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贸区设立、经济集聚与城市创新

本文关注自贸区设立对所在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运用2003—2019年257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DID模型识别政策效果。研究发现：第一,自贸区设立显著促进所在城市创新能力提升,并且在运用工具变量法等一系列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第二,在影响机制方面,自贸区设立可通过经济集聚促进所在城市创新能力提升。第三,在空间溢出方面,自贸区设立对周围城市创新能力来说是一个帕累托改进,表现为自贸区显著促进周围城市人均低端专利授权量增加。第四,在异质性方面,自贸区设立对所在城市创新能力提升存在批次和区域异质性。本文研究结论对于自贸区建设、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贸易新业态与稳就业——来自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证据

本文使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与工商企业注册数据，以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设立涵盖的试点城市为依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考察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地区就业效应。研究发现，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设立对地区整体就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政策效应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增强。机制分析表明，设立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可以显著促进城市出口增长和企业创业活力，进而提高劳动力需求。拓展分析发现，当地数字经济与电信业务的发展会促进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稳就业效应的发挥；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就业效应在当地不同部门之间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     

中国自贸试验区建设吸引了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吗? ——来自21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考察

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中国深化改革与开放的一项政策实验,尝试通过制度创新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其政策效果究竟如何？研究基于2000—2019年21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广义合成控制法实证检验了我国自贸试验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自贸试验区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且随着时间推进,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正向促进作用愈发明显;控制其他政策因素的多期双重差分法的结果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论的可靠性。研究进一步发现：自贸试验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效果存在差异性。从时间趋势看,不同批次自贸试验区的政策导向不同,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力度不同;从区域层面看,自贸试验区建设中,东部地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强,中部地区的政策效应存在滞后性,西部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力度有下降趋势;从城市规模看,自贸试验区建设对一线城市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度更明显,级别越低的城市可塑性越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效果越显著。从不同发展梯度看,沿海自贸试验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程度高于内陆自贸试验区,而沿边自贸试验区并未发挥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作用。     

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能否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试点区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0—2020年27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多期DID模型，探讨了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大数据试验区设立能够显著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经过多项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作用机制表明，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可以通过提升市场交易效率和城市生产效率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效果会因城市所处地理位置、初始产业结构以及科教水平的不同而呈现异质性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营商环境和环境规制对大数据试验区设立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自由贸易试验区经济效应前沿研究述评

自贸试验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高地，是畅通双循环的战略枢纽，是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平台。自2013年自贸试验区设立，学界对自贸试验区的研究文献层见叠出，尤以其经济效应研究显学。在厘清自贸试验区战略内涵与功能定位的基础上，归纳述评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研究发现，中国自贸试验区经济效应前沿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增长效应、经济开放效应、结构升级效应三大方面。未来几年，自贸试验区经济效应研究应聚焦于四个方面：一是构建中国情境下的自贸试验区经济效应理论模型；二是探索要素和产品流通下自贸试验区经济效应的有效溢出路径；三是探究时间和空间维度下自贸试验区经济效应溢出的动态研究范式；四是拓展数字经济驱动自贸试验区经济效应溢出的机制与路径。     

自贸试验区视阈下城市群发展动力与机制研究

自贸试验区国家战略是推进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的着力点。自贸试验区的亮点在于它不仅是经济试验区,更是制度开放与创新的试验区。自贸试验区网络格局与城市群布局形成空间交汇,为城市群开放型经济发展带来新动力。在"制度创新+空间动力"的双重视角下,自贸试验区的设立通过增长极效应、推进效应、激发效应、变革效应为城市群中心城市注入新动力,通过辐射效应、溢出效应、示范效应、复制效应为外围城市提供新动力。动力机制符合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制度经济学等学理逻辑。我国应加强自贸试验区国家战略和城市群战略的协同发展,形成互促共进局面。     

网络基础设施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2011—2020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视为衡量网络基础设施的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DID模型评估网络基础设施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网络基础设施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2)网络基础设施通过创新水平、产业结构升级传导机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3)网络基础设施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效应存在异质性,这一促进作用对设立批次早、东部地区表现的更为明显;(4)网络基础设施不仅能促进本地经济高质量发展,还通过空间溢出效应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制度型开放对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的经验

