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政府债务与金融发展

金融是现代国家能力的主要体现,而公债将国家财政和金融发展联系起来,推进了金融革命和经济转型.文章基于近代中国的政府债务与金融发展的资料,探讨了近代化过程中政府债务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现代金融体系转变与成长的演进路径以及近代中国金融发展的层次和阶段.研究表明:(1)金融体系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始于政府财政体制的变革,大体上经历了一个由新式银行和公共债务市场到私人融资和资本市场,再到完备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综合发展的演进路径;(2)近代中国的政府公债既推动了金融体系的成长,又决定了其发展水平;(3)虽然金融的现代化转变已经启动,新式银行体系也已初步形成,但金融市场仍然处于公共债务支配的时期,以股票和企业债券为主的资本市场的大发展仍然没有到来.当前,我国正处于政府债务和资本市场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时期,而推进银行体系和公共债务市场的改革,对于资本市场的长期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金融体系比较与演进:理论综述

根据直接融资(保持距离型融资)和间接融资(关系型融资)在一国金融体系中比重的大小,我们可以大致将世界各国的金融体系简单的分为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和金融中介(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金融中介与金融市场的关系应该采取动态的功能主义观点进行考察;两种金融体系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功能机制发挥上不存在明显差异;极端型的金融体系稳定性较差,混合型金融体系稳定性较好;民法法系国家容易形成中介主导型金融体系,普通法系国家容易形成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金融中介与市场的竞争、银行经营制度、经济国家转轨是影响金融体系演进的重要因素,金融体系的演进符合路径依赖理论,金融体系的设计应该采取整体的观点。     

构建多层次银行与信用担保体系的设想

目前,间接金融是我国金融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在长期内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金融形式。因此,构建多层次的银行与信用担保体系就成为健全我国金融体系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 1.构建大中小型银行共同发展,跨区与区内银行有机分工的多层次银行体系。(1)在稳步     

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化解银行不良资产

国有银行存在巨额不良资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国有商业银行经营不善、政府的不良决策等原因外,企业融资渠道单一是导致国有商业银行产生巨额不良资产的重要原因.居高不下的银行不良资产已经成为我国金融体系安全运行的一大隐患,严重制约了银行、企业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我们要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实施金融创新、拓宽企业融资渠道等途径,从根本上解决银行不良资产问题.     

发展中国家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经验分析

本文着重对发展中国家国有银行的产权改革经验进行研究，分析国有银行改革的理论动因，并探讨政府选择什么类型的国有银行进行改革。国外学者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国有银行较股份制银行效率低下，政府控制的银行体系暴露出来的问题可能对整个国家带来潜在的金融和财政风险。政府对国有银行实施改革后不能显著改变其经营绩效，只有政府完全放弃对国有资产，的控制权，银行改革的优势才能发挥出来；国外战略投资者的进入，能显著提升银行绩效。     

管制、竞争与民营银行的发展

金融深化的基础是管制与竞争的均衡。计划体制下,国家对金融业一直采取国有控股或国家垄断,因而产生民营银行压抑现象。市场化改革显化了金融制度与经济制度的摩擦,因而民营银行发展在金融深化中具有现实性,也是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从竞争的角度看,放松民营银行进入壁垒,有助于金融业适度竞争,同时也是国有银行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金融本身的脆弱性说明银行民营化过程也是管制重建的过程。     

产权多元化是分散金融体系风险的有效途径

本文在对我国既有的金融制度安排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垄断性的金融制度安排是我国金融体系风险无法控制和转移的根本原因。随着我国加入WTO后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金融体系(主要是国有银行)的市场化改革将不可避免,而市场化的改革必将推动金融制度规则的重新选择。在此认识上,本文提出了对我国银行体系实施分层次、多样化产权改革的设想,并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这一设想的可行性进行了论证。     

股份制银行的"工农中建化"--从国家和国有银行改革的角度出发

近一阶段，股份制银行“工农中建化”的推进符合国家的利益，是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加强国家对股份制银行的控制成为在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的背景下国家的必然选择，是国家试图兼顾提高效率(国有银行商业化)和加强金融控制能力双重改革目标的结果。股份制银行必将经历“分化——同化——分化”的发展历程，而目前正处在“分化——同化”阶段。     

