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土地流转与脱贫农户创业

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的背景下，如何激发脱贫农户有效创业，促进其可持续增收，从而有效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利用2022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脱贫农户的抽样调查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实证探讨社会资本、土地流转与脱贫农户创业三者的关系。研究发现：脱贫农户的社会资本对其土地流转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土地流转对脱贫农户创业具有正向影响；社会资本可以通过土地流转促进脱贫农户创业，且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不同区域和不同年龄组的回归呈现典型的异质性，社会资本在东部地区对脱贫农户土地流转和创业的促进作用大于中、西部地区，脱贫农户中青年人通过社会资本促进土地流转和创业的影响作用最为突出，中年人次之，老年人并不显著。     

产业扶贫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制及效果——基于乌蒙山和六盘山片区产业扶贫试点项目的准实验研究

产业扶贫是实现贫困人口稳定脱贫的根本之策。本文基于乌蒙山和六盘山片区产业扶贫试点项目的3个省8个县的准实验研究数据,采用DID分析了产业扶贫项目对贫困农户收入的影响。理论上,产业扶贫项目通过直接带动可以增加农户的经营性收入,通过就业带动可以增加农户的工资性收入,通过资产收益和补贴可以增加贫困户的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实证研究发现,产业扶贫项目对家庭人均总收入具有正向作用,具体而言,产业扶贫项目对人均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人均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影响不显著。通过PSM-DID模型以及安慰剂检验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论。该结论反映了当前产业扶贫所存在的共性问题,即基层政府和执行主体在成本、收益、风险等因素影响下偏好资产收益模式,所以带动贫困农户发展产业和劳动务工的参与程度并不高。为此,需要让贫困户更多地参与到农业产业链中,同时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拓宽贫困户增收渠道,并培育经营主体和农村的精英人才,增强农户的组织化程度,使农户脱贫致富。     

风险冲击对山区农户贫困的影响效应分析——基于广西、江西、湖北三省的农户调查

风险冲击是山区农户致贫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基于广西、江西、湖北三省的574份山区农户调查数据,采用DEMATEL方法,从健康、教育、市场、就业、消费、自然、政策七个维度考察风险冲击对山区农户贫困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风险冲击对贫困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健康风险和市场风险在所有风险因素中处于中心位置,是影响山区农户贫困的关键因素。从不同贫困状态农户看,风险冲击对贫困的影响路径既有相同点,也有一定差异。其中,消费风险对其他风险的影响较高,对贫困有着间接的影响效应,属于过程性因素;教育、自然和政策风险受其他风险的影响较高,对贫困产生直接影响效应,属于结果性因素。健康和就业风险冲击对非贫困农户影响较大,市场风险冲击对贫困农户影响较大。     

收入风险与劳动力配置多元化:以陕西省为例

劳动力多元化程度直接影响到农户的生产发展以及消费平滑,但是收入风险冲击的增加使得农户劳动力分配呈现多元化趋势。本文通过Tobit模型对陕西省928户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计量分析,检验了风险冲击与风险预期对农户劳动力多元化配置的边际效应。经验分析表明,不同种类的风险冲击对农户劳动力多元化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技术冲击对劳动力多元化影响最大,自然冲击次之,市场冲击较小,健康或失业冲击对农户劳动力分配影响则不显著。这表明要提高劳动力的专业化程度,就必须降低技术冲击、自然冲击所带来的消费波动影响。     

共同富裕目标下农村相对贫困家庭多维贫困测度及分解

随着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开展相对贫困治理成为我国当前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重要战略选择。共同富裕是相对贫困治理的目标指向,而相对贫困治理是共同富裕的前提手段。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A-F方法的测算结果表明,我国农村相对贫困家庭的多维贫困指数维度贡献率由高到低依次为教育、生活水平、健康、劳动能力、医疗保险和住房,同时遭受5个以上维度或单一维度贫困的相对贫困家庭数量均较少,超过50%的相对贫困家庭同时遭受至少3个维度贫困;区域分解结果显示,西部地区多维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严重程度最高,东部次之,中部最低;收入分解结果显示,收入越低的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越高,遭受的贫困维度越多,贫困程度越深。     

