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机制研究

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是继绝对贫困治理之后面临的新贫困问题,是实现乡村振兴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相对贫困治理是遏制返贫现象,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破解"三农"问题,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化解农村主要矛盾,满足农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解决农村相对贫困问题需要建立长期、稳定、有效的治理机制,即相对贫困衔接机制、脱贫内生动力机制、多方力量扶持机制,从而发挥各项制度、政策、法规的常态化贫困治理功能。     

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与农村长期减贫：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

中国在2020年基本实现消除绝对贫困的阶段性目标后,反贫困战略将主要围绕减少长期贫困和缓解相对贫困展开,建立和实施激励相容的公共转移支付制度是实现可持续减贫远期目标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作为目前国际上流行的长期多维减贫方法,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通过提供贫困家庭现金补贴和促进儿童人力资本积累来减少当期贫困、预防未来贫困与改善收入分配,是可资中国借鉴的一项反贫困政策工具。本文系统回顾和总结了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的理论基础和发展历程,短期和长期实施效果以及项目执行的判断依据、方案设计和潜在局限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现阶段中国农村公共转移支付政策的减贫成效与存在问题,并对目前正在中国进行的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试点项目的实践成果和不足进行讨论和展望。结果表明,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能否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在于项目方案的设计和执行能否融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政策制定思路,以及能否与其他相关政策形成统筹互补和与时俱进的贫困治理体系,进而达成后2020时代的可持续减贫愿景。在中国贫困治理转型的背景下,本研究将有助于为优化新时期反贫困政策提供借鉴。     

水旱灾害与中国农村贫困

一、中国农村贫困问题康晓光（１９９５）认为,中国贫困问题表现为三个特征：第一,从社会经济结构看,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农村。有人进一步认为,中国的绝对贫困几乎完全发生在资源贫乏的偏僻山区。（世界银行,１９９３）这一特征是农村长期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现代化水平相对落后于城市的产物,更是由社会经济制度安排造成的,即长期以来农村和城市人口在就业、收入、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人力资本流动等方面种种不平等政策造成的。第二,中国的贫困人口相对集中于几个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即西南喀斯特山…     

发展型社会政策在山区贫困农村治理中的应用研究——以宁夏南部山区为例

宁夏南部山区的贫困问题一直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宁夏回族自治区历届党委政府把中南部地区的脱贫致富作为促进全区发展的重中之重[1]。本文结合发展型社会政策相关理论,通过对山区现状的梳理,找出贫困的原因,并提出优化路径选择。     

发展型社会政策视域下我国农村贫困治理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扶贫进程虽取得巨大成就,但农村贫困问题依然十分严峻。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为我国实施农村扶贫工作提供了新的模式和视域。本文在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视域下,对我国贫困治理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试图探讨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路径。     

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纾解效应

自2007年8月财政部、教育部、国家开发银行联合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以来,普惠金融便成为纾解农村教育贫困的重要举措。本文首先分析了普惠金融纾解农村教育贫困的理论机制,然后基于农村教育贫困广度、深度、强度三个维度,运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了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纾解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普惠金融能够显著纾解农村教育贫困的广度、深度及强度,且长期纾解效应呈现出倒"U"型的非线性变化趋势,同时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广度、深度、强度的纾解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随着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边际纾解效应会被削弱;通过测度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时域和空域短期、长期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进一步证实了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会削弱普惠金融对农村教育贫困的边际纾解效应。     

"后2020"关于缓解我国农村相对贫困的思考

2020我国脱贫攻坚总体目标即将实现,但脱贫攻坚总体目标的实现绝不意味着农村贫困现象的彻底消除,农村扶贫开发是长期的历史任务,2020以后我国农村扶贫将会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和阶段,农村绝对贫困消除但农村相对贫困问题随之呈现,新阶段可能会凸现出新特征新情况,需要不断探索、创新反贫思路和策略。     

