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价格、人力资本与城镇居民消费——基于我国35个大中城市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08—2018年我国35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在人力资本视角下住房价格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住房价格上涨能促进城镇居民消费需求,人力资本在住房价格和城镇居民消费之间存在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人力资本和住房价格总体上对城镇居民消费有正向促进作用。本文将我国35个大中城市按照房价水平进行聚类,发现住房价格、人力资本与城镇居民消费之间存在区域差异。房价较低的三类城市与房价较高的一二类城市相比较,人力资本在住房价格和城镇居民消费之间的中介效应更显著。研究结果对促进我国住房市场健康平稳发展和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住房价格上涨、家庭债务与城镇有房家庭消费

在住房价格持续上涨和消费信贷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背景下,住房价格可能借助家庭债务这一中介变量间接作用于居民消费。本文在理论上,构建一个同时纳入家庭债务、住房价格的消费决定模型,详细阐述房价上涨、家庭债务对城镇有房家庭消费的作用机制;在实证上,基于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检验了房价上涨、家庭债务对城镇有房家庭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持续上涨的房价显著促进了城镇有房家庭的消费支出,住房对于家庭消费的财富效应明显,且该效应会通过家庭债务进行传导,具体表现为流动性约束效应与抵押效应两种机制;家庭债务对城镇有房家庭消费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即使是将家庭债务细分为住房贷款与非住房类贷款,这一正向关系依然存在;但当家庭债务超过适度规模时,其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将转而呈现出"挤出效应";家庭债务的持续累积会扩大消费支出缺口,长远来看不利于消费的稳定增长。     

住房市场与农民工住房选择的区域差异

利用1998—2013年的统计数据,分析住房市场的区域特征,并测度各地区的农民工家庭住房支付能力,发现在东部地区的农民工家庭住房支付能力较差,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家庭住房支付能力较好,而且在中部地区的农民工家庭住房支付能力要比西部地区更好一些。通过2010年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对全国106个城市流动人口的动态监测数据,分析农民工住房选择的区域差异,并对区域差异产生的原因进行解释。最后,分别提出不同区域的农民工住房政策建议。     

经济基本面、住宅价格与居民住房支付能力——以区域差异为视角的面板数据模型估计

本文在构建住宅价格、经济基本面与住房支付能力关系模型的基础上,以区域差异、收入差异为视角,利用2000-2006年我国29省市的数据检验住宅价格、经济基本面对住房支付能力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住宅价格、经济基本面对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住宅价格在西部地区的影响低于东、中部,收入和食品消费支出在东部地区的影响高于中、西部.住房贷款利率和居住消费支出在中、西部的影响高于东部地区.医疗消费支出在中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教育消费支出在中部地区的影响明显大于东、西部.政府应该根据各地区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的差异、影响因素的不同制定政策,提高居民住房支付能力.     

居民住房抵押贷款需求的微观研究

本文基于全生命期家庭效用最大化的抵押贷款需求理论,分析了居民住房抵押贷款选择行为,并应用中国城镇住户调查微观样本数据,建立二元选择模型和Tobit模型,实证测试了家庭住房抵押贷款选择和贷款总量与住房消费、非住房消费、家庭的社会经济微观特征,以及贷款和储蓄利率等宏观因素的关系。研究发现,住房消费和家庭收入是决定家庭是否选择抵押贷款及抵押贷款需求量多少的重要因素,家庭的转移收入和借入收入对抵押贷款有抑制作用,家庭倾向于依赖其他资金来源进行住房消费,从而减少了对住房抵押贷款的需求。     

房地产市场对消费影响的微观分析

与快速上涨的住房价格和住房投资相比,居民消费增长较为平缓,消费需求长期不足,占国民生产总值比率下降,经济结构失衡现象突出,房地产市场已经对居民消费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拟从微观方面,即消费者和金融部门两个方面对此进行探讨。     

数字金融发展与家庭消费碳排放

基于移动支付的便捷性所引致的消费规模扩张,本文构建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家庭消费碳排放的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并结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微观数据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增加家庭消费碳排放,且主要来源于发展型消费的增加;机制分析表明,支付便利性和工资溢价所引起的消费规模扩大以及消费倾向升级能实现上述影响;此外,居民环保意识和社会环保治理因素会积极调节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消费碳排放的影响。     