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新时代中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举措，对于推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文章利用2007—2019年中国266个城市数据，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对于城市经济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有效提升了城市经济效率；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通过改善城市营商环境、促进区域内要素集聚，进而推动城市经济效率的提升，但其带来的市场竞争效应对于城市经济效率呈现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沿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政策效应更加明显，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效应更为明显，政府效率越高越有利于政策效应的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没有产生虹吸效应，并未对本省其他城市的经济效率与地区经济协调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这表明自由贸易试验区推动城市经济增长不是通过存量资源再配置产生的，而是具有显著的净增长效应。未来我国应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构建高质量市场体系；提高政府效率，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转化为高质量经济发展成果；重视产业高质量发展对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支撑作用；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成果的推广与扩散。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与区域协调发展：窗口辐射还是虹吸效应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是高水平开放的重大制度创新，更是推动我国区域协调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文章首先厘清了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在机理，然后以2015-2019年先后分四批次设立的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识别了其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净效应。研究发现，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能够显著提高设立城市与未设立城市之间的经济周期同步性，这表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能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因城市的地域分布、人力资本、金融发展和信息基础设施水平的不同而显著不同。机制检验表明，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主要通过制度创新的引领示范效应和资源再配置效应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文章还对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政策文本进行了量化分析，发现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政策工具都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政策工具。因此，持续扩大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政策的覆盖范围，形成多网络中心节点空间布局，探索差异化制度创新，合理优化政策工具的内部结构，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路径。     

强化集成联动 助力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溢出效应

强化自贸试验区的集成联动效应，对于江苏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融入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和示范意义。自贸试验区设立以来，江苏省全面开展自贸试验区与其他开放载体的联动创新工作，普遍建立了联动工作机制，有序探索了利益分享机制，持续深化了产业项目合作，制度创新成果实现了双向复制，初步形成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然而，这一过程中，自贸试验区集成联动还面临着产业联动效应有限、政策协同水平不足、平台互动功能不强、人才联动环境不优等内在张力。因此，有必要强化自贸区集成联动效应，推动项目共建、规则对接、平台提升和人才政策创新，促进产业优势全域协同，实现政策赋能全域覆盖，促进开放功能全域联动，助力人才环境全域优化，以更好发挥自贸试验区的溢出效应。     

以自贸试验区建设为契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2020京津冀协同发展参事研讨会综述

2020京津冀协同发展参事研讨会聚焦"加快改革创新,打造开放高地,推动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高质量发展"主题,围绕自贸试验区的功能、定位,从自贸试验区体制机制、产业布局发展、市场化建设等不同角度研讨自贸试验区如何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与会专家认为,推动自贸试验区快速发展,是我国双循环发展的新要求,应当积极通过制度创新,以自贸试验区建设为契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针对河北自贸试验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应大胆进行制度创新,充分利用北京自贸试验区优势和借鉴天津自贸试验区发展经验,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和生活性服务业等特色产业,探索与北京、天津自贸试验区错位发展的新路径。     

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借助中国2011年设立的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试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科技金融政策显著促进了试点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且通过PSM-DID方法、安慰剂等一系列检验后该结论依然稳健;随着试点政策的不断深化,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存在持续增强的动态演化规律;科技金融政策为东部地区和高等级城市带来的高质量发展效应显著强于中西部地区和一般等级城市;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提高区域创新水平和产业结构水平是科技金融政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两种有效路径。     

金融改革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了吗?——来自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设立的证据

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作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政策试验田,承担着促进地方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的使命。文章基于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设立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渐进性双重差分法,以地级市经济发展数据和非金融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地区金融改革试点对地方经济的宏观和微观影响。实证结果发现,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设立在宏观上促进了地方经济增长、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产业结构调整,在微观层面促进了非金融上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研究还发现,金融综合改革试点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长期效应,表明金融改革试点构建起了更优的金融分权体系和市场化金融体制来为经济长期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上述发现为中国实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和决策支持。     