基于生计恢复力的脱贫干预效果评估及其影响因素——以陇南山区为例

随着全面脱贫目标的实现,中国已进入一个以次生贫困与相对贫困为主的新阶段。科学评估脱贫干预政策措施效果并揭示其关键影响因素,可为探索符合新时期农村贫困特征的减贫政策提供借鉴。文章以陇南山区为例,构建农户生计恢复力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脱贫干预效果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脱贫干预对陇南山区农户的生计恢复力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脱贫农户的生计恢复力较对照组增加了4.27%。其中,不同地貌类型区农户的脱贫干预效果存在差异,川坝河谷区农户的脱贫干预效果高于高山区和半山区农户;早期脱贫农户的脱贫干预作用效果要优于近、中期脱贫户。(2)脱贫干预方式的多样化程度与干预效果呈正相关,但随着干预措施多样化程度的增加,其增长幅度有所减缓。(3)农户的市场关注度、未来生活期望、克服困难的信心、参与技能培训的积极性、扶贫政策了解程度以及政策干预多样化、产业扶贫、电商扶贫、旅游扶贫、生态补偿扶贫强度均对脱贫干预效果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最后,提出了优化脱贫干预措施的建议。     

中国农村人口贫困变动研究——基于多维脱贫指数测度

本文通过多维贫困识别方法构建相应指数，提出了在返贫和脱贫不同方向上对多维贫困的变动进行分解的思路。同时，用2010—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中国农村人口多维贫困的变动进行了分解，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收入依然是农村人口多维贫困的主要维度，但在改善收入贫困的同时应该防范健康维度返贫的风险。第二，农村人口的多维贫困状况在不断改善，但是由于返贫的影响，脱贫的效果受到了较大削弱，因此在注重脱贫的同时，不应忽视返贫的风险。第三，持续贫困人口贫困状况虽然后来有所改善，但是2012年的恶化状况提示我们对于暂时未能脱贫的人口，还需要采取措施缓解其贫困状况。     

信贷扶贫的精准性:农户视角的实证考察

基于对农户借贷活动的调研数据,选用需求可识别双变量probit模型,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对农户的正规信贷行为和非正规信贷行为进行实证分析,以考察信贷扶贫对贫困农户识别的精准性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正规信贷与非正规信贷,均难以实现对贫困农户的精准识别与有效供给,即无法更有针对性地惠及相对贫困者。信息显示与社会资本对信贷扶贫的精准性及成效有显著影响。非正规信贷在需求方的影响因素远多于正规信贷。相对贫困程度、商业活动收入占比对正规信贷供给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亲戚关系"则对非正规信贷供给有显著正向影响,反映出商业信贷的"回报动机"以及非正规信贷的"人情价值"。通过鼓励贫困农户积极争取与利用正规信贷,挖掘商业信贷精准扶贫的声誉价值,强化农村诚信文化建设,引导非正规信贷资金流向发展脱贫领域,发挥政策资金信贷兜底作用,加快幸福美丽乡村的信息化建设等,提升当前信贷扶贫的精准性及成效。     

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农户多维贫困

文章基于我国多维贫困下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的现实背景,通过构建农户多维贫困的评价体系,利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实证分析了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与农户多维贫困之间的作用机制及其中介效应.研究表明:(1)社会网络可以显著改善农户的多维贫困状况且对中间层次多维贫困的农户减贫效果更大.(2)社会网络对农户的非正规金融借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社会网络可以通过影响农户非正规金融借贷,缓解贫困农户的融资约束进而改善农户的多维贫困,即改善多维贫困实现精准扶贫或脱贫遵循"社会网络→非正规金融→农户多维贫困"的作用机制.这意味着社会网络实际上成为了农户借贷过程中的一种"隐性抵押",农户以此获得非正规金融的资金支持进而改善多维贫困实现脱贫.     

