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司治理、研发投入延迟效应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以1 038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2013-2015年的数据为样本,考察了公司治理、研发投入延迟效应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董事长与CEO两职兼任能够有效促进企业研发资金投入,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研发投入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股权集中度没有对研发投入带来显著的积极作用,机构持股与研发投入之间没有显著相关关系,股权制衡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正向影响;薪酬激励、高管持股和在职消费对企业研发投入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企业研发投入具有延迟效应,对当期和后续绩效分别具有负向和正向影响。从新视角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发创新活动,为构建匹配产业创新特征的治理结构提供了参考。     

公司治理结构、股利分配与企业创新绩效三元关系实证研究

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公司经营状况、股利政策及创新绩效。采用回归分析法对公司治理、股利支付及企业创新绩效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董事会结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及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平方和越高,企业越倾向高股利支付;高股利支付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并无正相关关系,股利支付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但不显著。最后,从完善公司治理和股利政策方面提出了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建议。     

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基于中小企业板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深交所中小企业板的8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创新决策主体的层面,分别检验了总经理持股与董事会特征对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表明,总经理持股有利于其降低管理者短视行为,提高技术创新投入;董事会成员受教育水平对技术创新投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董事会规模,外部独立董事比例以及机构大股东对技术创新投入作用不显著。     

高管持股变动、技术创新与公司价值——基于不同产权性质的比较

以2012—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对高管持股变动、技术创新与公司价值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对公司价值均具有正向影响，并且高管持股变动对上述影响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对不同产权性质公司而言，国有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活动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和高管持股变动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显著低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基于上述结论，从政府补贴、公司高管业绩考核和股权激励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不同监督情境下政府创新支持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基于农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三农”问题受到极大关注。为了应对外部资源、环境、科学技术等多重压力对农业升级与发展的影响,政府出台了诸多政策支持农业企业的技术研发与创新。本文从政府干预视角分析政府补助和税费返还两种形式的政府创新支持政策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重点分析机构投资者与大股东参与公司内部治理以及社会审计事务机构参与公司外部治理这两者所发挥的不同监督作用。研究发现：第一,不同形式的政府创新支持（政府补助和税费返还）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并不一致。政府补助产生替代效应,税费返还则产生互补效应。第二,持股监督（机构投资者和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上升）能增强政府补助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替代效应,也能增强税费返还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互补效应。第三,审计监督（社会审计事务机构的审计意见）会减弱政府补助支持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替代效应,也会减弱税费返还对农业企业研发投入的互补效应。本文的研究发现为政府制定适宜的创新支持政策,以及合理发挥持股监督与审计监督的内外部治理作用,提供一定的决策依据和理论支持。     

公司治理与风险承担——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转型经济环境下的我国公司治理机制能否激励公司风险承担是本文的研究主题。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2006—2011年数据为样本,对上市公司治理机制与公司风险承担关系进行系统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能够激励上市公司的风险承担,具体来说,董事会独立性对公司风险承担有正的影响,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风险承担之间存在U型关系,管理层持股有利于激励公司风险承担,私有产权控股对公司风险承担有正的影响。     

公司股权特征对其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政策的影响研究——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

股权特征是公司治理和控制权配置的基础,会计系统是公司治理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股权特征会对其会计政策选择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文章选择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政策为代表对两者之间关系进行探讨。选取2007—2017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公司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高管持股、机构投资者持股以及实际控制人五个维度考察了股权特征对资产减值计提政策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资产减值计提之间的关系呈N型;大股东之间制衡程度越高,资产减值的计提比例越高,中小股东对大股东制衡程度与资产减值计提同样呈正相关;高管持股与资产减值计提呈负相关;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资产减值计提比例具有正向影响关系;当实际控制人为国企时,公司倾向于计提较高比例的资产减值准备。这些结论为研究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等会计政策的影响因素提供了经验证据。     

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的关系研究——来自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股权结构是影响公司治理的重要因素,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对股权治理、债权治理、管理层激励三个层面进行分析,探讨其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程度。实证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和管理者持股比例与公司治理呈正相关关系,而现金流动负债比率和资产负债率与公司治理呈负相关关系。然而我国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股权治理结构并不合理,应进一步优化股权结构、完善监管体系以及建立多元化投资体系等来提高公司治理水平。     

企业持续创新影响因素研究

使用持续专利时间、持续专利数量、持续发明时间和持续发明数量对企业持续创新进行测度,就公司规模、企业盈利能力、债权融资水平、股权结构和高管激励等对企业持续创新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提出相关假设,并以国泰安“中国上市公司专利研究数据库”1985-2015年涉及的1 92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公司规模与企业持续创新正相关;盈利能力和债权融资水平对企业持续创新的影响不显著;股权结构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持续专利时间、持续发明时间负相关,对持续专利数量和持续发明数量的影响不显著。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企业持续专利时间正相关,对其它持续创新变量的正向影响不显著;在高管激励中,以薪酬测度的高管短期激励与企业持续创新正相关,以持股比例测度的高管长期激励对企业持续创新的积极作用没有得到完全发挥。     

第一大股东、股权集中度和公司绩效

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普遍具有积极的治理功能,第一大股东的治理动力随着其持股的增加而增大。无论控股股东的性质如何,大股东持股都能够强化控股股东改善公司绩效的动机。但是,激励效应的强度受其性质的显著影响:流通股股东控股比例的解释力最强,法人股股东其次,国家股股东最弱。流通股股东随着其对公司管理控制权的增大,其激励作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由消极的激励功能转化为积极的治理功能。作为控股股东的流通股股东所发挥的积极治理功能还表明,流通股比例的消极治理影响根本源于流通股股东的非控股地位及其所产生的权利弱化。股权越集中,大股东参与管理改善的动机和能力就越强。对于中国现行的市场环境和法律制度而言,较高程度的集中控股是一个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另外,控股股东性质的改变也会导致治理激励强度的显著改变。     

