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贸易开放的中介效应分析

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会影响企业对外投资的战略和决策,尤其是投资东道国经济政策的调整,已成为影响企业“走出去”投资战略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构建中介效应面板数据模型,检验投资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以及投资东道国贸易开放水平的中介效应。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均表明：投资东道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OFDI有直接抑制作用;贸易开放水平表现出显著中介效应,即投资东道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下降会通过提高贸易开放水平,进一步拉动OFDI增长;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出口贸易开放度对OFDI的间接影响略低于通过进口贸易开放度对OFDI的间接影响。基于以上结论,从宏观层面对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提出政策建议。     

事实汇率制度选择、企业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

企业“走出去”和汇率制度安排灵活化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的两大典型特征,本文从企业异质性视角讨论了双边事实汇率制度选择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理论层面上,本文将Gali and Monacelli(2005)的一般均衡框架拓展为两国模型,发现双边固定汇率制度降低了企业进入东道国开展OFDI活动的生产率阈值,提高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倾向。同时,尽管企业生产率的提升能够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但其促进力度明显不及双边事实固定汇率制度安排。实证层面上,本文采用了中国商务部公布的2000-2013年《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等微观企业数据,发现双边事实固定汇率制度能使企业进行OFDI概率平均提高0.8%~55.4%。考虑其他异质性因素及内生性问题后,本文主要结论依然稳健。     

北京市私营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现状与问题——经济全球化下北京市私营企业发展对策研究之二

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与优势分析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分析 一般而言,跨国公司从事对外直接投资(FDI)的动因包括寻求海外市场、出口导向、寻求资源、寻求技术和寻求效率。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以寻求市场型为主,包括寻求东道国市场和第三国市场(主要是东道国市场)。中国企业寻求资源型FDI单个项目规模大、数量少;寻求技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

从母国和东道国视角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机制，利用2007-2019年跨国面板数据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尽管存在消极影响，但由于企业规避投资风险和政府利好政策，国内（母国）经济不确定性上升促进中国OFDI；东道国经济不确定性上升主要通过失业、利率和OFDI风险途径抑制对该国的OFDI。（2）母国和东道国经济不确定性对我国OFDI影响效应因对外投资动机存在差异。     

投资便利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基于企业性质的异质性研究

本文以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数据为样本,考察了投资便利化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东道国投资便利化提升会显著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投资便利化得分提高0.01,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东道国投资规模增长约1.66%与1.11%,且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对投资环境变化敏感性更高;(2)投资便利化的促进效应仅在亚洲地区及后金融危机时代显著;(3)投资便利化提升利于优化中国对外投资主体结构,且当市场规模与经济联系高于门槛值时,投资便利化得分提高0.01,促进国有企业在东道国直接投资规模增加约0.37%与0.11%,促进民营企业直接投资增加约1.47%与0.40%。为此,文章提出了营造公平对外投资环境、完善对外合作机制与鼓励企业构建包容性文化的建议。     

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OFDI的影响

<正>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竞争愈加激烈，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严峻挑战。包括政府责任、规则质量、经济制度总评分和劳动力自由化在内的东道国制度环境成为了影响我国OFDI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以下简称OFDI)得到突破性发展。2002年，     

BIT的签署影响中国OFDI的区位选择

<正>中国偏好投资制度质量较差的东南亚国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且BIT的签署可以促进中国OFDI。BIT可以弥补东道国制度环境缺陷，为中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更好的制度保障。亚洲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主要地区，据商务部统计，2020年，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计数模型的实证检验

基于以下两个问题: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的动机是什么?东道国的自然资源因素是影响中国对非洲投资的关键因素吗?利用计数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动机及决定因素。结果显示,国有企业对非洲投资的直接动机是寻求市场,非国有企业在非洲投资的目的是寻求市场和寻求效率,因而非洲东道国的自然资源因素对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活动没有显著影响。同时还发现,中国企业倾向于在与中国有经济合作关系且宏观经济稳定的东道国进行投资,而不倾向于在制度环境较差的东道国进行投资;中国与东道国签署并实施的BIT没有对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活动产生影响。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驱动因素研究

本文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为研究着眼点,阐述中国对外直接 投资概况,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驱动因素并提出假说,利用2005-2015年中国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数据,建立面板回归模型,剖析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 的驱动因素。研究表明：从整体来说,中国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受到双边贸易合作、东道国市场 潜能、基础设施条件等因素共同影响,驳斥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以掠夺资源为导向的不实之 词;从分地区来看,中国对中亚、西亚直接投资更受到自然资源因素影响,对东南亚直接投资 注重双边贸易合作与东道国市场潜能,对南亚、独联体、中东欧直接投资则是综合考虑双边贸 易合作、东道国市场潜能、基础设施条件以及劳动力禀赋等因素。     