数字化赋能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时代为经济转型发展带来了契机,把握数字经济新机遇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要求。本文通过测度2011—2020年全国279个地级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究数字化赋能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应。研究发现：环渤海、长三角以及东南沿海城市经济高质量水平一直领先且最为稳定。数字化赋能显著驱动了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且对共享发展和绿色发展的驱动作用更强,同时对信息基础设施水平更高、规模更大、发展质量更高的城市更易发挥促进作用。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化赋能主要使生产更邻近生产可能性曲线以及外扩生产可能性曲线,进而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基于2009—2019年中国25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三个批次试点政策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呈现递减趋势。机制检验显示,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技术创新具有正向中介作用,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负向中介作用。分城市区位来看,东部城市的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效应明显高于中西部城市。分城市规模、资源禀赋和环境规制来看,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仅存在于大城市、非资源城市和两控区城市。鉴于此,应根据城市特征实施适合自身发展的低碳政策,充分利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创新补偿效应,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疆申建内陆自贸试验区需要厘清的几个问题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推进,自贸试验区作为推动区域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各地的申建工作如火如荼.作为内陆沿边的欠发达省区,新疆要在激烈的自贸试验区申建竞争中脱颖而出,助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就必须厘清新疆设立自贸试验区的特殊意义和真正优势所在,明确新疆自贸试验区的战略定位以及在产业开放、金融创新、服务管理等重点方向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特点.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效应研究

2016年,福建、江西和贵州正式成为我国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为对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效进行研究,基于2006—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合成控制法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进行评估,并将合成控制法和双重差分法相结合对其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1）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设立后各试验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成效较为显著。（2）以合成控制—双重差分法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试验区政策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政策效应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因此,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成立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提升具有显著作用,这对当前和今后我国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较好的经验价值。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FTZ）：演变特征与深化趋势

建设高质量的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本文在分析全球典型自贸区代表模式和制度特征的基础上,系统性总结中国自贸试验区的总体深化特征与趋势,以及各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差异,明确中国在自贸试验区建设改革中应发挥的使命。通过分析发现,中国自贸试验区发展存在四大主要问题,包括全球复杂局势带来的新挑战、自贸试验区建设侧重偏差、制度创新的立法保障缺位、高水平开放支撑动力不足,后续针对性提出了更好发挥自贸试验区作为高水平开放基点的制度创新对策,期望借此契机完善全国自贸试验区内部联动机制,尽快消除国内外经贸规则差异,为我国加快高质量自贸试验区的建设、加速高水平开放的实现,提供有益的经验启示。     

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总体态势及未来重点发展方向

我国已相继部署建设了五批18个自贸试验区,形成了海陆沿边统筹、东西南北中兼顾、由点及面的雁阵型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同时,这些自贸试验区有不同的重点建设方向与特色,制度创新的核心优势日益凸显,新片区特殊经济功能区作用逐渐突出,且更加注重地区发展定位与政策设计相结合。未来应赋予自贸试验区片区管理机构相应的省级及市级经济管理权限,使其具备更大改革自主权;进一步加强对21世纪新议题的研究、对接和试验,并重点研究服务贸易、数字贸易、投资安全、金融开放等领域的开放措施及事中事后监管措施;进一步凸显制度红利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增强企业获得感;形成常态化的制度创新路径和机制。     

国家级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的经济效应：制度红利与传导机制

作为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制度探索，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承担着国家改革重任，对激发创新驱动活力和内生增长动力具有重要意义。以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设立为准自然试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全面创新改革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建设显著推动了地区经济增长，且随着时间推移促进效应不断增强，该结论在工具变量估计等多种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试验政策的经济效应主要通过创新驱动效应、结构优化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等传导机制实现，其中，结构优化效应较弱。进一步研究发现，制度红利在政府效率和要素市场配置水平较高的试验区表现更显著。因此，应深化新一轮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结合地区产业结构和创新资源禀赋扩大试验范围，推动形成政府与市场协同互促的创新激励体制，持续释放全面创新改革的制度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