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数字经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首先采用熵值法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指标,然后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面板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系统考察了人口老龄化和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人口老龄化会降低本地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同时通过空间溢出效应阻碍周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2)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还可以通过空间外溢效应提升周边区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3)分区域研究表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按西部、中部、东北、东部的顺序递减,人口老龄化的空间溢出效应在西部地区不显著;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按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顺序递减,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在西部地区也不显著。(4)调节效应检验表明,数字经济能够弱化人口老龄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利影响。     

数字金融能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吗?——基于2011～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11～2017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广义系统矩估计(SYS-GMM)方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数字金融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推动技术进步从而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但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及数字化程度对经济发展质量的驱动效应存在差异,就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力度而言,使用深度最强,覆盖广度次之,数字化程度最弱.并且,数字金融对中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驱动效应也存在差异,东、中部地区的正向影响显著,西部地区的正向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区域创新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均在数字金融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中介效应.文章的研究结论将为提升经济质量效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可靠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本文围绕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展开研究,首先从理论上分析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直接赋能机制,然后分析数字经济通过中介变量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间接传导机制;其次,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基于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直接赋能效应显著,还能够通过人力资本、产业升级、创新能力的传导效应间接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其中,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最强,依次为人力资本、产业升级;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经济发展实力相对较强的地区,数字经济的赋能效应更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不仅应重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还应该关注其间接赋能机制。     

数字经济壮大实体经济发展的机制识别和经验证据

在构建2011—2020年中国省级层面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基础上,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识别数字经济壮大实体经济发展的机制与效果。实证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显著促进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是其重要的中介传导机制。结构性检验表明,互联网发展有效提升了我国实体经济发展,但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却不显著;数字经济发展能够壮大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却对第一产业存在不显著的抑制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与东部地区相比,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地区的实体经济发展存在更大的促进效应;相较于财政依存度低地区,数字经济对财政依存度高的地区正向影响效应更大;2015年后,数字经济对实体经济具有更为显著的促进效应。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壮大实体经济发展的积极效应,需要加快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数字平台企业、增强数字技术科技创新、培育复合型高端人力资本。     

数字普惠金融、居民消费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为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文章主要从理论与实证等角度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及效果。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在中国的中、东、西部地区存在显著差异;居民消费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且农村地区明显强于城镇地区。为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应继续加大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在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建设;重点强化数据治理和风险监管,优化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环境;引导数字普惠金融绿色发展,促进中国居民绿色消费。     

金融集聚、数字鸿沟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2001—2020年面板数据为样本,经由中介效应模型研判金融集聚、数字鸿沟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间的内在关联。研究发现:金融集聚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影响,且对东部地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最大、东北与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影响效能较小;数字鸿沟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明显阻滞效应;数字鸿沟是金融集聚干预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介因素;粗放型与指令式经济发展路径无益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而推动内需消费扩张、推进经济对外开放、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均可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利好。     

数字金融与技术进步能否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立足于我国2011—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使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与中介效应模型,探索数字金融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于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存在“数字金融-技术进步-区域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即数字金融能够促进技术进步,从而实现区域经济的增长。因此,提高数字金融服务发展水平和科技进步水平均能显著提升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高技术产业创新、贸易开放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选取2010—2020年31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高技术产业创新、贸易开放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间的影响关系。研究发现：高技术产业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贸易开放度在高技术产业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其中进出口开放度存在显著负向部分中介效应,引进外资开放度存在显著正向部分中介效应;贸易开放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门槛效应,当高技术产业创新水平较高时,进出口开放度和引进外资开放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将达到最佳状态。据此,文章提出加强高技术产业创新顶层发展规划设计、制定国际贸易竞争力提升长效引导机制、逐步放开进出口与外资引进限制的政策建议,以期加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影响低碳贸易竞争力的中介效应研究

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对世界经济发展造成重大冲击,但国际贸易合作并未因此按下“暂停键”,绿色低碳和数字经济成为各国合作的新契合点。文章选取30个省份2011—2020年的相关数据,应用中介效应模型,基于绿色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视角,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低碳贸易竞争力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和绿色技术进步能显著促进中国低碳贸易竞争力的提升;绿色技术进步在数字经济对低碳贸易竞争力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东部、中部地区数字经济显著推动了低碳贸易竞争力水平的提升,且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因此,应大力支持并推进数字经济、数字贸易发展,融合数字技术,提升绿色技术水平,从直接和间接两个维度提升数字经济对低碳贸易竞争力的促进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创新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考察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创新已经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其内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够通过激励数字创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而且其使用深度对经济增长、数字创新的促进作用均是最大的，覆盖广度、数字化程度的影响较小；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数字创新的作用程度存在区域性差异，数字普惠金融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较强，对数字创新促进作用在东北地区较强；而数字创新在中部地区的中介作用较大，在西部地区则较小。因此，应当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多方推动数字创新战略实施，形成区域协调联动发展格局，促进经济不断增长。     

