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头市高储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

包头市自1978年以来,经济实现30多年来快速增长的同时,居民储蓄也快速增长,因此有必要对高储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文章通过采取包头市1978年至2010年期间相关的经济数据,通过计量经济学方法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指出包头市的经济增长明显快于包头市居民储蓄的增长,两者有相互影响的趋势,但长期来看,高储蓄对经济增长不具有持续性,因此有必要改变当前包头市高储蓄现状。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

制度是决定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根本因素,有效的制度安排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产权制度是最基本、最核心的经济制度,建立具有排他性、收入独享性、可自由转让性的有效的产权制度是保障经济增长的基础.制度变迁是一种制度创新过程,有效的组织在制度创新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一种能提供对个人和组织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激励约束机制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经济转型中的制度陷阱研究

经济转型过程中形成了无效制度安排长期存在的制度陷阱,从而使许多转型国家陷入一种持续的秩序分裂与经济衰退状态。能否成功跨越制度陷阱将直接影响到转型国家能否建立起一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制度陷阱的形成与转型国家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社会利益结构、转型战略选择以及政府行为具有密切关联。经验表明,转型国家需要在一个有能力的政府的主导下,通过审慎的转型战略选择来循序渐进地推动制度改革,从而成功跨越制度陷阱,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增长与制度分析

文章论述了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指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也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分析了制度的规范约束、有效激励、以及明确产权、降低交易成本的内在功能与效应;提出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并对制度创新的内容与方式进行了探讨.     

我国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随着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和实施,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问题成为很多专家学者关注的焦点.文章基于可持续发展视角,着重研究了我国各地区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状况,并进行比较分析,从而得出结论:我国各地区间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距,东部地区较协调发展,其余地区存在一定的不协调性.     

民族地区制度短缺与经济差距

民族地区尽管由于相对落后而形成“后发优势”,但在转型期受“有效制度短缺”的制约,其“后发优势”难以发挥,与东部地区差距继续扩大。与东部地区相比,民族地区的市场化程度、非国有经济比重、要素市场化程度和政府组织效率均相对低下,这是导致民族地区发展差异扩大的制度原因。民族地区要发挥“后发优势”从而缩小经济差距,关键是克服“有效制度短缺”的制约。     

制度、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

本文建立包含制度因素的生产函数,通过动态规划和比较静态分析,讨论了制度、人均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通过研究发现,制度质量不同,资本的边际产品随人均资本积累变化的趋势不同.而且制度会通过影响人均资本产出弹性而影响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而导致经济增长率的不同.而且本文证明了最优税率随制度质量提高而变高.最后,经济增长的稳定状态也取决于制度质量,制度质量越高,均衡状态时的人均消费越大,所需人均资本投入越小.     

制度变迁与我国经济增长

本文分析了国内外关于制度交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现状，认为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当前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制度的缺失，因此，政府必须加快制度变迁的步伐，促进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宏观经济冲击与经济熵

宏观经济体系是一个几率支配的非决定论的复杂巨系统,只存在最可几分布,而不能准确预测。如果没有外部输入,宏观经济体系就会逐渐陷于无序和混乱。作为序参量,经济熵反映了经济系统的有序程度。经济冲击带给宏观经济的熵流为正值,这种熵流及其造成的经济损失可以通过给定公式计算出来。     

经济自由与经济增长:来自各国的证据

本文对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与各国经济增长水平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劳动力人口、资本存量以及人力资本等变量后,经济自由度与经济增长水平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从而为自亚当·斯密以来的自由经济理论提供了新的证据.本文利用工具变量法,证明了经济自由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为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做出了新的贡献.希望通过上述工作能够更好地理解制度因素(特别是自由经济制度)在推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以及导致各国之间经济差距的根源.     

