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公共服务拥挤性与财政支出结构优化

分权下的地方政府竞争与溢出效应会导致政府财政的支出偏向问题。现有研究多从经济绩效的角度讨论财政结构优化,不能较好地处理公共服务的供需匹配和其效用的滞后性。为此,本研究主要从公共服务拥挤性的角度入手,以供需匹配程度分析财政结构优化问题。证实检验结果显示:从全国看,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总体规模已经高于最优水平,一方面应该控制基本建设投入和公共服务成本支出,另一方面要不断增加教育和社会保障支出;从地区差异看,各地区公共服务的拥挤性存在显著差异,财政支出结构优化需要考虑地区特征,应将基础建设和医疗卫生投入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地方政府预算是以收定支吗?——一个结构性因果关系理论假说

本文提出一个结构性因果关系理论假说,阐释地方财政收入对地方财政支出的影响机理,并基于中国2000—2013年33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工具变量法识别地方财政收入对地方财政支出的因果性影响。研究表明:地方财政收入对地方财政支出的因果性影响取决于地方财政收入来源——自有财政收入尤其是税收收入对地方财政支出具有负的因果性影响,非自有财政收入则对地方财政支出产生正的因果性影响,其中专项转移支付收入的正影响尤为突出,这主要源于非自有财政收入的成本转嫁效应。地方政府存在较明显的支出偏向,尤其表现在增量支出上对教育和社会保障的关注较弱,且与总支出相比,各类财政收入对教育和社会保障支出的影响力度较小。与其他地区相比,非自有财政收入特别是专项转移支付收入对财政总支出的正影响在东部地区更为突出。     

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对民族扶贫县财政支出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241个民族扶贫县的考察

文章以民族扶贫县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政府间转移支付对这一特殊对象财政支出行为变化的影响。具体来说,文章利用动态面板回归模型,采用系统GMM方法,研究了净转移支付和各类转移支付对民族扶贫县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以及转移支付增量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整体分析中,地方政府更希望将转移支付用于上级主要考核的教育支出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行政管理支出上,而很少用于更能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建设支出和居民较为关心的社会保障支出上。在增量分析中,地方政府可支配转移支付的增量在既有的财政支出分配格局下并没有特别偏向某类财政支出。这说明民族扶贫县仍很贫困,财政支出只能维持其基本运转,也说明民族扶贫县可能为保住"贫困县"帽子而放弃发展。财政转移支付被用于维护自身的利益支出以及协调各方的利益关系。     

财政分权的中国模式与OECD模式——分税制是财政集权吗

本文在完整的财政分权内涵上比较分析了1995—2009年中国与OECD国家的财政分权情况,结果发现,不管是收入还是支出,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程度都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呈现出中国政治集权下的财政分权和OECD政治分权下的财政集权两种模式。中国的财政支出分权程度与经济增长和财政均等化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而这在OECD国家是不显著的。在中国的财政分权结构中,结构偏向的经济性支出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重点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扩张的预算外支出成为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所谓“事权与财权匹配”问题的实质是公共职责不清晰和预算软约束的地方政府收支扩张的财政机会主义倾向。财政分权改革的后续深化方向是在明确规范化地方政府公共职责和硬化预算约束的基础上适度财政集权化。     

财政分权、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

利用1994年分税制后的经验数据,本文估计了一个包含增长方程、城乡收入差距方程和财政支出方程的联立方程模型,来估算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显著增加,但财政支出的增加并不必然有利于经济增长和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如果在地方财政支出水平上升的同时,使科学教育和农业支出,特别是科学教育支出在总支出中的比重得以增加,将有可能在保持经济高增长的同时,使城乡收入差距得以缩小。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的膨胀——实证检验“利维坦”模型在中国的有效性

运用利维坦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并解释了这种影响方式与利维坦模型不同的根源。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下,地方政府追求财政规模最大化的倾向及争夺税源的财政竞争,使得当中央政府将更多的支出权力和职责转移给地方政府时,会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张。而收入分权的约束作用,却因为地方政府在收入自主权上的缺失,使其无法产生影响。将收入和支出结合起来,我们发现,当地方自己组织的收入越不能满足支出需要只能仰赖中央政府的补助时,就会越增加这种扩张的趋势。     