数字经济、全劳动生产率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政策的深入推进,数字技术的应用进入深化发展与共享发展的新阶段,数字经济对于区域经济的驱动作用不断增强,对于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8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测度2013—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系统GMM模型、中介效应方法等实证检验了我国数字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显著缩小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全劳动生产率下降,加快劳动生产要素由发达地区生产性部门向欠发达地区非生产性部门的转移,削弱了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主要促进了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协调发展,并且数字经济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效应存在政策阶段性和动态性。基于此,从促进生产要素流动、提高数字劳动者人力资本和强化数字经济政策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对中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多重影响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建设数字中国,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可见,加快数字化发展、夯实数字经济发展根基、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已成为中国实现可持续性复苏的重中之重。本文建立中介效应回归模型,探究数字经济通过人力资本对中国对外贸易竞争力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数字经济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竞争力不断提升;数字经济和人力资本对中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影响作用可通过促进创新产出和提升创新效率来实现;在东部地区,数字经济、人力资本以及数字经济与人力资本的交互项均能促进该地区对外贸易竞争力不断提升;在中部地区,人力资本与数字经济的交互项不能促进该地区对外贸易竞争力提升;在西部地区,数字经济不能促进该地区对外贸易竞争力提升。基于此,笔者提出,应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缩小数字鸿沟和城乡区域差异,全面提升创新效率,促进数字经济向更高水平发展,要引进和培育数字经济领域的人才,不断提升我国数字贸易竞争力和工业制成品国际竞争力等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绿色金融与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中介效应和空间效应的实证研究

选取2012—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中介效应和空间杜宾模型探究数字经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和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中国区域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绿色金融是数字经济提升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重要传导路径;三大区域数字经济均能显著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但作用强度呈现“中部—西部—东部”依次递减的规律;环境规制较强地区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较为明显。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实施差异化数字经济发展策略、营造良好数字金融环境和建立健全地方环境规制支撑体系等提升数字经济赋能作用的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数字赋能产业的中介效应

虽然数字经济发展驱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已经取得一定成效，然而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作用机制、影响路径仍有待深入研究。对国内31个省市2008-2019年数据进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不仅能够直接提升区域创新能力，而且能够通过加速数字赋能产业发展，间接驱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东部地区数字赋能产业的中介效应最显著，西部地区较弱。因此，可以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能力的积极影响。     

数字经济、要素市场化配置与区域创新能力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利用多重计量模型系统考察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我国的区域创新能力,且在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我国不同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于该地区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进一步分析发现,要素市场化配置效率在数字经济提升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的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因此,应加快建设均等化数字基础设施、建立区域差异化创新驱动战略、全面推动创新要素开放流通,以实现我国创新强国目标。     

金融科技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基于2012—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利用混合回归模型分析金融科技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驱动作用,在此基础上检验经济运行效率提升和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机制作用。实证结果表明：(1)金融科技推动经济协调发展的直接作用不显著,但存在较强的间接效应;(2)金融科技发展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推动作用存在区域差异,西部地区效应最大,金融科技发展能有效推动欠发达区域经济协调发展;(3)警惕金融科技发展带来的负效应,如导致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等问题。数字经济时代发展金融科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应利用金融科技驱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     

数字经济对中国绿色能源效率的影响——基于中介和门槛效应的分析

文章选取2011—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双固定面板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经济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绿色能源效率的影响存在先抑制后促进的正“U”型特征;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三种渠道促进绿色能源效率提升;门槛效应发现只有产业结构合理化存在门槛效应,当超越门槛值时对绿色能源效率的负向影响开始凸显。由于中国的中部和西部地区省份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化现象比较严重。因此建议要着重提升中、西部地区省份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发挥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的作用,进而提升全国绿色能源效率水平,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绿色动能。     

中国区域高校创新驱动力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高校创新驱动力是高校开展科研投入、知识创新、成果转化和创新协作等一系列科技创新活动以及与高校科研体制、政府创新政策在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系统动力。提升区域高校创新驱动力对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助于推进区域创新协调发展。为了客观全面地呈现出中国区域高校创新驱动力，充分发挥高校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采用2012—2021年中国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高校创新数据，编制区域高校创新驱动力指数，并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其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区域高校创新驱动力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中西部地区的高校创新驱动力指数显著低于东部地区；区域高校创新驱动力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高校科技创新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效应更显著；区域高校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协同驱动作用，但制度创新的驱动作用较弱。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助推共同富裕的机制与效应研究

利用2010—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及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在分别构建省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和涵盖富裕、共享维度的共同富裕指标基础上,分析了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解决增长和分配问题显著推进了共同富裕,在考虑内生性与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效果在胡焕庸线以东地区、中等共同富裕水平地区更为显著;且上述影响效应主要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与扩大公共服务投入的机制来实现。进一步拓展研究表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对临近地区共同富裕水平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还会促进低收入家庭向中等收入家庭流动,进而有利于“扩中提低”的实现。上述结论对新发展阶段我国以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数字经济何以助力高质量创业？

运用2010—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探索并验证了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创业的影响机制及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首先，数字经济可以有效驱动高质量创业，数字经济扩展了创业信息的渠道，提高了创业者信息获取的速度，为高质量创业提供有力支撑；其次，数字经济可以通过促进绿色创新来助力高质量创业，但是在其驱动高质量创业的过程中，需要突破绿色创新的双重门槛；再次，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助力高质量创业，但是在其驱动高质量创业的过程中，存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三重门槛；最后，数字经济对周边区域高质量创业水平提升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会促进当地高质量创业的发展，而且会提高周围邻近地区的高质量创业水平。据此，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优化数字创业环境，构建绿色创新引领机制，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绿色格局下高质量创业的实现，探索区域高质量创业的多元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