基于地缘性贫困的农村扶贫政策分析——以湘西八个贫困县为例

本文通过对湘西八个贫困县及其下辖乡村扶贫开发调查和定点贫困调研,描述了农村剩余贫困人口分布的地缘性及其生计阻碍因素;分析了1986年以来的农村扶贫开发政策,分析了扶贫资源瞄准和使用偏离地缘性贫困群体、扶贫工作重点集中于就地开发建设物质资本及就业援助政策缺失的问题及其后果;依循可持续生计理论框架探寻了扶贫政策取向,提出国家扶贫资源和项目必须瞄准地缘性分布的贫困群体,以人力资源投资开发为扶贫开发的重心,把就业援助政策作为扶贫政策体系建设的重点。     

西南连片特困区的农村扶贫模式创新与思考

消除贫困、促进发展是全人类共同的理想。农村扶贫是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构建和谐农村社会的重要手段之一。由于我国的城市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因此我国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于农村地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推进扶贫开发战略,扶贫开发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其中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基本解决农村居民生存和温饱问题,社会事业不断取得进步。但我国西南连片特困区农村地区贫困人口多、分布广、贫困发生率较高,返贫率较高,仍是我国农村扶贫开发的重点区域。文章在总结国内外已有研究基础上,指出现阶段我国西南连片特困区农村扶贫面临农村基础设施薄弱、扶贫开发成本较高、相对贫困问题显现、市场体系建设不完善等主要困境,分析其农村扶贫模式的现实情况,进而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寻求西南连片特困区的农村扶贫模式的创新发展,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中国农村贫困的变化与扶贫政策取向

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指数和贫困强度指数是三个相互联系又互相区别的贫困测度标准。本文在系统分析贫困测度指标对扶贫政策取向影响的基础上，采用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数据，测算了1985年以来中国农村贫困状态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近20年来，中国扶贫政策在减少农村贫困人口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贫困深度指数和贫困强度指数却更加恶化，不仅剩余贫困人口的平均收入水平更加远离贫困线，而且深度贫困者处于更为相对不利的地位。针对这种变化，本文讨论了改善贫困状况的政策取向。     

陕西省农村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研究

贫困问题是各个国家都无法避免的难题,2020年我国绝对贫困的消除并不意味着减贫工作的结束,而是代表着围绕贫困问题的治理从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陕西省在这一新的历史阶段,不仅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还要将其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因此,本文以陕西省农村相对贫困人口为研究对象,探讨在农村相对贫困治理中面临的人口、经济、教育和社会等困境。对此,要从社会保障、经济持续增收、教育文化、扶贫政策长效性等方面,建立陕西省农村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     

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对贫困变动的影响研究——基于新疆农村的数据分析

文章利用新疆1988-2013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组数据,运用洛伦茨曲线确定的广义二次法,估计该阶段新疆农村基尼系数和贫困发生率,采用Hendry"从一般到特殊"的建模方法建立误差修正模型,考察新疆农村贫困变动、收入增长与不平等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和短期动态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无论从长期或短期来看,经济增长对贫困减缓产生积极的影响,即经济增长减少贫困。但收入不平等对贫困减少产生消极的影响,即收入差距的扩大降低经济增长减缓贫困的效应。研究结果还显示,经济增长对贫困减缓的积极影响大于收入不平等对贫困减少的消极影响。因此,为了有效解决新疆农村贫困问题,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还要注重收入差距的缩小,使贫困群体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收益。     

我国农村贫困规模与空间分布特征探析

我国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贫困问题主要体现为农村贫困。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渐进式改革政策的实施,农村普遍性贫困得到根本性解决。同时,经济社会发展呈现不平衡性,农村贫困呈现由面到点集聚并减少现象,贫困分布发生了显著变化。贫困人口集中分布于中西部地区,这些地区环境相对恶劣,经济基础薄弱,贫困程度较深,脱贫任务重、脱贫难度大。探析目前我国的农村贫困状况及分布特征,深入分析致贫原因,为实施有针对性的扶贫攻坚举措提供参考。     

