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五通”质量与沿线国家贸易包容性增长——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GMM检验

本文基于2003—2017年间包括中国在内的63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贸易数据，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额、进口额、进出口总额的包容性增长状况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并从“五通”视角构建动态面板GMM模型对贸易包容性增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贸易差距逐渐缩小，其增长具有包容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额、进口额和进出口总额均存在绝对收敛、条件收敛和俱乐部收敛效应，呈现包容性增长态势；“五通”质量对贸易包容性增长存在重要影响，倡议发展成果惠及沿线各国，强力推动了各国贸易的包容性增长。研究成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普惠性提供了经验支持，也为中国优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贸易关系、提升贸易效率提供了决策依据。     

“一带一路”绿色贸易的结构、潜力及影响因素

绿色贸易合作是中国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重点领域。通过分析中国与沿线国家绿色贸易的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特征,构建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测算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绿色贸易效率及扩展潜力,并采用一步法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绿色贸易集中在环保科技产品上和东南亚地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对沿线各地区绿色贸易效率整体提升、潜力持续扩张。双边环境贸易规则、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环境规制水平、科技创新活力和经济自由度是制约“一带一路”绿色贸易效率提升和潜力释放的重要因素。     

互联网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北大核心SSCI

本文基于2007—2016年6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从整体、区域和时间维度上分析互联网的发展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互联网总体上显著地促进了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但在互联网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影响上存在着区域差异,而且互联网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具有动态性,2007—2011年期间影响不显著甚至有抑制效应,而2012--2016年期间则大多呈现出促进效应甚至趋强的态势。本文进一步探讨了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期为“互联网＋”行动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提供有益的思路。     

语言与跨文化人才培养对“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影响的研究述评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举措之一,其中制度因素的影响已成为相关领域的研究重点。作为非正式制度的语言因素,在“一带一路”沿线语种多样的现实背景下,对中国与沿线各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阻碍作用明显,亟需扩大跨文化人才培养规模,通过弥合语言差异推进“一带一路”贸易畅通目标的实现。因此,从语言的经济效应、跨文化人才培养的语言差异弥合效应及“一带一路”沿线贸易的制度影响三方面分别梳理了现有文献,并在此基础之上展望未来研究可对有序开拓沿线市场、构建汉语国际传播新路径形成有效启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跨境电商出口的影响效应研究

跨境电商出口作为数字经济时代重要的新型贸易出口方式,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注入新动能。本文运用2012—2021年世界银行数据库、UNCTAD数据库等构建多维面板数据,从直接和间接两个影响渠道分析和检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跨境电商出口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直接影响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中国跨境电商出口,且其影响具有异质性。在间接影响方面,降低贸易成本是促进中国跨境电商出口的中介渠道,沿线国家制度质量是促进中国跨境电商出口的调节因素。进一步空间效应分析表明,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跨境电商出口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本文的研究为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和促进我国跨境电商出口提供了重要启示。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贸易效率和潜力研究

数字经济的飞速崛起使得数字贸易作为新的贸易方式随即而生,并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文章基于2008—2020年数字贸易相关数据,测算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贸易规模并对沿线各国数字贸易结构进行简要分析,后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估计我国与沿线国家的数字贸易效率和潜力。结果表明,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贸易处于不平衡状态,与沿线国家的数字贸易以跨境电商为主,在数字服务贸易领域方面较为薄弱;我国与沿线国家数字贸易效率虽逐年递增但数字贸易效率普遍不高,并表现出国家和地区差异,沿线国家中2008—2020年平均数字贸易效率排名前三的国家为以色列、新加坡、爱沙尼亚;2020年,数字贸易潜力值排名前五的国家分别为马来西亚、新加坡、俄罗斯、波兰和罗马尼亚,将来中国应与这些国家开展更频繁的数字贸易。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沿线国家绿色技术创新吗——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的检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转型给中国承担新使命、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和绿色发展创造了新机遇。基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特征,研究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国OFDI主要通过绿色技术溢出机制、增长机制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技术创新;该绿色技术创新效应随着互联互通合作水平提升而显著增强,且对沿线国家绿色技术创新的改善效果主要体现在高收入组国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法的研究*