地方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来自云南106个县域面板数据的证据

文章以云南106个县为例,对地方财政分权如何影响县域经济增长及其传导机制进行实证考察。研究发现:地方财政分权与县域经济增长呈现出显著的倒"U"形关系,地方财政分权主要通过影响财政支出行为进而影响县域经济增长;以上级补助为主的财政支出分权对经济增长存在负向影响,以上解支出为主的财政收入分权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影响,这种影响作用主要取决于经济环境所决定的财政支出行为。进一步挖掘发现,地方财政分权影响县域经济增长传导过程中的财政支出行为存在明显的经济行为依赖和地区特征依赖,其中:前者表现为投资和消费增加以及城镇化推进,有助于激励地方政府改变财政支出行为,提升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的财政努力;后者表现为越是重点发展或富裕地区,越有利于财政分权促进县域经济增长作用的改善,但针对民族、边境等特殊地区却不然。最后,文章提出了强化地方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引导和激励作用的相关政策建议。     

转移支付、地方财政支出与居民幸福

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支出行为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影响机制。本文基于居民幸福最大化理论,构建了一种分析中央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支出影响的一般均衡理论框架,并利用1997-2012年中国内地31个省域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地方财政支出长期存在显著的增量预算特征;1997-2006年基本建设支出和2007-2012年社会保障支出均存在显著的粘蝇纸效应;中央转移支付促使地方财政在2007年之后加大了对民生福祉支出的支持,降低了用于自身支出的攀比之风;中央转移支付对地方财政主要的支出类型均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     

财政分权对地方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中国财政分权的实施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同时许多问题也渐渐暴露。本文着眼于现阶段地方公共支出中所存在的问题和弊端,分析财政分权对其影响过程中的突出问题,提出重视民生建设合理的调整财政支出比例、全面的官员考核制度、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合理分权等相应对策,以使地方公共支出结构更为合理、有效。     

我国地方政府教育支出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以辽宁省财政和社会发展的数据为基础,对地方政府教育支出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地方经济竞争力、城镇化水平以及财政支出压力对地方政府教育支出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其中城镇化水平的变化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以及教育支出的影响具有长期性,而地方财政的预算约束也是影响地方教育支出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     

财政支出分权、民生性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质量

构建财政收入质量综合指标，运用熵值法计算财政收入质量指数，并实证检验了财政支出分权、民生性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质量之间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我国财政收入质量总体处于不断上升趋势。财政支出分权与民生性财政支出通过财政收入数量、收入结构与可持续性途径对财政收入质量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财政支出分权与民生性财政支出展现了一定的互动关系。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财政支出分权与民生性财政支出均能显著地促进财政收入质量的提升。分支出项目来看，民生性财政支出中的科技、教育与文化支出对财政收入质量的影响作用最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官员在晋升压力下作出的财政支出决策削弱了财政支出分权与民生性财政支出对财政收入质量的促进作用。因此，应秉承高质量发展理念，通过调整财权-事权关系，建立起合理的财权-事权相匹配的财政运行机制；树立“以人为本”的财税思想，加大民生性财政支出；优化地方官员考核机制，扭转地方官员短视行为，促进财政收入质量的提升。     

地方政府支出竞争与地区投资行为——中国式财政分权框架下的实证研究

中国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间的财政支出竞争广泛存在。建立纳入财政支出分权、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及支出竞争的企业投资决策计量模型。结论显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横向竞争和纵向竞争对地区投资行为影响具有差异性并存在长期效应。为实现地方政府支出竞争的良性发展应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有利于提高地区整体投资环境的领域,同时继续完善中央和地方关系。     

政府公共卫生支出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公共卫生支出属于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合理界定公共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使用31省、直辖市、自治区2000—201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地方政府公共卫生支出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城市化程度与政府公共卫生支出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机构及人员的膨胀程度与政府公共卫生支出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财政分权也只是对公共卫生支出产生很小的正面影响。     

财政支出分权如何影响政府支出预算偏离*

政府支出决算与预算的差异可称之为支出预算偏离，其大小直接关系到现代预算制度的建设和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的效果。预算最大化理论指出地方政府追求自由裁量预算的最大化，这会导致预算支出大于决算支出，而财政支出分权则便利了地方政府追求自由裁量预算最大化的条件，因此，财政支出分权是导致支出预算偏离的一个重要因素。利用1994—2017年全省层面和市县加总层面的财政预决算数据，本文发现，财政支出分权程度越高，政府支出预算偏离的程度也越大。不同形式的稳健性检验较好地支持了上述结论。此外，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透明度能够降低财政支出分权对预算偏离影响的程度。合理调整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政体制，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将有效降低政府支出预算偏离的程度。     