路径依赖下的金融转轨与国有银行的"湖泊作用"

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如何进行金融转轨并推进国有银行的市场化进程,一直是金融界长期关注的热点和争论的焦点.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肖和麦金农(Shaw and Mckinnon 1973)便指出,政府控制下的金融体系不仅不利于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而且还会扭曲资源配置和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金融科技与金融结构变化：基于信贷视角的研究

本文利用5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金融科技对金融体系结构的作用机制和影响因素。研究表明，金融科技对金融体系的赋能可以促进不同融资模式下的融资者信用等级分层；金融科技通过赋能信贷模式，推动金融结构向市场主导型方向发展，但金融体系内部对金融科技的赋能有双向调节和对冲功能，可以抑制金融科技“新中介”与技术改进后的“再中介”银行体系之间的竞争与分化，促进金融体系协同发展；金融科技对金融体系赋能的着力点在强、弱政府组织力国家中有显著差异。为促进金融科技与金融体系深度融合，银行部门要推进金融科技在提升信贷审批精准度、降低不良贷款率方面的应用，加强金融科技对银行信贷的赋能。     

国有银行战略引资后的控股权研究——社会性负担对国有银行控股比例的影响及解决

国有银行战略引资后的国有股比重应该怎样选择呢?本文通过引入我国银行业的古诺竞争均衡模型,发现国有银行的社会性负担影响着国有银行的产出、成本、目标函数以及国有银行与其他类型银行的边际替代率,并通过国有银行的利润与社会总福利相关联,通过国有银行的总收益影响着政府政策目标函数,并集中体现为对国有银行中国有股份比重选择的影响.当国有股份的比重取0或1两个端点值都无法使得社会总福利和政府目标函数达到最大均衡值,最优的国有股份比重应来自于(0,1)的区间解.同时,模型还发现:随着国有银行中国有股份比重越大,国有银行经营决策受政府政策目标影响的程度也就越高,因而所承受的社会性负担也就越重.因此,为降低社会性负担对国有银行的负面影响并最终解决国有银行的控股权问题,我们只能通过提高国有银行的经营效率与效益.     

中央-地方-国有银行-公众博弈: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的基本逻辑

本文在回顾国有银行改革文献的基础上 ,通过多元博弈模型和分析 2 0 0 3年以来中国国有银行在中央—地方—公众—银行博弈中的现实表现 ,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第一 ,鉴于中国产业、地区差别的客观存在 ,政策性信贷需求不可能消亡 ,在缺乏其他转移支付机制的前提下 ,国有银行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第二 ,中国的国有银行具备五个基本性质 :一是四家银行分化为“政策性”和“商业性”两类 ,由此形成始终被忽视的初始条件 ;二是国有银行是政府和央行的政策传导渠道 ,行政干预成为必然 ;三是低效率是国有银行的天然属性 ;四是国有银行政策性损失与经营性损失具有不可辨别性 ;五是剥离不可能具备一次性特征 ;第三 ,在政策建议上 ,本文认为工农中建应采取不同的改革模式 ,为履行政策性和金融稳定职能 ,工农两行应合并为“中国国民银行” ,保留国有独资 ;而中建两行应单独改制 ,从国有独资到国有控股 ,最后实现市场化商业银行模式。基于以上结论 ,本文提出对改革成本、注资安排和存款保险机制设计等模式的重新思考。     

浅析农发行增量贷款风险的控制与防范

政策性银行作为当今金融体系的一部分，在贯彻政府意图、补充商业银行金融活动缺陷和不足等方面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其在经营活动中同样存在资产损失的问题。因此，正确认识政策性银行的风险并予以防范和化解。对维护我国金融体系稳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银行与AMC:扩张协作空间

<正> 国有银行不良资产问题一向被视为埋在国内金融体系里的定时炸弹。国家为此成立了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专门接收和处置银行不良资产。希望通过AMC与银行的相互协作,形成一个健全的国有银行运作机制,保全银行资产,化解金融风险。但在实际的不良资产处置中,由我国行政主导下产生的AMC与银行的相互协作不尽如人意,亟待加强。本文通过对银行与AMC在不良资产处置中的协作现状、各自优势以及协作必要性的分析,力求寻找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并据以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转换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产权性质质疑