本文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探讨了2008—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结构特征,测算沿线国家贸易网络中心位置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并对不同收入国家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贸易结构比较松散,意大利、土耳其、韩国、俄罗斯、中国和新加坡等国家（地区）位于网络核心,共有23个国家（地区）发挥“中介”或“桥梁”作用,影响着其余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超过四成的沿线国家（地区）与非贸易伙伴国具有较强的间接贸易关系。贸易网络中心位置的提升能显著促进母国技术进步,间接贸易影响母国技术进步的边际效应大于直接贸易;中高等收入水平国家直接和间接贸易地位和贸易强度的提升均显著促进了技术进步,低等收入国家贸易强度的提升也能促进母国的技术进步。     

“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价值链升级——基于沿线国家的实证数据

基于2007—202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样本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的价值链升级作用。研究结果证实：“一带一路”倡议对于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存在“虹吸效应”,有利于沿线国家的发展。此外,政策沟通对于倡议的推行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研究结果不仅证实了倡议对于沿线国家价值链升级的正向影响,也论证了其中存在的影响机制,为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有益探索。     

“一带一路”倡议的进口价格效应

进口贸易是一国引进技术与资本、繁荣国内市场的关键环节，考察“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有助于降低沿线国家进口价格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通过拓展Antràs等（2017）的进口贸易模型，并利用双重差分方法，结合2009-2018年国家产品层面贸易数据，考察了“一带一路”倡议降低沿线国家进口价格的因果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通过加入“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的进口价格得到了显著的下降，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保持不变。（2）通过扩展进口来源国的竞争效应和提高进口方采购量的需求效应，“一带一路”倡议对降低沿线国家进口价格产生了积极作用。（3）“一带一路”倡议推动进口价格下降的主要动力来自集约边际，价格降幅在资本技术密集型和垄断程度较强的行业中更为明显，且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也更为显著。上述结论充分表明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政策含义。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沿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研究

基础设施建设是维持和振兴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经济复苏的重要推动力。在阐述“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沿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理论机制和异质性基础上,构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指标体系。以中国278个城市2010—2020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沿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作用机制和异质性。研究发现：①“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中国沿线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且该结论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等稳健性检验;② “一带一路”倡议通过科学技术创新效应和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对沿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产生积极影响;③“一带一路”倡议对基础设施建设的促进作用在“一带”和“一路”沿线城市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一带”沿线城市的政策效果显著强于“一路”沿线城市;④进一步研究发现,科学技术创新效应主要表现在“一带”沿线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效应主要表现在“一路”沿线城市。“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具有“虹吸效应”,产生空间负向溢出作用。研究结论为探索经济复苏增长点提供了新的视角,丰富了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为政府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倡议的作用以及制定基础设施建设策略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为政府推动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研究北大核心SSCI

本文利用2007-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9个国家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的面板数据,分整体、区域和产品结构分别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影响总体上不显著,但是对不同收入国家的不同贸易结构影响效应不同,存在着创造和替代双重效应;同时互联网普及率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交互影响。文章进一步探讨了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期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提供有益的思路。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运输设备贸易研究——基于比较优势与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利用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及法国国际经济研究中心数据,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运输设备贸易的概况、竞争力、贸易潜力进行研究。对贸易数据的分析发现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间贸易发展总体趋势向好。利用国际市场占有率和显示性比较优势两个指标进行的竞争力分析得出中国在运输设备贸易领域国际竞争力总体上较强。通过引力模型测算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潜力发现,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在运输设备上仍有较大的贸易潜力。     

疫情背景下数字贸易体制对国际贸易稳定作用的比较——基于3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fsQCA分析

建构数字贸易体制是数字经济时代培育国际贸易新模式的基石。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外贸稳定形成了重大冲击,加大了国际合作共建数字贸易体制的紧迫性。文章基于对影响数字贸易体制因素的综合分析,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何通过数字贸易体制建构来稳定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对外贸易。通过对3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发现：数字贸易体制共建是疫情冲击下稳定外贸发展的重要保障;数字贸易体制越完善的国家,越能在疫情冲击下保持外贸稳定。数字贸易体制的构成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不同国家和区域存在异质性：东南亚国家建构了涵盖数字贸易关系、环境、基础、潜力与风险管控机制的完善体系,是其在疫情冲击下维持外贸稳定的保障;非洲国家的外贸稳定倚重良好的数字贸易环境;数字贸易的低风险因素在中东欧国家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研究不仅丰富了国内关于数字经济体制构建的理论探索,也为疫情冲击下稳定我国对外贸易提供了对策思路。     

