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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Hummels和Klenow(2005)二元边际分解法对2003—2011年中国蔬菜产品出口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蔬菜出口增长主要来自扩展边际的贡献,但集约边际在对主要贸易伙伴出口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对集约边际进一步分解后发现,中国蔬菜出口增长主要是数量扩张,价格边际的贡献相对较小,表明中国蔬菜出口还一定程度上存在“重数量、轻质量”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对二元边际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发现,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不仅各自影响因素不尽相同,而且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方向与作用强度也不相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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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外并购的动因研究——基于广延边际与集约边际的视角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经济研究》2017,(1):28-43
在海外并购蓬勃兴起的过程中,一个显著而重要的现象是,我国并购常常在东道国引起激烈争议并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甚至抵制。争议的焦点在于中国海外并购的动因被认为与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然而,中国海外并购的动因是否真的与众不同,这一问题并未得到严谨的检验。本文利用二阶段引力模型,克服传统文献中的样本选择问题,在统一框架下系统研究了我国海外并购的广延边际(区位选择)和集约边际(投资规模)决策。结果表明,我国海外并购表现出市场寻求和矿产金属资源寻求特征;我国经济发展到新阶段后,海外并购表现出战略资产寻求动机;在区位选择决策中,对东道国政治、经济风险欠缺考虑,甚至在投资规模上表现出明显的风险追逐特征,而重视交易成本,倾向于进入腐败程度较低的国家。双边投资协定对我国海外并购的区位选择和投资规模在总体上并无显著影响。总体而言,中国海外并购符合主流文献总结的基本模式,其特征符合我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的特定需求。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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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同都是同际反倾销的最大受害同。在我同加入WTO之后,反倾销作为WTO少数允许的贸易救济措施之一,更是被很多国家广泛使用以针对我同的出口。十多年来,我国被提起反倾销诉讼的数量长期居于世界首位,很多产品的出口受到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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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其它贸易措施,反倾销调查,反倾销税的征收只针对特定产品来源地,而且税率也会因倾销幅度的差异而高低不同,这显然是与WTO多边贸易体制的非歧视原则相排斥的。但是,不仅WTO允许它存在,而且被各国频繁使用。正是由于反倾销措施的特殊性,对它的效果也需要用发展的限光来看待。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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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4,(4)
本文利用19902006年中国对美出口贸易的HS10分位数据,采用离散时间的probit、logit、cloglog模型研究了美国反倾销政策对中国对美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结果表明,美国反倾销政策的影响效应不仅大,而且其效应还因实施阶段而不同。反倾销在不同的阶段都导致出口持续时间缩短,但在初裁定阶段的影响效应相比终裁定阶段更大。另外,较高的反倾销税率影响效应大,但影响时间不长,较低的反倾销税率影响较小,但影响时间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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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贸易成本分解与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财经研究》2014,(1)
"新新贸易理论"为研究贸易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提供了理论基础,使其成为研究贸易增长方式的新维度。文章运用2001-2011年中国与30个主要国家(地区)的HS-6位数细分产品贸易数据,在对中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进行特征性事实描述的基础上,通过细分贸易成本的各种构成要素,探讨了中国对外贸易成本各组成部分对中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中国的出口增长仍然主要归功于集约边际的拉动作用,与扩展边际相比,集约边际更具有"绝对主导、小幅震荡、稳步增加"的特征;不同贸易成本构成因素对二元边际的影响不同。总体上看,"距离在消亡"的同时,与一国实体经济相关的成本因素对集约边际的影响更大,而扩展边际则更多地受到外部冲击以及文化、法律等软环境因素的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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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CEPII BACI数据库中1996~2005年HS-6位数产品层面的中国出口贸易数据,研究发现中国的出口增长主要是沿着集约边际实现的,其中总出口的扩展边际份额在减少,而制造业出口的扩展边际份额在增加.同时,通过中间产品贸易在制造业中的份额可知制造业参与国际分散化生产的程度日趋加深,这正是导致制造业出口扩展边际增加的主要原因.运用引力模型考察中国出口增长的扩展边际的影响因素,我们发现在总产品和制造业贸易中,贸易国的GDP与出口扩展边际显著正相关,两国之间的距离与扩展边际负相关,而不同的出口目的国对扩展边际的影响不尽相同.积极参与国际分散化生产有利于中国出口沿着扩展边际增长,增强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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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财经》2014,(2)
以新-新贸易理论为基础,利用CEPII BACI国际贸易数据库1996-2011年我国对十六个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微观层面出口数据,将出口增长总量分解为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通过动态面板数据模型GMM估计方法实证分析贸易促进机构对我国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结果显示:贸易促进机构对出口增长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出口增长扩展边际的促进作用大于集约边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比驻外使领馆对出口增长发挥的效力更为明显;贸易促进机构对中高技术行业产品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促进作用大于中低技术行业产品。因此,我国应增加贸易促进机构的数量,尤其要增设贸易促进委员会。