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达559亿美元、覆盖全球72%国家与地区

2009年9月8日,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0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共同发布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公报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概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中国对主要经济体的直接投资、中国境内投资者的构成、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分布、综合统计数据6个部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阐述。     

中国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探究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然而,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相对较晚,导致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经验不足,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方面缺乏合理的参考依据．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本文从理论角度探讨了影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包括市场规模、工资水平、两国贸易量、两国距离、汇率水平、国家类型等,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计颦分析模型,采用2009年的截面数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赍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基于实证研究的结论．本文对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供了可能的解释,进而指出中国现阶段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中存在的问题,最后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优化提供了建议。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新特点

截至2009年底我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已超过2200亿美元. 2002-2008年六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速超过60%.截至2009年底,中国已有7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超过1.4万家,广泛分布在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投资覆盖率为71.9%.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     

中国贸易收支顺差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探析

综合运用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和Granger检验等多种方法,利用1994年～2009年的相关数据,对中国贸易收支顺差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贸易顺差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单向因果性,即OFDI是对贸易顺差变化的原因,贸易顺差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东道国劳工标准会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吗?

本文根据劳动力产权理论并在总结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选取了2003-2009年中国和152个东道国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东道国劳工标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采用静态OLS和SYS-GMM方法对全样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样本进行验证。结果表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更倾向于流入低劳工标准的国家,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效应,发达国家的高劳工标准和发展中国家的低劳工标准分别吸引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此外通过分位数回归和广义最小二乘法及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法进行的稳健性检验不仅表明本文的结论是可靠的,而且发现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向低劳工标准国家集聚的趋势。最后从规避劳工风险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Do Host Countries＇ Labor Standards Affect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本文根据劳动力产权理论并在总结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选取了2003～2009年中国和152个东道国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东道国劳工标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采用静态OLS和SYS—GMM方法对全样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样本进行验证。结果表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总体上更倾向于流入低劳工标准的国家,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劳工标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效应,发达国家的高劳工标准和发展中国家的低劳工标准分别吸引了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此外通过分位数回归和广义最小二乘法及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法进行的稳健性检验不仅表明本文的结论是可靠的,而且发现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向低劳工标准国家集聚的趋势。最后从规避劳工风险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提高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吗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否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已成为中国学者及政策制定者迫切需要深入研究的命题。本文利用2009—2013年的省级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分别从地区和企业两个维度实证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总体上,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水平的提升;考虑控制变量后,对外直接投资仅对经济增长效率产生抑制作用;(2)相较于未实施对外投资的企业,对外投资企业对自身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3)考虑到企业异质性特征后,不论企业的投资深度如何,向发达国家进行的投资行为都更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经济增长质量。以上这些发现不仅为全面理解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中国发展“质量型”经济提供了有现实意义的参考依据。     

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投资动机的视角

本文基于2007—2014年中国对62个代表性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从投资动机的视角分析了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营商环境总体上对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正向影响;当出于不同的投资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各异;出于市场、自然资源寻求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负相关关系;而出于劳动力、战略资产寻求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正相关关系。本文考察营商环境的具体方面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发现开办企业、建筑许可等5个方面有利于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获得信贷则起到负向作用,而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和登记财产则不具有影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分析

近几年,在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急剧上升,对中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研究,为跨国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基础。本文依照邓宁的理论将中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分为市场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资源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和政策导向型对外直接投资四种基本类型。在此基础上,加入利润和效率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得出我国目前的对外直接投资以市场导向型和资源导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为主,应该逐步向技术导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     

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出口——基于制造业企业的匹配倍差检验

本文通过整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倍差法考察中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商贸服务型对外直接投资的出口促进效应显著,当地生产销售型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带动资本品等的出口;总体看,2005-2009年期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正向影响出口贸易的发展,在改变样本匹配方法和模型设置以及控制加工贸易等情形下,这一结论是稳健的。本文的研究为协调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等宏观决策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2007-2009年国际面板数据的考察

文章利用2007-2009年中国对相似文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均衡与动因差异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我国2003-200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均衡性和动因差异。结论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存在着区域非均衡性,其中东部地区内部差异是引起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分布差异的主要因素;但从趋势上来看,无论是东中西部区域间差异还是区域内部差异均呈收敛的良性态势;经济发展水平对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均有重要影响,东部地区主要由自然资源寻求型、效率寻求型和战略资产寻求型动机驱动,中部地区主要由市场寻求型和自然资源寻求型动机驱动,西部地区主要由市场寻求型动机驱动。     

经济一体化、政治风险和第三国效应对中国OFDI的影响

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经济一体化、政治风险、第三国效应等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中国OFDI型态倾向于复合性的FDI,且不受第三国效应影响;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越不利于中国OFDI,东道国的政治风险越高越不利于中国OFDI;此外,人均收入越高及文化邻近程度越高的国家,越显著有利于中国OFDI,东道国市场机会对中国OFDI有显著负向影响;中国的OFDI,国有企业居主导地位,且倾向于投资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产业。     

