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县设区、土地制度与城投债扩张

基于2010—2017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从土地要素的视角考察撤县设区改革对城投债发行的影响。研究发现：撤县设区显著促进了城投债发行,撤县设区的城市城投债发行金额上涨了30%～34%,发行概率上升了56%;机制分析发现撤县设区主要是通过增加招拍挂土地出让收入促进了城投债的发行;异质性分析表明撤县设区只对当年未发生官员变更、位于中西部地区以及2015年新预算法实施之前的样本城投债发行有显著的影响。基于以上结论,应该加强地方政府融资约束制度建设,调整央地财税关系并完善专项转移支付制度,市场化配置建设用地指标。     

行政区划调整与地区市场主体活力*——基于“撤县设区”政策与创业活动的视角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DID）考察了“撤县设区”政策对撤并县域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撤县设区”政策可以显著提高撤并县域的创业活跃度和创业规模。本文从劳动力要素和土地要素使用的视角,解释了“撤县设区”政策影响地区创业活动的机制,发现“撤县设区”政策显著提高了撤并县域的劳动力流入,降低了农业用地使用面积;本文还发现“撤县设区”政策对创业活动的促进效应在公司制企业和第二、第三产业中更强;在调节效应方面,本文发现当撤并县域所在地级市的基础设施水平越高、营商环境越好时,“撤县设区”政策对撤并县域创业活跃度的正向影响越强。     

“撤县设区”的公共资源再配置效应

中国式“撤县设区”给县域带来了什么?是增进了与大城市共享发展还是导致了县市公共资源被汲取?本文以中国大陆地区公交车站点空间布局为例,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撤县设区”改革对公共资源空间配置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撤县设区”显著降低了县域公交车站点的新建概率,即这一改革对县域更多扮演着“资源汲取”角色。(2)动态效应上,“撤县设区”导致的汲取效应呈现不断增强趋势。(3)影响机制方面,一方面,“撤县设区”改革调整了公共交通资源的空间再配置：在省级层面,受政策冲击的地市在改革中受损而其他城市受益,呈现出省内统筹再配置格局;在地级市内部,被“撤县设区”的县域是这一改革资源配置受损方,而城市其他部分受冲击较小。另一方面,这一改革带来的差异化资源配置效果取决于基于改革意愿、经济实力的不同层级政府间的博弈环境。本文从公共资源空间布局角度评估了中国“撤县设区”改革的真实效应,同时也对中国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的模式选择具有借鉴意义。     

迈向“无县时代”？——当代中国撤县设区的实践总结及反思

作为落实新型城镇化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撤县设区近年来在众多城市被广泛应用,引发“无县时代”之问。本文从“何为”“何以”“何往”的不同层面分析了当代中国的撤县设区。通过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撤县设区的时空演变情况,判断撤县设区进入总体收缩阶段,仍以经济性因素为主,区域集聚性持续增强,并由沿海向内陆,由中心城市向次中心城市转移。立足新发展阶段,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与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为撤县设区提供了新的动力源。基于法学分析视角,撤县设区实质是关乎国家权力配置与互动的宪法制度,理应回归法治之路,遵循宪法确立的规范、原则与精神,顺应撤县设区的自身发展规律。整体而言,撤县设区不会导致县制的消失,未来需通过制定行政区划法,构建行政区划法治保障体系。     

撤县设区改革对县域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

本文选取2007-2019年中国大陆县域数据,以撤县设区改革为切入点,借助计量模型探讨行政区划调整对县域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并分析地方政府行为(经济增长目标约束、地方政府官员变更和县域环保部门执法)在其中表现的作用。研究发现,整体来看,撤县设区改革显著增加县域碳排放量,致使其上升约0.202个单位。被撤并县域基础设施建设(县域公路密度规模和区域绿色植被覆盖程度减少)、工业转移集聚(污染转移准入与专业化集聚滞后)与政府财政失衡是导致其碳排放增长的重要机制路径。政府经济目标增长硬约束、市(县)长更替和县级环保部门执法监督弱化均能够显著负向影响被撤并县域的绿色低碳质量。研究建议,政府应该注重提升被撤并县域绿色低碳质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要素结构与技术进步方向——来自中国城市“撤县设区”的证据

本文基于1997—2010年26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面板数据,运用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方法测算了市级层面的技术进步方向,并借助“撤县设区”这一自然实验,利用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了要素结构变动对技术进步方向的影响,研究发现：（1)“撤县设区”使得资本—劳动比上升,进而导致技术进步方向偏向于资本,符合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弱诱导偏向型假说”;（2)“撤县设区”对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影响是有条件的,主要限于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大于1即资本—劳动呈替代关系的地区;（3)相比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资本要素更为丰富,因而“撤县设区”显著提高了东部地区的资本—劳动比,使其技术进步方向偏向资本。     

浅析撤县设区与地方教育支出增长——基于合成控制法的研究

本文以我国20002003年间的撤县设区改革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比较案例研究中的合成控制法评估了撤县设区对地方教育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撤县设区后大部分城市的教育支出显著提高,并且东部城市撤并次数超过一次的城市的政策效果要分别优于中西部城市和只发生了一次撤并的城市,而大中城市同小城市的撤并效果相当.此外,本文改进了“排列检验”的方法,构造出新的统计量以检验所有撤并城市教育支出提高的联合显著性.本研究具有方法上的客观性和结果检验上的稳健性,为当前充满争议的撤县设区改革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理论依据.     