中国的改革红利如何生成——基于利益集团和制度分析的视角

中国改革红利生成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就是构建抵御利益集团对经济负面作用的制度体系。建立权力的制约体系并切断权力与利益集团的直接联系，建立公正的政策和制度制定的程序，提高制度质量并保障制度的有效实施是构建抵御利益集团对经济负面作用的制度体系的三大条件。我国释放改革红利的制度空间还很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构建有限政府，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构建发展型国家，实现从非直接统治型国家向直接统治型国家的转型；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防止权贵的市场经济；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制度体系。     

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历程与创新意义

一个"好制度",应该在环境约束条件下最能有效实现制度目标的制度安排。中国农地制度的变革的基本演进路径,是制度安排满足制度目标。早期的制度目标是迎合制度供给主题的意图,后期的制度目标则是满足制度需求主体的诉求。目前进行的"新土改",核心就是促进土地流转,推进土地要素的资本化与市场化,提升农民土地产权的强度。     

中国经济竞争优势分析与提升策略——基于国家经济安全的视角

本文从国家经济安全角度,分析我国基于经济安全的国家经济竞争优势状况表明,我国整体经济竞争状况一般,经济处于基本安全状态。结合我国相关数据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了外部风险因子、经济运行因子、增长动力因子、低碳因子等四大因素是构建我国基于国家经济安全的国家经济竞争优势钻石模型的基本因素。     

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文献述评

对于经济增长来源问题，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制度决定论各自强调自身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影响，至今对经济增长决定因素和不同要素间主次关系并没有形成统一认识。本文以制度贡献分析为出发点，重点介绍政治制度作用以及经济自由化和民主化重要性与先后顺序的经验认识，通过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评价提高政治制度贡献认识，指出政治制度经验研究文献的局限性和有待深入探讨的前沿研究领域。     

创新类型、政府支持与经济增长效率提高

不同创新类型因技术含量不同,对提高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也不同。充分发挥不同类型的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效率提高的促进作用,需要结合地区实际技术条件,正确处理技术创新活动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证检验不同类型的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发现:(1)技术含量较高的创新对经济增长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技术含量较低的创新对经济增长效率没有显著影响;(2)政府支持可以促进技术含量较高的创新提升经济增长效率,市场化改革有利于促进技术含量较低的创新提高经济增长效率;(3)在技术基础较弱地区,政府支持技术含量较高的创新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市场引导技术含量较低的创新不能显著提高经济增长效率;在技术基础较好的地区,以财税优惠为主的政府直接支持,难以促进技术创新提高经济增长效率,甚至产生消极影响,市场引导的技术创新可以提高经济增长效率。采用发明专利和高技术产业专利两种方法测度技术含量较高的创新,采用非发明专利和非高技术产业专利两种方法测度技术含量较低的创新,基本上得到了稳健的估计结果。因此,破解中国技术创新困境,关键在于结合地区技术条件实际情况,分别通过政府支持与市场化改革引导不同类型的创新,才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效率提升,形成创新驱动。     

制度改革、政府有效委托和我国经济增长效率

政府主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性质和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是我国转轨经济特有的现象,传统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政治制度决定论无法合意解释我国经济增长问题.文章基于组织治理理论和有效委托机制指出,正是我国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治理和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有效委托实现了我国经济增长的效率,强调了市场和政府作为经济主体都有可能实现最优治理和经济增长效率.     

税收结构、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

本文构建包含税收结构和政府支出的内生增长理论模型,运用我国1998-2017年31个省市自治区数据,通过固定效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税收结构与在预算平衡下政府支出对长期经济增长影响,并详细分析了东中西部地区间的差异。主要结论有:1.将增值税纳入理论模型之中,研究发现,税收对长期经济增长没有影响,政府支出用于提供公共技术品时会有长期增长效应。2.在满足预算约束平衡时,虽然税收对长期经济增长没有影响,但税制结构具有配置效应。3.不同税种对东中西三个区域具有差异性,需要通过制定合理的税制结构政策来促进区域的经济发展。     

【广东视点】珠三角创新的比较优势分析——基于制度嵌入性的视角

珠三角的创新主要是渐进式的创新,具有自下而上、专业化和多样性的特征。通过对珠三角地方政府和企业创新的调查研究,发现珠三角创新的比较优势在于渐进式创新及其所嵌入的优良的制度环境。该区域的渐进式创新并不依赖雄厚的科技资源和研发实力,它嵌入于高度的市场化、集群化、国际化、良好的地方政策体系以及独特的岭南文化等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环境之中,这些制度相互耦合,促成和限定了创新行为的选择。文章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强化珠三角创新比较优势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