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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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贸易发展对于提升一国“软实力”和打造“贸易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在工业品贸易领域广泛存在“进口引致出口”机制是中国货物出口奇迹产生的重要原因,该机制在文化贸易领域是否同样存在对于中国文化贸易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本文基于中国文化贸易微观产品层面六位码数据,对文化出口指标进行了二元边际结构性特征分解,实证分析发现:第一,总体来看,文化产品进口对出口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进口引致出口机制在中国文化贸易中并不存在;第二,文化产品进口对文化产品出口二元边际并不存在显著的引致效应,文化产品进口对集约边际甚至还有一定的抑制效应;第三,上述结论在不同的二元边际指标和持续期分样本估计中均成立,尤其是二元边际水平较高的核心文化产品和具有较长贸易持续期的产品样本;第四,细分不同类别来看,目前仅在图书及其他印刷品比较标准化的文化产品贸易中,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进口引致出口效应。总体而言,进口引致出口机制在文化贸易中未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可能是导致中国文化贸易发展相对迟缓的重要原因,未来如何更好地发挥文化进口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将是强化中国文化贸易发展的关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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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框架,利用中国海关数据从企业层面将中国出口增长分解为扩展边际(出口企业数量)与集约边际(单位企业的平均出口额),描述了中国企业出口动态和二元边际结构,并考察不同贸易成本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2000—2005年间尽管扩展边际的波动幅度远大于集约边际,中国出口的增长仍大部分是由持续出口企业的贸易额扩大实现的;各种因素对二元边际的作用机制和程度不尽相同,经济规模、距离和贸易成本的变动主要通过扩展边际影响贸易流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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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倾销的经济学分析及合理性探讨——以欧盟对华反倾销为例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针对反倾销措施,借助经济学模型首先对发起反倾销国家经济造成的损益进行解析,指出实施反倾销措施是进口国追求国内自身利益的结果:再进一步分析实施反倾销措施对出口国出口贸易、出口企业规模经济以及社会净福利的影响,深刻挖掘出进口国发起反倾销的一般性经济学根源,在此基础上探讨反倾销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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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问题探索》2014,(9)
在分析贸易便利化对贸易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借鉴Kancs(2007)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考察2004-2007年贸易便利化对中国谷物磨制品制造业双边相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相对贸易伙伴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主要促进了相对扩展边际,抑制了相对集约边际,且对相对扩展边际促进要大于对相对集约边际抑制。上述结论对于不同的贸易便利化指标稳健。另外,中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主要促进相对扩展边际,抑制相对集约边际;而中国贸易伙伴国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对相对集约边际有显著促进作用,却显著抑制相对扩展边际。由此,文章认为中国应根据贸易结构优化和产业发展的需要,选择有针对性的贸易便利化政策和国际合作。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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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由于两国经济贸易结构的互补性,中美已经形成了“互相依赖,共同繁荣”的贸易格局。但是自中国入世后形成的巨额贸易顺差导致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吸引了国内外经济学家对该问题的高度关注,对该问题的分析及为利益相关体进行针对性政策研究显得颇为重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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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由于两国经济贸易结构的互补性,中美已经形成了“互相依赖,共同繁荣”的贸易格局。但是自中国入世后形成的巨额贸易顺差导致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吸引了国内外经济学家对该问题的高度关注,对该问题的分析及为利益相关体进行针对性政策研究显得颇为重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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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使用Hummels和Klenow (2005)二元边际分解法,对2000-2013年中国农产品HS-6分位贸易数据进行分解,结果表明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主要来自集约边际的贡献,但扩展边际也发挥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借鉴Chaney (2008)的理论框架对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二元边际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农业经济规模、贸易成本、农业生产率主要影响集约边际,可变贸易成本和固定贸易成本对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均有显著负面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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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理论认为贸易自由化会促进出口产品的质量升级,但我国加入W TO后的情况却并非如此。文章基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视角,利用我国加入W TO前后美国对我国产品进行关税调整这一自然实验,通过倍差法分析了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1)在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会拉低我国的出口产品质量,且这一结论在改变质量测度方法、控制成本效应以及使用不同的产品属性、贸易对象和样本的情况下依然稳健;(2)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主要是通过广延边际上的质量调整降低了我国出口产品的总体质量,即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幅度越大的产品中,有越多的生产低质量产品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3)在集约边际上,存续企业并未针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做出及时的产品质量调整,从而无法改变我国的产品质量在短期内下降的趋势。文章为我国如何在推行贸易自由化的同时实现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提供了启示。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