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

中国家庭的高储蓄是一个广受关注的问题,本文试图从女性劳动参与的角度对中国家庭的高储蓄给出解释。首先从理论上探讨了女性劳动参与和家庭储蓄率之间的关系,然后利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为克服内生性的影响,采用同一社区、同一年龄段的其他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作为家庭中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的工具变量,实证检验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已婚女性劳动参与显著增加家庭储蓄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已婚女性劳动参与对20岁到30岁女性家庭、大学及以上教育水平和有二孩意愿家庭的储蓄率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已婚女性劳动参与促进家庭储蓄率增加的原因是,家庭的收入水平显著增加,而家庭消费水平未发生显著性改变。同时,现阶段中国女性劳动参与没有显著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反而进一步提升了家庭储蓄率。本文为理解中国家庭的高储蓄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以为未来制定政策提供参考。     

家庭结构、生产活动与农户储蓄行为

基于2009花旗-北大中国农村金融调查数据,本文利用GMM估计法,分析了我国农户储蓄行为的特征与成因。实证发现:第一,农户储蓄与储蓄率均随家庭收入增加而上升。第二,家庭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儿童数及儿童-劳动力比对农户储蓄和储蓄率均有正向影响;家庭成员数对农户储蓄率有显著负影响,但对农户储蓄无显著影响;病人和老年人两个维度对农户储蓄和储蓄率均无显著影响,即没有很强的证据支持生命周期假说。第三,生产活动对农户储蓄有显著影响,但对农户储蓄率没有显著影响,体现在参与养殖业的农户更倾向于储蓄。第四,离最近金融机构的距离与农户储蓄负相关,对农户储蓄率没有显著影响;农户储蓄及储蓄率的相当一部分波动可由县际差异来解释;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流动性约束会强化预防性储蓄动机。     

金融发展与国民储蓄率:一个倒U型关系

金融发展会同时影响家庭储蓄与企业投资,从而是决定国民储蓄率的重要因素。基于世界银行1973—2005年的跨国面板数据,本文利用动态面板回归发现金融发展与储蓄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即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储蓄率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而逐步提高,而当金融市场发展达到一定的程度后,储蓄率则随之下降。为解释以上实证发现,本文构建了一个家庭与企业均受融资约束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从理论上,本文证明了金融发展会降低家庭的储蓄动机,同时又会提高企业的投资需求。由于均衡储蓄率由家庭储蓄与企业投资共同决定,模型蕴含了金融发展与总储蓄率之间的非单调关系。数值模拟显示,本文模型能够解释金融发展与储蓄率之间的倒U型关系。     

居民储蓄率与金融风险

以间接融资为主的独特金融结构决定了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对于银行体系从而高储蓄率的依赖。因而,研究我国居民储蓄率的决定因素以及其波动趋势并在宏观调控层面予以关注、监控就应成为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举措。     

不同养老保障机制与家庭储蓄率——基于世代交叠模型的实证研究

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障机制采用以社会养老保险为基础的多渠道养老保险机制,家庭成员赡养、个人金融投资和养老保险就成为了三种主要方式。这一结论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然而我国不同养老渠道之间的比例和关系尚缺乏实证研究。家庭自主的金融资产投资、家庭成员之间的赡养效果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检验。文章基于2008年和2009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首次运用2005年政策调整后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对我国养老金财富、个人金融投资以及家庭成员赡养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文章根据传统的世代交叠模型,针对现有数据,建立了一个三期世代交叠模型,然后分析了不同渠道养老保险收入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基本养老金财富与个人金融投资对非退休人群的储蓄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退休者的储蓄率主要受家庭成员赡养影响,并且呈负相关的关系。     

人口结构变化对消费结构及储蓄率的影响分析

利用1995年、2002年和2007年的CHIPS(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s)数据实证分析了家庭人口结构变化对城乡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和储蓄率的影响。家庭收入、规模大小、户主年龄和家庭不同年龄人口占比等家庭人口结构变量对消费结构和储蓄率都有一定的影响。就消费结构来说,如教育支出方面,老年家庭明显低于年轻家庭;医疗保障支出方面,老年家庭明显高于年轻家庭。同时,研究表明我国城镇和农村家庭的户主年龄与储蓄率略呈U型结构,也就是说我国家庭微观储蓄率与经典的生命周期假设不一致。进一步探讨了未来家庭人口结构变化对中国家庭储蓄率和经济结构的影响以及相关政策涵义。     