房价收入比与家庭消费——基于房产财富效应的视角

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年、2013年和2015年数据,基于调查数据构建和计算城市房价收入比,分析房价收入比对家庭消费房产财富效应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房价收入比对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有房出租、拥有大小产权房和不同收入阶层家庭消费房产财富效应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房价收入比高时家庭消费水平也相应较高,但房价收入比高却显著降低了家庭消费的房产财富弹性;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有房出租家庭消费的房产财富效应受房价收入比高的弱化影响更小,拥有大产权比小产权房更能抵御房价收入比高对消费房产财富效应的弱化影响,高收入家庭的抵御能力更强。     

住房价格不平衡对我国财富分布格局的影响研究

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对我国分阶段推进共同富裕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房屋财富差异影响家庭财富不平等的典型事实，基于房价上涨、房屋财富升值与财富不平等程度加剧的理论逻辑并利用2011—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研究结果表明，住房价格不平衡将会加剧同类型家庭内部、不同类型家庭之间的财富不平等程度，严重恶化我国财富分布格局。家庭财富积累动机与房价水平的双重差异是造成同类型家庭内部财富不平等的核心因素，房价上涨的财富效应与房价水平的双重差异是导致不同类型家庭之间财富分化的关键成因。数值模拟显示，降低收入差距与城乡差距、缓解财富顶层集中、有效管控住房投资行为、切实降低消费性住房购买压力等措施，对我国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和财富积累机制、改善财富分布格局具有积极意义。     

公共转移支付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公共转移支付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公共转移支付可以显著缓解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并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相比于民生性转移支付,生产性转移支付显著缓解了家庭消费相对剥夺;公共转移支付对贫困县和高抚养比家庭的消费相对剥夺影响更大。机制分析表明,公共转移支付主要通过降低家庭收入相对剥夺、改善收入不确定性和提高社会信任水平来缓解家庭消费相对剥夺。本研究为缓解个体消费相对剥夺、改善居民福利水平,进而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微观证据。     

再购房潜在动机如何影响住房的财富效应?——基于城镇住户大样本调查数据的微观层面分析

文章利用我国国家统计局2002-2009年的城镇住户大样本抽样调查数据,重新测定了住房价格对自有住房家庭消费倾向的影响效应,提出了我国居民较强的再购房动机是导致住房财富效应为负的重要原因这一假说。文章重点探究了家庭再购房的三大潜在动机——为子女购买婚房、住房置换更新以及投资性购房对我国城镇家庭消费—房价弹性的影响,实证结果证实了我们的研究假说。文章的研究结论为认识和把握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特点以及消费与房价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新视角。     

中国城市居民家庭的消费结构分析:1995—2013

本文使用QUAIDS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CHIP(1995、2002、2013)城市随机入户调查数据,发现1995—2013年,中国城镇家庭消费结构出现了极大的转变,在空间、时间维度以及不同类型的家庭之间差异明显。空间上,地域差异由东、西、中部三级变为东、中西两级状;1995—2002年,消费总量并没有出现显著增加,但消费结构变化明显;2002—2013年,家庭消费总量迅速显著上升,消费价格弹性绝对值逐渐增加,消费支出弹性渐趋于1,家庭消费结构更多地受到市场价格而非可支配收入的影响。随着中国城市家庭变得越来越富裕,食品消费、家庭用品消费在总消费所占份额不断下降,然而住房消费总占比由1995年的23%增加到2013年的38%。住房消费占比不断上升挤占了其他家庭消费、降低总需求,同时也会增加工资上升的压力。     

家外有宅:北京市家庭多套住宅的空间关系研究

自住房制度改革以来,中国城市家庭从计划经济时期以租赁公房为主转变成了多样化的住房来源和产权,并且出现了较高比例的拥有多套住宅。在理论上用地方效用互补和空间扩散规律来解释多套住宅的空间关系,并按照第二住宅持有目的分为投资型、休闲度假型、安置亲属型、便利型和市场障碍型,分析了不同类别第二住宅和首要居所的空间关系。然后以北京为例,运用2009年北京市家庭住房调查数据和访谈资料实证分析,发现多套住宅的持有目的、使用状态、房屋特征和社区类别的差异明显,符合地方效用互补规律;多套住宅的空间关系符合距离衰减、等级扩散和关系网络扩散规律。首要居所和第二住宅的区位组合以同城为主,距离越远,频率衰减;存在目的地城市的等级扩散,亲情网络和组织网络也有助于空间扩散。不同类型的第二住宅在区位、距离、交通方式有明显差异。多套住房消费和投资作为"现代性"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与西方无根本不同,但是中国特有的住房体系、住房文化和税收政策是其成因,空间模式也有所不同。     