村域地理环境对农户贫困持续性的影响——来自湖北农村的经验证据

村域地理环境通过影响农户面临的风险冲击和收入能力进而影响农户贫困持续性,本文利用2005~2010年湖北农户数据,采用生存分析方法,考察农户贫困持续性。结果表明,民族村农户退出贫困的概率显著低于非民族村农户,山区村农户退出贫困的概率显著低于平原和丘陵村农户,距离乡镇5~10 km农户退出贫困的概率显著低于其他农户;非农业劳动时间对民族村、山区村和距离乡镇5~10 km农户退出贫困的影响效应显著减弱;村人均耕地面积与农业劳动时间的交叉作用对农户退出贫困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本文建议扶贫政策应向民族村、山区村及距离乡镇5~10 km村的农户倾斜。一方面,通过适度扩大耕地规模和加大农业补贴力度,提高农户农业创收能力;另一方面,通过改善这些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缩小农户在获取非农就业机会方面的差距。     

收入导向型农村多维贫困与精准扶贫——基于江苏省农村低收入家庭的分析

基于2015—2016年江苏省农村低收入家庭数据,对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江苏农村低收入家庭存在较为突出的非收入维度贫困,其中健康维度贫困最为突出,饮用水和生活用电的贫困发生率最低;农村低收入家庭的多维贫困程度较为显著,且分析时段内多维贫困程度略有提升,总体上苏南地区非收入多维贫困程度相对较低,苏北地区较为严重;非收入维度多维贫困主要来源于健康、炊事燃料、教育和卫生设施4个维度,其中健康维度的贡献度最大,炊事燃料的贡献度次之,教育和卫生设施的贡献度大体相当;收入脱贫农村家庭的非收入维度多维贫困程度相对较低,健康和教育维度贫困程度相对较低是部分家庭2016年实现收入维度脱贫的主要成因。     

基本公共服务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吗?——来自CSS 2019数据的证据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扎实稳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点所在。采用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借助期望贫困脆弱性(VEP)概念，利用Logit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检验基本公共服务对农户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40%为基准，未来农户返贫的平均概率为9.7%;基本公共服务显著抑制了农户贫困脆弱性，有效发挥了防贫作用；基本公共服务通过提高家庭受教育程度和降低家庭健康风险两条路径起到防贫作用。因此，新发展阶段应重视农村防返贫问题，构建贫困脆弱性动态监测预警机制，完善多层次教育体系及多元化保障措施，以积累提升个人及家庭人力资本，规避返贫风险，进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西部农村贫困陷阱反思及终结治理

西部农村贫困现状问题是困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其先天的自然条件、人口素质、公共资源缺失、农业结构调整错位滞阻了西部农村脱贫步伐,构建适宜西部农村的“人本”治理、劳动力转移治理、农村发展方式转变治理、农村信息化治理范式是缓解西部农村脱贫的有效路径抉择。     

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机制的构建——基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视角

进入后脱贫时代,我国的相对贫困主要表现为区域性相对贫困、农村相对贫困、公共服务相对贫困、经济相对贫困四个方面,其产生的根源均在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因此,要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入手构建治理相对贫困的有效机制.解决区域性相对贫困的关键是坚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不断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消除农村相对贫困要依托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双轮驱动,通过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协同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缓解公共服务相对贫困要求优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制度设计,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在区域间、城乡间扣人群间的均等化供给.治理经济相对贫困的重点是构建公平公正的分配制度,除了健全收入分配制度外,还要着力改善生产条件分配、促进经济机会公平.     

精准扶贫政策的隐性价值评估——基于流动人口的收入溢出效应视角

作为人类一次大规模的准自然实验,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之后,其政策效应和历史经验需要深入总结。跳出仅聚焦精准扶贫政策效应“显性价值”的传统视角,从更广阔的视域来审视其可能带来的“隐性价值”,评估其“看不见的效应”。基于对脱贫县非贫困户外出流动人口这一非政策群体可能是外溢对象的观察,利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精准扶贫政策对其收入的外溢效应。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政策对外流人口具有显著的正向收入溢出效应。群体异质性研究发现,这种外溢存在“马太效应”,高收入流动人口的溢出效应显著高于低收入群体;流入地空间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西部地区获得的外溢效应最小;流出地空间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老家处于村庄或乡镇的人口具有显著的收入溢出效应,而县城及以上区域不显著。机制分析发现,外溢效应可以通过同群影响、东西部地区协作、公共服务完善等渠道产生作用。因此,未来乡村振兴过程中应继续优化传承精神扶贫、区域协作、基础设施建设等农村贫困治理方略。     

