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抑制了过度负债吗?

以2011—2022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分析方法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过度负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进一步分析这一影响对不同特征企业的异质性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抑制过度负债,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抑制了企业过度负债。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发现:在高盈利能力、内部治理水平高和非国有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过度负债的抑制效果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不仅扩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的相关文献,而且为企业过度负债的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金融科技与结构性货币政策选择——基于定向降准政策的研究

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需要充分发挥金融科技与货币政策协同优势,以助力小微企业提质增效。文章利用新三板企业数据,构建三重差分模型,考察了金融科技对定向降准政策信贷引导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减弱了小微企业对定向降准政策的信贷依赖,这主要表现为金融科技通过改变银行负债结构和风险承担而减少了银行信贷供给,从而弱化了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金融科技对定向降准政策的冲击效应存在异质性,上述效应在内部现金流较少或者处于成长期的小微企业中尤为明显。在金融资源充裕的条件下,金融科技对定向降准政策调控效果的削弱作用更加显著。在金融发展不足的情形下,金融科技更易减弱小微企业对定向降准政策的依赖。文章的研究为加强金融科技与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深度融合以优化金融服务质效提供了经验借鉴。     

内部控制与实体企业金融化：治理效应抑或助推效应

内部控制作为企业重要的治理机制,对企业投融资活动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选择2007—2017年我国沪深上市公司的数据考察了内部控制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越高,越能够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具有"治理效应",信息披露程度越高,金融生态环境越好,内部控制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治理效应越强;通过机制检验发现,内部控制对实体企业的治理效应,主要通过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风险评估以及信息系统与沟通实现。本文研究结论为抑制实体企业脱实向虚和过度金融化,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论借鉴,有助于从完善实体企业内控视角治理脱实向虚的问题。     

金融抑制对中国企业融资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实证分析了中国政府的金融抑制政策对企业融资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信贷市场上的利率管制、价格和数量歧视导致了企业过度负债、逆向选择、寻租等现象,浪费了信贷资源;资本市场的行政管制则增加企业直接融资成本,损害投资者利益,弱化企业外部治理机制。两类市场抑制还直接阻碍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这些结论基本支持金融抑制论     

数字金融发展能否校正企业非效率投资

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的投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本项研究借助沪深两市A股企业数据,并结合北京大学数字金融指数(2011—2017年),研究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水平,且对小规模企业和高科技企业抑制作用更显著。从机制上来看,数字金融发展能够驱动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力度,并实现有效的去杠杆,提高企业财务风险稳定水平,由此降低了自身的非效率投资行为。通过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降维分解,发现数字金融的功效主要体现在降低企业的投资不足而非投资过度上。上述结论对于小规模企业和高科技企业而言依旧稳健成立。本项研究的结论和政策建议有助于优化数字金融发展导向,以更好地为企业投资行为提供支撑。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信用融资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行为公司金融视角出发，以沪深两市2002—2007年期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过度自信管理者在利用供应商提供的信用融资后经营负债杠杆对公司创值能力与成长性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随着管理者过度自信程度的增强，公司的经营负债杠杆效应显著降低，即管理者过度自信公司运用信用融资发挥经营负债杠杆的创值效应与成长效应均显著低于一般管理者公司。     

制造业金融化、政府控制与技术创新

制造业日益显现的金融投资倾向和行为,深刻影响公司的经营决策与技术创新能力。制造业过度金融化将加剧"去工业化"和资产泡沫化矛盾,削弱制造业发展基础。本文构建了制造业金融化影响技术创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欧拉方程为基础建立企业的技术创新投资行为模型,并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采用一步系统GMM等估计技术,实证制造业金融化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理论假设。研究发现,制造业过度金融化抑制了技术创新能力,而政府控制进一步放大了金融化对创新的消极影响。本研究提供了制造业金融化影响技术创新的微观基础,拓展了技术创新理论,并为政府引导制造业创新发展提供了政策建议。     

多个大股东能驱动企业降低过度负债水平吗

本文以结构性去杠杆为政策背景,选取2007-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多个大股东能否驱动企业降低过度负债水平。研究发现,存在多个大股东的企业过度负债水平更低。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其他大股东通过监督和退出威胁发挥治理效应,降低了企业过度负债水平。具体地,其他大股东通过提升信息透明度的作用路径抑制了控股股东的自利动机,进而降低了企业的过度负债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完善的制度环境降低了其他大股东的监督成本,有利于其治理效应的发挥;并且其他大股东有助于缓解过度负债对企业价值的负面影响,提升了企业价值。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过度负债与企业价值创造

本文以2003-2015年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年度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实施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并探索性研究过度负债情况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对于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作用.研究发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实施能够促进企业进行价值创造,但在过度负债情况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对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促进作用难以实现,企业过度负债水平越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对国有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抑制作用越明显.     