多维距离对中国在“一带一路”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引力模型与面板门槛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7—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6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从多维距离(制度、经济和地理距离)考察距离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首先运用扩展的投资引力模型和固定效应方法,对东道国与我国在制度、经济与地理上的差距如何影响中国OFDI进行了定量研究,然后运用Hansen门槛回归模型考察了制度距离影响中国在"一带一路"直接投资过程中的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制度距离对我国OFDI具有负面影响,即我国OFDI具有制度相似性特征;相较于发达国家,制度距离对发展中国家OFDI的影响更为明显,且呈倒"U"型结构。经济距离对我国OFDI存在国别差异但门槛效应不明显,经济距离与发达国家OFDI正相关,而与发展中国家OFDI负相关。地理距离对我国OFDI存在显著的阻碍作用;我国对地理距离较远的国家进行投资,存在明显的市场寻求型投资动机。最后对制度、经济与地理三维距离影响OFDI的总效应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地理距离对OFDI的负面作用最大,占据主要影响因素,经济距离的影响程度居于其次,而制度距离的负面影响相对最小。     

对外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我国自主创新的研究动态及展望

近几年来中国对外投资表现十分惹眼,联想收购IBM、吉利收购沃尔沃、双汇收购史密斯菲尔德,中国企业对外逆向投资的目的是寻求发达国家的创造性资产,以期建立全球竞争的资源和能力基础,最终走向世界。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主要指的是对外投资的流出是以获取东道国更为先进的智力要素、技术、信息等资源为目标,高素质技术人才,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的完善都将会增强母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而中国企业海外逆向投资面临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迫在眉睫。     

国家经济安全视角下的我国对外投资战略选择

近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从中国企业对外经济投资探索与实践来看,投资于东道国的政治避险与应对东道国经济市场的变幻与透视,已成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者应该掌握的一门重要学习课程,在新时期的2012年,对外投资应该对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和经济市场的变幻有个重新的认识。     

人民币汇率水平对中国OFDI:是促进还是抑制

2001年12月11日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企业逐步实施"走出去"的发展之路。人民币汇率在两次汇改级机制后逐渐市场化,特别是在2013年"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下,我国OFDI显示出加速的发展势头,其汇率水平的变动对我国OFDI的发展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分析模型,分析了人民币汇率水平对中国OFDI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随着人民币汇率水平的提升,可以促进中国OFDI发展,也即中国境内企业受汇率水平的影响直接作用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上。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的稳健性动因分析——基于EBA模型实证研究

利用2003—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3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以东道国投资动因视角分析了影响我国对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诸多社会经济因素,并运用极值边界分析(EBA)模型探究具有稳健性特征的条件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寻求与资源寻求动因是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具有"稳健性"的主要动因,而效率寻求动因假设未得到验证,并据此提出加强政府引导、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充分利用各国禀赋优势等政策建议。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外商在华投资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

通过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中国利用外资、境外直接投资运行的年度来进行实证检验,解释人民币汇率与中国利用外资、境外直接投资运行的年度数据来进行实证检验,解释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以及境外直接投资规模的长短期影响,以及论述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际直接投资结构的影响,目的在于验证：在规模层面,东道国汇率升值会抑制资源导向型FDI流入,刺激市场导向型FDI流入。而东道国汇率波动幅度均会导致资源导向型FDI或者市场导向型FDI规模减小。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

本文基于2003-2020年中国对外投资面板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全球碳排放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显著降低东道国碳排放量,存在“污染光环”效应,即中国投资是环境友好型投资。中国投资对“一带一路”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碳排放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更能降低东道国碳排放效应,比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降低东道国碳排放量0.008个百分点。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通过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来抑制东道国碳排放量,而规模效应未产生显著影响,在稳健性检验下该结论仍然成立。建议宏观上持续深化国际经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积极宣传和推广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绿色效应,微观上进一步规范和引导中国企业境外投资。     

中国能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23个国家在经济、制度和政策三方面选取了11个变量,通过对截面数据的逐步回归,筛选出了中国能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而提出合理的区位选择路径.结论为:中国能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受东道国GDP、外资政策、与中国的贸易联系、与中国的地理距离等因素的显著影响.中国能源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时,应首先考虑与我国贸易联系紧密的东道国;其次,选择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减轻企业获取能源开采经营权的阻力;最后加强与东道国沟通,争取有利的优惠政策.     

中国商业银行借力OFDI在东南亚地区推进国际化进程的策略选取

在全球宏观经济的大背景下,中国金融体系的OFDI(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规模将得到增长。国际化是现代商业银行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已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是银行国际化经营、银行海外扩张和银行业海外发展的重要一环。当前国内多家有实力的商业银行均把OFDI作为国际化发展的重点业务,希望借力OFDI早日建成国际化金融机构。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自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我国在沿线国家的投资不断加大,基于经济增长模型,本文建立模型模拟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对东道国GDP的影响,采用2004-2020年59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非平衡面板数以检验OFDI对东道国GDP的影响程度,得出：中国OFDI规模每增长增加1%,东道国的经济规模就会增长约0.012%;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明显等结论,并针对结论提出针对性的发展建议。     

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会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吗?——基于投资动机视角

本文采用2007—2018年我国与134个东道国的OFDI跨国面板数据,研究了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1)总体上中美贸易摩擦加剧显著抑制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市场规模和科技水平对其正向调节作用显著,而劳动力成本和自然资源禀赋则对其影响不显著。(2)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具有投资动机异质性。(3)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对我国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抑制作用显著弱于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因此,我国应积极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创造有利条件以降低其投资的不确定性,促进我国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