发展竞争中的利益协同：撤县(市)设区的发生逻辑及市区关系研究

撤县(市)设区是我国市辖区增长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是影响市区关系发展变迁的核心因素。通过梳理我国撤县(市)设区的变迁历程,可以发现其本质是在中央政策导向下地区竞争与利益协同的动态调适。撤县(市)设区的发生逻辑可以理解为地方政府在治理资源、财税权限和发展结构方面竞争与协同互动的结果。在此发生逻辑的作用下,撤县(市)设区后市区关系呈现为完全协同、有限协同、利益间隔、利益相斥四种形态,构成我国市区关系的现实图景。基于此,我国撤县(市)设区及市区关系发展还需合理的反思与展望,要平衡“虹吸”效应与“扩散”效应,制定多维度的城市发展规划。同时,规避“工具化”导向,保障撤县(市)设区基础功能的充分发挥。     

区域一体化政策能促进企业垂直分工吗?--来自撤县设区的证据北大核心CSSCI

国民经济循环体系的畅通需要加强地区间的分工协作。在地区市场分割的现实情境下,区域一体化政策能否缓解市场分割,推动分工深化成为重要命题。现有研究多从宏观经济或人口角度考察区域一体化政策的经济后果,基于企业行为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从微观企业入手,考察了撤县设区这一区域一体化政策对企业垂直分工的影响。研究发现,撤县设区后所在原县域公司的垂直分工水平显著提高。机制检验表明,撤县设区通过扩大企业可达的市场范围以及降低企业面临的交易成本起到对企业垂直分工的推动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撤县设区对企业垂直分工的促进效果在原县级政府对企业干预力度更强时更加显著。同时,撤县设区带来的企业垂直分工水平的提升进一步提高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结论表明,区域一体化政策能够推动分工深化进而提高经济效率。     

江苏省城市化进程与现状特征研究

本文从城市化的概念、表现和度量指标出发,分析了现行城镇人口统计中存在的问题,指出城镇人口应包括的人口范围。并把江苏城市化发展过程分为六个阶段,对发展的现状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     

发达地区县域城市化水平量测与城市化道路选择—青岛市城阳区个案研究

随着我国乡镇地区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口、经济空间结构不甘落后 日益复杂,传统的城镇人口统计口径在量测城市水平时表现了邮越来越多的局限性。本文结合实地调查,在分析传统方法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了为接近实际的城市化量测方法,并据此对城市化的内涵进行了探讨,提出了目前我国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值得注意的一些问题。     

关于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民工潮现象的思考

本文在分析民工潮现象表征和成因的基础上,指出：城市化的历史必然性与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相撞击是形成民工潮现象的根本原因;并从正负两方面效应阐述了民工潮对我国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尤其是正面影响;最后提出民工潮的疏导化解对策。     

城市化进程中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类型与特征

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在给城市空间带来了显著变化的同时,也对乡村聚落空间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冲击.城市化进程中乡村聚落空间的演变受到用地、人口、产业、设施和观念等多方面因素变化的影响;根据自身发展趋向与城乡空间演变特征的差异性,将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类型归纳为主动型、被动型和消极型,并对其发展演变特征分别进行分析总结.     

行政区划调整：天堂硅谷发展及选址布局调整的机遇与挑战

在杭州市行政区划作了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调整,杭州获得新的发展空间之际,本文从国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选址布局的经验出发,分析了杭州建设“硅谷”的条件,认为杭州具有建设“硅谷”的极大优势,并对天堂硅谷的现状布局存在的问题作了探讨,最后提出了天堂硅谷布局的调整方案和将天堂谷建成硅谷天堂的几点建议。     

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及对策——以深圳市龙岗区平湖 …

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广大农村依靠比邻香港的区位优势，大量发展“三来一补”企业，以土地换效益，走出快速城市化道路，但由于经济发展模式和土地管理制度等原因，城市化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本文以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镇为例加以说明，并提出若干对策。     

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及对策-以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镇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广大农村依靠比邻香港的区位优势,大量发展"三来一补"企业,以土地换效益,走上快速城市化道路,但由于经济发展模式和土地管理制度等原因,城市化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本文以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镇为例加以说明,并提出若干对策.     

西部大开发中城市化发展的几个关键问题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缩小东西部差距，是我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分析了西部地区城市化的现状特征，针对其面临的问题，提出了未来城市化进程应该注意的几个关键性问题。笔者认为西部大开发其实就是西部的城市化，西部大开发战备的具体落实应该体现在城市之上。而西部大开发也应当以城市化为先导，以城市化作为实现西部地区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带动整个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过程、机制与趋势

城市化响应产业结构演变是“东北再造”的重要路径选择。对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过程与特征进行了阐述,并对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的驱动机制进行了分析,指出了未来东北地区产业结构城市化响应的变化趋势,认为产业结构升级与区域功能的重新定位、城市群(带)培育与区域增长平台搭建、大都市区构建与城市区域化推进、“典型地域”空间优化与聚合能力增强、“整合空间”培育与城乡互动、区域基础设施“网络化”与生态空间体系构建等是未来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的主要实现路径。     

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及其动力机制

在分析我国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基础上,指出西部地区的城市化过程虽然是多种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制度因素一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认识这一点对加速其今后的城市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