金融科技与企业"脱实向虚"——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金融科技对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综合探讨金融科技对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科技的发展显著抑制了企业"脱实向虚".机制检验表明,金融科技通过竞争效应和成本效应两个渠道影响了企业"脱实向虚"行为;即金融科技使得企业投资金融资产的收益率和企业财务管理费用下降,从而促进了企业对实体经济的投资,抑制了企业"脱实向虚".此外,相比于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和处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金融科技对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的企业和处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脱实向虚"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而且,金融科技的发展主要抑制了企业对投机性金融资产的投资,对企业保值性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并不明显.因此,应不断加大对金融科技的支持力度,积极发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金融科技的支撑作用,同时给予中西部地区一定的政策优惠,进而不断提升金融科技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     

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正>中国大力推进数字金融,助力企业解决融资难及成本高的问题。本文通过实证的方式,利用2011-2020年北京大学统计出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构建残差回归模型,对双方的影响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的推进可以抑制企业的投资不足及投资过度问题,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并在稳健性检验部分使用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及使用深度来替换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得出同样可靠的结论。本文研究有助于研究探究中国数字金融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为中国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城投企业债务风险

本文探讨了城投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其债务风险的影响机制,并利用2010-2020年的6890只债券样本对城投混改成效进行检验,得到如下结论：第一,在短期内,由于政府减少了财务支持力度,城投企业在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后过度负债问题更加严重。第二,在长期视角下,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了城投企业财务危机成本,同时企业盈利能力得到提升,因而缓解了其过度负债问题。第三,在短期视角下,行政干预有利于混合所有制改革发挥降低城投企业债务风险的作用,但在长期视角下,行政干预抑制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缓解城投企业债务风险的作用。由此看来,混合所有制改革在长期中能够降低城投企业债务风险,但前提是需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降低政府对城投企业转型的干预程度。本文所作的研究能够为财政与金融政策在微观层面的有效协同提供启示。     

企业负债融资对其投资行为的影响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现代化的企业经济经营模式正在不断地完善当中。为了能够不断壮大其发展规模,企业必须有充足的资金作为后盾,因此在企业的发展中,融资成为了一项重要的事务,而在企业众多的融资类型中,负债融资是企业在进行投资时的主要资金来源,是一种重要的融资工具。但是企业在负债融资的过程中,不仅会对企业自身的投资行为产生积极地影响,还会抑制和约束企业的投资行为,所以负债融资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控制性股权结构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

过度投资作为企业非效率投资的一种,直接降低企业价值,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分析控制性股权结构对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论文主要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现金流量权两方面展开,高比例的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能够抑制过度投资行为,两权分离度对投资过度的影响效应取决于控股股东是否为绝对控股.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过度负债

本文从权衡理论和非理性管理者出发,以企业过度负债而非企业实际负债率的角度,重新衡量企业资本结构与管理者过度自信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会导致企业过度负债,加重企业债务负担.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融资约束较低和资本市场环境较好的情况下,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加重企业负债的程度;同时在多个大股东的股权结构下,大股东容易与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形成共谋,恶化企业过度负债程度,而外资大股东则能起到监督和制衡的作用,约束管理者的激进行为.本文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资本结构和管理者过度自信的研究,对于推进"去杠杆"和实现经济软着陆有较强的政策意义.     

金融科技如何促进共同富裕:理论机制和经验证据

在明晰金融科技与共同富裕内涵的基础上,厘清金融科技助力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将赋予金融科技发展新的时代使命。本文围绕共同富裕“发展”、“共享”和“可持续”的核心内涵,构建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并使用自然语言处理和文本挖掘技术构建金融科技发展指标,进而实证检验了金融科技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效果和影响路径。研究发现,金融科技通过金融增长效应、金融深化效应和金融可持续效应,分别从“提高生产力”、“减少不平等”和“可持续发展”三条路径助力实现共同富裕。     

过度负债企业去杠杆:程度、持续性及政策效应——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2008年"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实施之后,我国企业杠杆水平不断攀升。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必须降低过度负债企业的杠杆水平。本文以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过度负债与去杠杆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过度负债企业更可能去杠杆,去杠杆程度也更高,且过度负债程度越高,去杠杆的可能性和程度也越高,但上述关系在国企中表现相对较弱;我国强制去杠杆政策的实施,进一步提高了过度负债的非国企和央企的去杠杆程度。本文的研究拓展和深化了资本结构和"中国式去杠杆"影响因素以及过度负债经济后果方面的文献,也为进一步优化我国结构性去杠杆工作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参考。     

科技金融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研发绩效的影响——基于研发操纵视角

以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08—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数据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基于研发操纵视角,实证分析科技金融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研发绩效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结果表明,科技金融政策能够显著抑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研发操纵行为,从而显著提高研发绩效。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研究结果稳健。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科技金融政策对研发操纵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以及上市年限较长的企业中更加显著。研究不仅能为科技金融政策的进一步推广提供理论依据,还可为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研发创新提供政策启示。     

供应链金融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抑制还是促进?——基于上市企业年报文本大数据识别的经验证据

供应链金融作为创新型金融产品,能够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对绿色发展时代下的企业转型需求有重大支持功能。本文以2007—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基础,探究供应链金融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研究发现,供应链金融对企业绿色转型具有显著裨益,且对于不同禀赋特征的企业具有差异化的影响效果。机制研究表明,供应链金融能够改善财务状况、平滑创新风险、提升创新能力以及改善企业预期,这些都有助于企业绿色转型进程的加快。特别地,供应链金融在金融集聚水平较低、市场化进程较为缓慢、环境污染相对严重的情形中,能够有效助力企业绿色转型,展现出了在薄弱外部环境中强有力的“补短板”功能。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供应链金融的发展优化、引导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也进一步为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建设“绿色中国”战略提供了政策启示。     

管理者行为、内外部监督与企业金融化

伴随着国内外经济下行的压力,部分实体企业偏离主业进行金融资产配置,流向实体经济部门的资金不断减少,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企业在主营业务上的投资,可能会导致企业金融化。同时,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金融资产的比重不断上升,企业金融化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将理性假设下的管理者代理行为和非理性假设下的管理者过度自信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以2008—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管理者的两类行为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同时,考察内部控制和分析师关注的内外部监督对管理者代理行为、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以期深化对企业金融化动因的认知,为实体企业作出合理的投资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