财政分权、政府竞争与公共支出结构——政府教育支出比重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验证了财政分权、政府竞争对中国省级政府教育支出比重的影响。研究发现,以经济绩效为考核标准的官员晋升机制导致地方政府之间展开标尺竞争,这种竞争和财政分权制度结合在一起,共同对地方政府的教育支出比重产生显著的负影响。而地方政府的财政自给度对教育支出比重具有正效应,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规模等则具有负效应。研究还发现,转移支付比重过高会扭曲地方政府的支出效率,形成预算软约束,从而对教育支出比重具有显著的负影响。     

政府竞争、财政压力及其调节作用研究*——以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偏向为视角

本文以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改革为出发点，基于2009—2017年地级市层面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审视财政压力、政府竞争与地方政府民生支出偏向之间的相关关系。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政府竞争而言，财政压力才是降低地方政府民生支出偏向的主要原因。财政压力对政府竞争具有调节作用，政府竞争对民生支出偏向的反向作用程度显著依赖于财政压力。具体而言，政府竞争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偏向不具有直接效应，但在财政压力的调节作用下显著影响上述三项支出。本文进一步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越低，政府竞争与民生支出偏向之间的相关关系越不显著；地方政府在执行多任务导向型的中央决策时，具有较为明显的自我选择倾向。     

财政支出分权如何影响政府支出预算偏离*

政府支出决算与预算的差异可称之为支出预算偏离，其大小直接关系到现代预算制度的建设和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的效果。预算最大化理论指出地方政府追求自由裁量预算的最大化，这会导致预算支出大于决算支出，而财政支出分权则便利了地方政府追求自由裁量预算最大化的条件，因此，财政支出分权是导致支出预算偏离的一个重要因素。利用1994—2017年全省层面和市县加总层面的财政预决算数据，本文发现，财政支出分权程度越高，政府支出预算偏离的程度也越大。不同形式的稳健性检验较好地支持了上述结论。此外，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透明度能够降低财政支出分权对预算偏离影响的程度。合理调整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建立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政体制，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将有效降低政府支出预算偏离的程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变化的主要特征及成因分析

一国财政支出结构的现状及其变化,表明了该国政府正在履行的重点职能以及变化趋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政府职能的转变,我国财政支出结构随之发生变化,经济建设支出占比不断下降,行政管理费支出膨胀,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有所增长但整体水平仍偏低。本文在对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变化进行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认为经济体制转轨、相关体制机制改革滞后、财政分权以及我国发展不平衡是形成该变化特征的主要原因,进而提出为改善民生、促进我国社会事业发展应如何优化我国财政支出结构。     

财政分权与地方财政农业支出的动态效应分析

笔者基于我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从总量和结构两方面考察了财政分权对地方财政农业支出的影响.研究表明,财政分权并未有效促进我国地方政府预算内财政农业支出的增长.在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中,财政分权对经济性支出的正向影响最为显著,对社会性支出也有正向影响,但对转移性支出影响不明显.     

财政分权的多维减贫效应研究

财政分权提高地方政府的自主权,政府可利用信息优势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改善低收入群体的多维贫困。文章利用2010—2018年的CFPS数据测算我国的多维贫困指数,并使用GMM模型探讨财政分权的多维减贫效应。研究发现:(1)我国多维贫困指数呈逐年下降趋势,西部地区多维贫困指数和下降幅度最大,东部地区最小,中部地区居中并与全国贫困水平基本一致。(2)财政分权有利于减缓多维贫困水平,财政分权可通过生产性财政支出与服务性财政支出促进多维贫困减缓,且服务性财政支出的减贫作用大于生产性财政支出。(3)分区域来看,东中西部地区财政分权均有利于减缓多维贫困,但影响程度存在差别,西部地区的影响最大。由此,文章从提高欠发达地区财政分权程度,优化政府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效率,实现高质量减贫;建立城乡减贫一体化体系,充分发挥政府间的联动作用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