储蓄率、经常项目顺差与人口结构变迁

文章从一个多期人口代际交叠模型入手,分析了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结构和抚养比例的影响,同时还运用中国数据对人口抚养比与储蓄率、相对生产率差异与经常项目差额进行协整与因果检验。文章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并非不可持续,特定时期内放开该政策已经无法应对社会抚养高峰,而保持该政策则会获得一个较低人口总量的均衡人口结构。经常项目差额实际上只是储蓄的跨时空转移。人口年龄结构决定储蓄率,决定储蓄的跨时间转移,国家相对生产率差异决定储蓄的跨空间转移。空间上的这种转移并不改变一国国民的总福利;时间上的转移也不改变代与代之间的总福利。因此,不考虑人口结构、提高即期消费率刺激经济的做法值得商榷,过分关注短期经常项目差额并无太大必要。     

美国居民低储蓄率之谜和美元的信用危机

理解近20年来全球经济失衡现象和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之所以爆发的最佳切入点是美国居民储蓄率的系统性下降。本文利用美国的资金流量表,分析了财富效应和信贷便利性对美国居民储蓄行为的影响,同时,还研究了由此导致的美元信用基础的变化,以及复杂金融体系下包括中央银行和各类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美元信用创造过程中的作用。由此可以发现,此次危机不仅是美国居民过度负债的危机,而且也是美元信用基础坍塌、信用创造机制瓦解的危机——这意味着此次危机的持续时间或许会非常长。无论如何,全球经济失衡和当前的危机都反映了信用本位制下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的另一种形式的“特里芬两难”：世界货币需求的增长和单个储备货币国维持货币信用之间的矛盾。因此,需要推动储备货币的多元化,以改革国际货币体系。     

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率影响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家庭的数据

本文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基于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CHIP)1988、1995、2002和2007年的调查数据,利用混合截面和虚拟面板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城镇和农村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呈现显著差异。农村家庭储蓄率随着老龄人口比重的上升而下降,但城镇家庭储蓄率却随着老龄人口比重的上升而上升。根据理论模型,本文发现城乡二元养老保险制度可以解释上述结论。考虑到中国也进入了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将进入城镇,同时农村的养老保险制度不断完善,我们认为人口老龄化本身不会降低居民储蓄率。     

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融合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研究

面对日趋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我国亟需通过完善养老体系等举措来降低居民部门预防性储蓄,以提振居民部门的消费需求。伴随着社会养老方式对家庭养老方式的替代,部分研究认为,居民部门储蓄率将明显下降,消费率也将随之升高。当前国家政策和民意调查均表明,未来在我国,家庭养老方式不会被替代,家庭养老方式与社会养老方式可能长期互补并趋于融合,因此需要重新评估养老体系转型对储蓄率的影响。本文在经典的OLG模型中引入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两种养老方式并研究两种养老方式融合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完善社会养老体系有利于降低居民储蓄率,但长期看,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存在,其降低居民储蓄率的效果有限,而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融合,能更有效降低居民储蓄率。(2)上述结论背后的机制在于,伴随着两种养老方式融合,居民生育意愿增强,子女对父辈的代际转移支出可以长久维持,从而有利于降低居民储蓄率。(3)数值模拟和实证分析证实了以上结论。实证分析还发现,我国老年人数量越多的家庭,子女的生育率越高,这得益于老年人帮子女看护孩子而降低了子女养育孩子的时间成本,因而家庭养老方式回归更能有效降低储蓄率。由此认为,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我国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分析

本文根据生命周期假说和家庭储蓄需求假说,建立了动态面板回归模型,用以分析近年来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并分析了其他影响因素:我国居民储蓄率受惯性影响较大,因此,在短时间内,储蓄率应该不会产生较大的变化;其次它还受到少儿抚养比变化的影响,而由于我国当前的计划生育政策,可能会导致抚养比持续下降,那么这就会带来储蓄率的持续上升;同时老年抚养比的上升也会进一步提高居民储蓄率;最后经济增长率的变化对居民储蓄率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如果不存在剧烈经济波动,居民储蓄率就不会产生大的变化或者趋势性改变.     

家庭结构及特征对家庭资产组合决策的影响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飞速发展的时期,但是当前的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来说比较滞后,具体表现为间接融资依旧是我国最为重要的融资方式.在本文的研究过程当中,主要立足于这一宏观背景进行讨论,结合我国家庭结构及特征,从而对于其在家庭资产组合决策的影响力进行分析,进而提出发展策略.     

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家户储蓄率上升

本文在二元经济框架下,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角度探讨中国家户储蓄率和国民储蓄率上升的原因。为此本文建立了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家户的消费储蓄决策,将总储蓄率分解为城市居民、农民工和农民三类群体的储蓄率。由于社会保障水平和收入水平的差异,农民工的边际储蓄倾向比农民和城镇居民高。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持续转移的进程中,农民工群体随着非农部门的资本积累而不断扩大,其高储蓄行为也推动了家户储蓄率和国民储蓄率的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