有论者认为 ,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关键是推进产权制度改革 ,要求对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 ,并积极推进上市。本文指出四大国有银行是涉及国家安全的支柱型大型企业 ,其优势就在于“国家信用”,放弃国有性质只会使国有银行丧失竞争力。现阶段应坚持其国有性质 ,同时也不宜急于进行股份制改革及上市。     

我国建立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效应分析

1引言我国正处于转轨进程中 ,学术界认为中国渐进式的改革能得以维持依赖于稳定的金融体系支撑 ,金融领域改革的滞后使得金融体制基本维持了原有的制度特征。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强大控制在动员储蓄支持体制内产出和其它公共部门的改革的同时 ,也导致我国经济中存在较强的金融抑制问题。从世界转轨经济国家的经验来看 ,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风险是巨大的。1990年以来 ,许多转轨国家经历了源于银行体系脆弱的金融危机 ,危机国政府为此不得不采取改革措施 ,通过强化国内银行体系的稳定性来摆脱金融危机 ;而其他没有发生金融危机的转轨经济国家政…     

民营经济的金融困境与融资次序

民营经济的发展对中国的渐进改革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但近年来却面临着严重的金融困境。作为渐进改革的一种内生现象 ,民营经济的金融困境源于国有金融体制对国有企业的金融支持和国有企业对这种支持的刚性依赖。民营经济一时无法在国家控制的金融体制中寻求到金融支持 ,其要害在于 ,它与国有金融体制处于不同的信用联系之中。国有银行向国有经济提供信贷的纵向信用逻辑也就不能套用于民营经济。从理论上讲 ,依托于国有银行的纵向金融支持固然可以实现民营经济的短期增长 ,但却要以损害其长期增长机制尤其是资本结构为代价 ,并由此影响整个经济的民营化与市场化进程。本文认为 ,解除民营经济金融困境的根本出路既不在于改变国有银行的信贷行为与资金投向 ,也不在于由政府出面发育多少外生性的中小金融机构 ,更不在于给其提供进入股票市场的方便 ,而在于营造内生性金融制度成长的外部环境 ;只有内生性金融制度的存在和发展才不至于损害民营经济可贵的内源融资基础。     

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问题探析

在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中，间接金融居于主体地位，其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又占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在我国间接金融体系中处于支配位置。在这种条件下，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体制状况，不仅直接关系到商业银行本身的运营效率，而且在宏观层面决定了我国金融系统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改革与发展事关我国的金融安全与国际竞争力的高低。因此，打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的攻坚战是确保中国金融安全、促进经济持续发展、提高国际核心竞争力的根本大计。其中，形成健全的公司治理又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的核心内容，也是治本之所在。本文拟就我国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缺陷及对策作粗浅探讨。     

金融体系结构与金融危机

本文通过跨国实证分析,系统考察了金融体系结构和金融危机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决定因素.实证结果表明:(1)金融体系结构对金融危机的发生概率具有显著影响,"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国家比"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的国家更容易发生金融危机;(2)金融危机期间不同国家经济受冲击的程度也与金融体系结构密切相关,在那些具有"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结构的国家,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其GDP增长率受到的负面冲击将更大;(3)从金融体系结构的内部构成来看,金融危机的发生概率随着一国金融市场规模的增大而显著升高,同时随着一国银行业规模的增大而显著降低.上述事实倾向表明,在金融体系结构的两个主要构成部分中,银行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金融稳定器的角色,而金融市场则内含着某些诱发不稳定的因素.     

我国政策性金融体系基本定位的再思考

现阶段,对政策性金融认识模糊、政策性银行功能错位等问题阻碍了我国政策性金融体系的积极探索和健康发展。在坚定不移地推进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充分提升金融体系效率的同时,必须正确处理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关系,重新审视政策性金融在整个国家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将政策性金融体系作为我国社会资金融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合理填充补足财政直接支出和商业性融资之间的中间地带,追求政府财力依托机制的转换及实现效率提升的倍加效应,服务于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统筹发展和某些战略重点上的赶超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