“一带一路”倡议与对外直接投资：“五通”作用机制分析

与以往西方发达国家推动的经济全球化不同,“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增长的特有机制应该是“五通”。文章以理论模型构建和分析为先导,在科学构建“五通”指标体系并进行有效测度的基础上,利用9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011-2017年的样本数据,采取中介效应模型对“五通”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第一,“一带一路”倡议确实可以通过“五通”作用机制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的对外直接投资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从“五通”分指标层面的作用机制看,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可以起到及时的促进作用,但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的促进作用还未显著呈现。第三,从基于分类样本的异质性检验结果看,相比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五通”政策在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中的实践效果更强;相比于“一带一路”沿线的低收入国家和中等偏低收入国家,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的高收入国家和中等偏高收入国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果更强;相比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其他洲,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的亚洲地区国家和地区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果更强;相比于非亚投行成员,中国对亚投行成员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果更强...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与其重要贸易伙伴国的经济效应研究

鉴于出口与进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不同,选择HM指数考察中国与其重要的五个“一带一路”倡议伙伴国的贸易依赖程度,同时选择地理位置相似却没有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日本作为对比,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对参与国产生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增强了中国对“一带一路”伙伴国的依赖程度,而中日HM指数持续下降。通过构建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重点比较了自2013年正式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中韩贸易周期协动性与中日贸易周期协动性的变动,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韩国均处于受中国贸易周期影响的区制,对日本贸易周期并未产生明显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金融效率

“一带一路”倡议推进沿线金融合作表现在“货币流通”与“资金融通”方面。那么,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金融合作是否提升了沿线国家资金融通环境质量,进而促进金融资源更有效配置,更好地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本文对沿线国家层面金融效率进行测算,将“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政策冲击,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考察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金融效率的促进作用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沿线国家的金融效率,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的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改进资金融通程度提升沿线国家金融效率;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对金融效率的提升作用在“海上丝绸之路”国家、非邻近国家和低风险国家更为显著。本文丰富了金融效率相关领域研究,为了解“一带一路”资金融通环境、提高“一带一路”资金融通质量提供了理论参考。     

论OFDI的出口贸易效应——基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数据的实证分析

<正>自“一带一路”建设开展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参与国的经济面貌都有了改变。文章选取2006年至2019年的数据,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26个国家的经济贸易进行具体分析,研究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贸易效应的因素。同时,文章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与中国向该国出口额之间呈负相关关系的结论,说明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贸易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服务贸易格局及中国地位分析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服务贸易数据,文章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服务贸易网络,分析其演化特征、空间结构和中国地位。研究表明：(1)数字服务贸易参与国家日益增加,但网络连通性和扩散性较差;(2)数字服务贸易发展进程缓慢,各国的贸易地位差异大,“一带一路”倡议较好地促进了多边贸易;(3)数字服务贸易网络具有显著的社团性,凝聚子群数量2010年以来变化不大,但凝聚子群内部参与国有变化,不同子群内部联结强度有别,子群之间凝聚能力也存在显著差异;(4)空间分布上,呈现非均衡特性,相对点强度的核密度估计曲线呈现“帕累托”分布,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导致限制度的核密度估计曲线不再呈现“双峰分布”,两极分化加剧。中国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服务贸易的重要参与者,合作伙伴相对稳定,但贸易圈有待扩展,核心竞争力、控制力、独立性和贸易自由度均有待提升,急需防范贸易依赖风险。     

金融服务“走出去”对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研究

通过构建全球价值链重构测度指标，利用手工收集的金融服务“走出去”数据研究其对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既有助于从金融服务“走出去”角度助力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同时也为金融领域高水平开放提供明确理论借鉴。基于跨国面板数据，文章证实了金融服务“走出去”对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显著促进作用；进一步地，东道国经济越发达、契约环境越好，金融服务“走出去”的促进效应越显著。分样本结果显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设中资银行海外机构更有利于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相较于金融危机前，金融危机后促进效应显著。此外，中介效应表明：功能溢出效应和双循环协同效应是金融服务“走出去”影响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重要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