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与贫困治理：基本逻辑与思想转型

财政转移支付政策是我国贫困治理中的一项重要政策。财政转移支付通过财政资金与贫困治理对象的有效对接,对减少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具有正向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转移支付思想的发展和转型路径既遵循了转移支付在贫困治理中的一般性逻辑,也呈现出不同历史时期贫困治理思想演进的阶段性特征。文章从政府主导性、转移支付资金瞄准性和转移支付目标三个维度,具体考察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转移支付作用于贫困治理的基本逻辑和思想演变历程。研究发现：从政府主导性来看,随着贫困治理的深入,中央政府在资金分配中由初期的妥协向加强自主性宏观调控转变;从转移支付瞄准性来看,在贫困瞄准单位逐渐下移的背景下,转移支付资金的瞄准机制经历了“区域-县-村户”由面到点的调整路径;从转移支付目标来看,随着贫困理论的不断发展,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从以“财力平衡”过渡到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核心的长期目标。总体而言,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在不同贫困治理目标下的阶段性调整和适应性改进,进一步引导着财政转移支付思想的转型、发展和创新,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实现贫困治理的历史性成就。     

数字普惠金融、农户信贷可得性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

文章从相对贫困治理的三个方面构建了农村相对贫困治理评价指标体系，以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为研究基础，利用半参数模型从全国、区域层面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信贷可得性对农村相对贫困治理各维度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从全国层面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户信贷可得性均对农村权利贫困治理水平提升产生正向影响。从区域层面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户信贷可得性对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作用效果存在区域异质性。从时间维度看，样本期内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信贷可得性对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影响表现出波动式变化趋势。据此，提出应加强政府在宏观层面指引、实施差别化政策、发挥金融机构作用，从而不断提升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水平。     

中国相对贫困治理及其对策研究

在取得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成就之后,中国在迈向共同富裕的新阶段将重点开展相对贫困治理.相对贫困的核心内涵是收入分配不均等.相较于绝对贫困,相对贫困不仅具有多维性、多元性,而且具有长期性等特征,同经济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阶段都紧密相关,在瞄准和治理上都比绝对贫困更加复杂.国际上发达国家和国内部分发展较快地区的相对贫困实践经验值得借鉴.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收入分组数据,采用城乡两条相对贫困线测算了中国城乡相对贫困发生率并通过预测分析发现,近年来中国相对贫困程度整体大致平稳但略有上升,未来中国农村相对贫困可能会出现缓慢下降趋势,而城镇略有上升但基本保持平稳."十四五"时期相对贫困治理不仅要继续巩固已有脱贫成就、保证扶贫政策的有序衔接及可持续发展,更需确定适当的相对贫困标准、实现相对贫困的城乡统筹,并结合乡村振兴,建立可持续、常态化的相对贫困减贫机制.     

产业扶贫对民族地区贫困农户生计策略和收入水平的影响

文章利用贵州省3个民族自治贫困县341户贫困农户调研数据,采用Probit计量分析模型和广义精确匹配方法研究产业扶贫对民族地区贫困农户生计策略和收入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扶贫使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参与特色农产品种植、特色畜禽养殖生计模式的占比分别提升了13%和15%,但产业扶贫对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外出从事非农务工和经商活动影响并不明显;与此同时,产业扶贫项目实施显著提升了民族地区贫困农户的特色农产品种植收入、特色畜禽养殖收入和总收入水平,降低了外出从事非农务工活动收入,但产业扶贫对经商活动收入和贫困农户人均收入影响并不明显。因此,产业扶贫项目实施在提升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增收能力,实现脱贫致富目标的效果较为明显,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在产业扶贫项目引导下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分配给特色农产品种植、特色畜禽养殖等农业生产活动,并降低外出从事非农务工活动的时间,实现民族地区贫困农户生计模式向特色农业生产转移。     

数字金融、市场参与和农户相对贫困

市场参与机会和能力的提升是缓解相对贫困的持久性内生动力,数字金融通过影响贫困群体心理从而缓解相对贫困的微观机制尚未得到有效验证.基于贫困心理和行为的理论,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18年的数据,采取反事实分析和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等多种方法验证数字金融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并进一步利用中介效应来检验市场参与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数字金融的使用缓解了农户的相对贫困,且数字金融缓解农户相对贫困具有长期、稳定的作用;第二,数字金融对收入相对较高、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农户家庭的相对贫困缓解效应更强;第三,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的市场参与行为,从而缓解了农户的相对贫困.因此,应通过促进农户市场参与发挥数字金融在缓解农户相对贫困中的有利作用,同时努力提升较低收入和较低教育水平农户的数字金融素养以弥合数字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