住房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

通过建立一个包含住房的家庭跨期资产决策模型并进行参数赋值,从理论层面分析了住房资产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且在此基础上使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年全国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住房资产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存在挤出效应,而当家庭财富水平或分布区域不同时,挤出效应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本文的研究结论从微观上说明了完善家庭资产结构、分散家庭投资风险的必要性,从宏观上解释了住房市场过度繁荣对金融市场的资源挤占问题。据此,本文提出合理配置住房资产、缓解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压力、合理引导发达地区房地产市场发展,实现房价平稳回归等政策建议。     

我国居民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分析

通过对我国1999—2010年期间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本文研究发现,住房资产价值的上涨从短期来看对消费有正向的刺激作用,但是从长期来看,住房资产价值与消费两者之间存在着负相关性。由于收入—资产市场—消费的传导机制是畅通的,住房价格的高涨所带来的挤出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其财富效应的发挥。此外,股市资产价值的增长对于住宅资产价值有负向作用。     

限购政策与房价的动态变化

建立一个住房市场模型对住房限购政策效果进行分析。考虑限购政策对住房消费需求的影响发现,限购能够降低住房价格,但是降低的幅度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限购对消费需求的缩减、开发商跨期调整供给的成本及预期。投资需求会改变住房的跨期需求和供给,对限购政策效果具有抵消作用。限购政策的作用大小与市场对政策不确定的预期紧密相关,市场预期管理对于稳定房价具有关键作用。     

人口老龄化、住房支付能力与城镇居民住房消费

本文基于2003-2018年人口老龄化、住房支付能力和城镇居民住房消费省际面板数据,构建空间面板计量模型,考量人口老龄化、住房支付能力与城镇居民住房消费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省际城镇居民住房消费具有正向空间相关性。老年抚养比促进了本省城镇居民住房消费,但是对邻近省份的城镇居民住房消费影响弱。少年抚养比和住房支付能力均促进了本省城镇居民住房消费,抑制了经济发展情况相近省份的城镇居民住房消费。加入交互项后,老年抚养比改变了住房支付能力对城镇居民住房消费的作用,对本省、邻近省份的城镇居民住房消费具有抑制作用。少年抚养比强化了住房支付能力对本省、邻近省份的城镇居民住房消费促进作用。为此,应制定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调整住房供给结构,平衡区域住房差异化消费。     

房屋拆迁能够提高家庭消费水平吗?——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房屋拆迁能够给普通家庭带来重要的消费冲击。本文基于最新的中国家庭金融微观调查数据,就拆迁行为对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大小和途径做实证分析。描述性统计和平均处理效应方法均表明,拆迁户总体上要比未拆迁户消费更多,但其消费具有异质性。拆迁后仍有两套及以上住房者各类消费均远远高于未拆迁户,而拆迁后变为租房的家庭其平均消费水平甚至低于未拆迁户。进一步回归考察发现,由于寻求社会地位的强度不同,不同类型的拆迁户面对的不确定性并不相同,从而就日后消费问题表现出迥异的行为特征。本文从拆迁角度检验了预防性储蓄理论的适用性,同时对缓解社会矛盾、扩大消费能力具有参考价值。     

家庭固定资产、财富效应与居民消费:来自中国城镇家庭的经验证据

基于详实的微观家户数据,本文首次区分和比较了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和非生产性住房资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细致考察了家庭资产对居民消费的"资产效应"和"财富效应",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不同类型资产对居民消费的异质性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家庭住房资产主要呈现出消费品属性,只存在微弱的"资产效应",且不存在"财富效应"。这个结论对于拥有大产权房和二套房的家庭同样成立。因此,住房价格上涨无助于提高我国居民消费。相反,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具有明显的"资产效应"和"财富效应",同时,其"财富效应"主要体现在自我雇佣的家庭中,主要作用机制是降低了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并缓解了家庭流动性约束。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引导资金进入生产性部门、发展房地产金融并积极推动金融市场改革是促进居民消费的重要方式。     

中国城市住房价格增长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机制

以2015—2018年中国298个城市的住房价格为基础,考察中国城市房价增长的空间格局、城市等级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2015—2018年中国城市住房价格增长的空间差异较大,而且增长幅度随城市等级的提高而提高。②住房价格增长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经济增长、投资规模、市场预期、支付能力、土地供给、城市吸引力是影响城市房价增长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其中经济增长是2015—2018年房价增长差异的主导因素。此外,城市等级不同,住房价格增长的影响因素体现出显著的差异。③最后,从促进协调区域发展,打压炒房行为;加快城市更新升级,打造优质城市环境等方面提出了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