其中婚姻状况、工作因素、住房状况、闲暇生活、政治权利等因素有正影响,受教育程度与主观幸福感则呈现出负相关关系。       

主观幸福感视角下互助养老模式的问题与对策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的养老及晚年幸福成为全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互助养老模式对缓解家庭及社会养老压力、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着重要作用,是切实可行的养老方式。现有的互助养老模式在实践中存在着互助养老意识欠缺、服务水平较低、基础设施不完善以及后续资金不足等问题。为此,我国应通过更新养老观念、提高服务水平、完善基础设施、保障互助养老资金来源等路径,促进互助养老模式持续健康发展,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辽宁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基本公共服务 ——时空分异评价与障碍因素诊断

本文以辽宁省14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基本公共服务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客观测度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结合GIS技术对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时空格局进行分析,并引入障碍度模型剖析影响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提升的关键因素.研究表明:辽宁省14个地级市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发展态势,整体水平不高,市际之间的绝对差异与相对差异减小但仍显著存在;空间上呈"中部凸起、两翼塌陷"的特征,高水平地区呈"十"字型地域分布;省内三大分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研究期内始终保持沈阳经济区>沿海经济带>辽西北地区,沿海经济带对沈阳经济区具有潜在"赶超效应";文化教育服务、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是当前影响辽宁省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提升的主要障碍系统,每万人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人均绿地面积是主要障碍因素.因此,应因地制宜实施差别化的具有梯度性的基本公共服务政策,积极对接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统筹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均衡配置,完善辽宁省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动辽宁省区域内部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