股权结构、董事会治理与公司成长性——来自中小企业板的实证研究

以中国2004—2008年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按第一大股东所持股比例分为绝对控股型、相对控股型和分散持股型三类，构建公司成长性综合评价指标，检验三类公司董事会治理结构与成长性之间的关系。独立董事比例、股权集中度、流通股比例三个治理结构指标对三类公司的成长性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其他治理结构指标对三类公司成长性的影响各异。董事会治理并不是促进中小企业成长性的决定性因素，董事会治理的效用不显著。     

高管激励调节下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对企业总样本的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高管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但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所有制形式是影响高管激励调节作用的重要情景要素,高管薪酬激励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与绩效关系分别起着正向和负向调节作用;而高管股权激励仅对非国有企业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同时发现,反映公司治理和财务运营质量方面的控制变量对不同所有制企业高管激励发挥调节作用的影响程度不同。研究结论可为企业制定合理的高管激励机制,提高创新绩效提供决策参考。     

大股东行为、公司治理与财务危机

本文以深、沪两市在2001-2004年期间连续2年EBITDA小于财务费用的104家上市公司为财务危机样本作为研究对象,从上市公司财务危机角度验证大股东的利益侵占与利益协同理论,并从股权结构安排、高管人员激励与董事会治理三个主要方面来探讨内部治理机制能否降低陷入财务危机的概率。通过构建Logit模型进行计量分析,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大股东持股比例、国有股比例、董事会规模对公司财务危机概率均具有显著的影响,通过合理安排公司治理结构,可以降低公司发生财务危机的概率。     

从治理特征角度看中国上市公司融资工具的选择

文章从公司治理特征角度,通过比较增发、可转换债券和债券三组样本,采用多个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和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的分析方法,发现流通股比例、股权集中度、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国有股比例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等对上市公司融资工具的选择有显著影响。     

股权激励能够抑制大股东掏空吗?

本文检验了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抑制作用,结果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公司治理要素对大股东占款的影响之后,总经理持股或股权激励安排确实能够抑制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侵占,但是,股权激励的抑制效果不是线性增长的,即总经理持股比例与大股东侵占度不成线性关系。本文没有发现总经理持股比例超过5%时会产生堑壕效应,也没有发现所有制形式对股权激励效果有重大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为正在进行的股权激励政策提供经验证据的支持,也丰富了股权激励的相关文献。     

创业导向企业的成长性:激励型与监督型公司治理的作用——基于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提出企业特性是决定公司治理机制治理效果的重要变量,并以2010—2012年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根据企业的研发与投资数据构造了创业导向程度的指标,实证检验了创业导向对企业成长性的直接效应,并考察了激励型、监督型公司治理机制对创业导向与企业成长性主效应的不对称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1)创业导向程度正向影响企业成长性;(2)针对高管的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和股票增值权)对创业导向企业成长性有正向调节作用;(3)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股权制衡度代表的监督机制对创业导向企业的成长性有抑制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说明,在信息不对称程度高的创业导向企业,激励型与监督型公司治理机制对企业成长性有不同的作用方向,并讨论了这一研究结果的意义与启示。     

基金持股行为对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以辽宁省上市公司为例

从基金参与公司治理的动力、对第一大股东形成制衡的能力以及持有股票的偏好三方面出发,研究基金持股行为对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选取辽宁省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有基金持股的上市公司绩效优于没有基金持股的上市公司绩效;基金持股比例越大,基金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的动力和抗衡第一大股东的能力越强,对上市公司当年及下一年绩效的提高都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基金持股集中度和基金共同持股行为对上市公司绩效有一定的正向影响,但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大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近年来在资本市场上,股权质押逐渐成为流行的融资方式。股权质押虽然缓解了股东的融资约束,但大股东股权质押带来的代理问题和控制权转移风险影响了公司的长期投资特别是研发投资。创新质量是研发投资产出成果的直接反映,其对企业长期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为了研究大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特别是管理层持股和研发投入在其中的作用,文章构建了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研究表明,大股东股权质押比例的提高会降低企业的创新质量,且该作用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但管理层持股可以缓解大股东股权质押对创新质量产生的负面影响,同时部分调节效应可以通过中介变量企业研发投入进行传导。     

公司治理结构对信息透明度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我国深市A股主板市场上市公司2008~2012年的经验数据,以深交所信息披露考评结果为信息透明度测量指标,分析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监事会特征和管理层激励等公司治理结构因素对信息透明度的影响。研究表明,适度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并同时发行B股或H股、扩大董事会规模对信息透明度有正向影响;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对信息透明度有负向影响;流通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监事会特征、高管持股比例、外审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对信息透明度无显著影响;公司规模和业绩对信息透明度也为正向影响。     

校企关系与企业R & D投入研究

校企关系被看作是企业与高校交换创新资源的重要纽带,备受国内外学者关注，但其对企业的影响尚未得到一致结论，校企关系是否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降低企业创新投入成本有待进一步研究。以我国2009—2014 年高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建立回归方程模型，研究了高校和企业间关系对公司R&D投入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我国高校上市公司中不同属性的校企关系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不同。其中，以高校持股比例为指征的校企关系与公司研发投入呈正相关关系，高校股权可以促进企业研发投入；以高校股东分红比例和高校从业经历高管比例为指征的校企关系与研发投入呈负相关关系，以政府补助为指征的校企关系对高校控股上市公司和非控股上市公司研发投入的影响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