农村女性劳动参与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北大核心

随着我国步入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与返贫问题亟待解决。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年和2017年数据,从相对贫困角度研究我国已婚女性参与劳动能否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问题。研究发现,已婚女性参与劳动能显著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农村地区女性参与劳动对家庭贫困脆弱性影响程度大于城镇地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已婚女性参与劳动对家庭贫困脆弱性的负向影响仍具有稳健性。实证结果表明:西部家庭已婚女性参与劳动对脆弱性的降低幅度显著高于东中部家庭,其中西部农村家庭女性参与劳动对脆弱性影响最强,各收入层级上农村女性参与劳动对脆弱性影响均强于城镇家庭,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达到大学及以上时参与劳动对脆弱性的影响最大,同时调节效应表明已婚女性参与劳动对家庭有“雪中送炭”的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已婚女性参与劳动能够通过提高家庭保险参与、促进家庭创业以及提升家庭储蓄率,改善家庭状况,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本文根据研究结论分别从短期和长期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国农村贫困性质的变化与扶贫战略调整

通过回顾农村贫困的变化阶段，本文认为中国农村贫困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贫困分布由区域的、整体性的贫困逐渐过渡到个体性贫困，贫困人口的构成也以边缘化人口为主要组成部分。扶贫政策也需要进行战略性的调整，需要从瞄准区域的政策向瞄准个体的政策转化，在这一过程中，建立和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重要。而本文的分析表明，更明确地细分贫困群体，集中使用扶贫资源是战略调整的重要举措。     

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农村扶贫政策变迁及减贫机理

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农村扶贫政策推动了绝对贫困的大规模消除,阐释政策变迁、解开政策减贫“秘方”,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构建“场域—形式—行为”政策变迁分析框架,阐释农村扶贫政策变迁及减贫机理。研究表明,农村扶贫政策经历了从着力解决温饱、致力总体小康、奋力全面小康,再向乡村振兴过渡的历史分期。在“减贫战略—农村改革—理念转型”场域中,农村扶贫政策通过渐进式政策更替、层叠、漂移、转换变迁保持存续和稳定,持续塑造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贫困人口内生发展的行为者行为,促进贫困人口内生发展、摆脱绝对贫困。农村扶贫政策稳定是消除绝对贫困的关键,这为刻画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注入了新的内涵,也为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过渡的政策稳定提供了必要的经验。     

西部贫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思考

在西部贫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公共产品供给理论出现了新变化,农业的弱质性、市场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严重不足、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因此,加大政府对西部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调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政策取向,加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新阶段解决西部农村贫困问题的有效措施。     

农村发展与扶贫战略

一、农村发展是缓解贫困的基本前提 中国大陆贫困人口绝大部分分布在农村。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计算的结果,1990年大陆贫困人口总计8630万人,其中8500万分布在农村。这种贫困人口高比重分布于农村的特点与发达同家迥然不同,即使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差异也是明显的。所以,有理由说,大陆的贫困问题实质是农村问题。这种特点的形成与小国长期是一个农业社会,城市和现代工业不发达,人口的绝大部分居住在农村这一历史原因有关。但更为重要和更为直接的原因还是由于自50年代起政府实行的利益分配上偏向于城市的政策造成的。借助于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高额的生活补贴,使城市成为几乎没有贫困的“绿州”。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和原有社会保障体系和补贴制度的改变,加之,城乡壁垒被打破,随农村人口加速向城市流动,也会使一     

医疗保障降低了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吗?

本文利用三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采用三阶段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测量了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并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实证检验了医疗保障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医疗保障显著降低了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该效应对于不同禀赋以及不同区域的家庭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其中,暂时性贫困以及处于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家庭可以通过医疗保障显著降低家庭贫困脆弱性,但是对于慢性贫困和不贫困家庭以及东部地区的农村家庭而言效果则并不显著。此外,医疗保障政策主要通过社会网络和人力资本等渠道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产生影响。以上研究发现在稳健性检验和采用其他回归方法后依然成立。据此,本文认为,医疗保障是降低我国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重要途径,应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村贫困家庭医保投入力度和政策保障。     

农村居民健康对我国农村人口相对贫困的影响——以我国中西部地区为例

近20年来,为了缓解农村贫困,我国进行了一系列农村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下降到2006年的2148万人,绝对贫困发生率从30.7%降到2.3%.农村贫因性质发生了转变,"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已逐步成为农村贫困人口产生和存在的主要原因.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实证分析来考察和检验农村居民健康与个人发生贫困概率的关系,为农村扶贫减贫的政策选择提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