我国三大经济圈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实证得出,垄断优势论、邓宁的经济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说以及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优势和拉奥的技术地方化优势理论能够解释这些地区内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而规避贸易摩擦的动机不能够解释区域内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同时由于存在假外资,"策略型"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并不成立。     

评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势增长——成因探析与趋势预测

金融危机导致近期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总体呈现明显下滑趋势,然而数据显示中国近期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出现大幅增长。其逆势上升的原因可能包括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区位受危机影响较小、人民币升值与外汇储备缩水带来的动力与压力、2008年7月至2009年7月国际能源价格的相对低位、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等。鉴于世界经济从危机中逐渐恢复以及中国政府与企业扩大直接投资动机的持续性,近年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能迎来更大的增长,但其产业与区位分布的发展方向应得到充分重视。     

Formal and informal influences of the state on OFDI of hybri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China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how the state influences th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of hybri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in China. Previous studies have provided conflicting arguments and empirical findings 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SOEs, with some studies proposing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ownership and OFDI, while others propose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In this paper, we argue that the mixed effects are due to different influences of different levels of state ownership and different types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We investigate our proposed hypotheses based on a sample of publicly listed hybrid Chinese SOEs between 2009 and 2016. We find an S-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ownership and OFDI such that at low levels of state ownership, OFDI increases as state ownership increases; at medium levels of state ownership, OFDI decreases as state ownership increases; at high levels of state ownership, OFDI increases again as state ownership increases. We further find that executive-branch political connections between boards and top management teams of firms and the government have a negative effect on OFDI, while legislative-branch political connections have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OFDI.     

我国OFDI对贸易结构影响的机理与实证——兼论我国OFDI动机的拓展

结合我国经济转型背景,本文拓展了我国逆梯度OFDI存在的原因,通过理论推断、案例分析和实证得出我国逆梯度OFDI具有战略性资产积累与国内外市场扩张并行的特征。在此基础上,将我国OFDI与贸易结构的命题置于顺-逆梯度OFDI并存框架下,分析了我国OFDI影响贸易结构的机理。最后,利用2003-2009年中国与24个发展中国家、22个发达国家的双边OFDI和贸易的面板数据验证与比较,提出了改善我国贸易结构的建议。     

制度距离“、示范效应”与中国OFDI的区位分布

利用2000-2009年中国在73个国家和地区的OFDI数据,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从东道国制度质量、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制度距离等方面考察了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和法治制度对发展中国家吸收OFDI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对发达国家的影响则不显著;"制度距离"对东道国吸收OFDI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中国在发达国家成功投资的经验会通过文化制度、经济制度和法治制度溢出到与其制度"相邻"的发达国家,而在发展中国家,溢出路径为经济制度和法治制度。研究结果还表明,双边汇率以及东道国资源禀赋都是影响中国OFDI区位分布的重要因素。     

中国企业服务寻求型的海外直接投资——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旨在研究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服务寻求动机,并对服务寻求型海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文章采用面板数据的实证方法,对2003-2009年中国企业对40个国家的OFDI数据进行检验。文章研究结论认为,中国企业OFDI具有服务寻求的目的,东道国生产者服务业的技术含量越高越能够吸引中国企业对其进行投资。并且,这种服务寻求型OFDI与生产者服务业FDI之间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母国严格的投资管制使得服务业FDI受到限制,进而会促使企业以OFDI的方式获取东道国的服务投入。     

OFDI绿色技术溢出与全球价值链升级--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例

随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流的加深,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OFDI)规模呈增长趋势,且绿色技术溢出效应显著。为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贯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选择2005—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26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利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法的曼奎斯特指数法(DEA—Malmquist)测算我国OFDI绿色技术溢出,实证分析其对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跃升的影响,并以地区、发展程度、产业为分组依据进行分样本回归,考察OFDI绿色技术溢出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OFDI绿色技术溢出显著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的跃升。尽管OFDI绿色技术溢出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地位具有非线性关联和时序异质性,但均处于非线性曲线的上升阶段;在区际经济地理禀赋约束下,OFDI绿色技术溢出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效应呈现出禀赋异质性、空间异质性、状态依存性特征。首先,与“一带一路”沿线欧洲国家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OFDI绿色技术溢出对“一带一路”沿线亚洲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效应更显著;其次,与农业和工业相比,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效应更显著。为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向高端环节跃升,既要通过扩大规模、提高质量、多元发展的方式增强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绿色技术溢出效应,又要切实提高区际经济外向度与契约质量,加强营商环境建设,充分利用东道国禀赋优势,强化OFDI绿色技术溢出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