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成本加成——来自中国多产品企业的微观证据

提升外贸企业出口定价能力是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为例,探究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带来的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RTPU)下降对中国多产品企业出口产品成本加成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RTPU下降会显著提升中国企业出口产品的成本加成率;在多产品企业内部,RTPU下降对企业核心出口产品的成本加成率的提升效应更大。作用机制体现在,RTPU下降存在不完全的成本传递效应以及产品整体质量提升效应,进而提升产品的成本加成率;RTPU下降后,企业通过缩减产品组合,生产高质量核心产品的方式优化内部资源配置,着力提升其核心产品成本加成率。此外,本文还发现RTPU下降仅对采取成本竞争策略的企业、通过一般贸易出口的产品的成本加成率具有提升效应。本文的结论为中国深化区域合作,提升外贸企业出口定价能力提供了新的依据。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是否有助于促进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机理分析与效应检验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分析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对技术密集型行业提升效果最大。机制检验表明新型基础设施对国内中间品投入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替代效应”,对出口企业成本的降低具有显著的“成本效应”,并且随着这两种效应的推进,其对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作用增强。异质性检验表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经济发达地区、加工贸易以及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促进效果更好,其中就贸易发展方式而言,有助于推动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向高附加值的一般贸易转变。本文基于微观企业视角,考察了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与制造业企业对接发展的作用结果,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发展及推动中国制造业实现出口升级的路径探索提供理论和经验参考。     

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技术溢出、数字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等企业外部环境影响，本文提出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作用的理论假说；运用数字产品进口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标测度方法以及2000～2013年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数字产品进口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2）区分产品类别后发现，数字资本品和ICT产品进口对提升企业生产率的作用更加明显；区分企业类型后发现，外资企业进口数字产品比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作用更大；区分贸易方式后发现，采用加工贸易方式的企业促进作用优于混合贸易和一般贸易；区分行业后发现，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大于劳动密集型行业。（3）数字产品进口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市场竞争对其有调节效果，而当地数字经济水平调节效果不显著。据此，本文认为应强调差异化策略，细化数字产品进口品类的优惠措施，有针对性地引导和鼓励企业开展数字贸易，根据行业类别、企业性质选择进口不同类型的数字产品，发挥数字产品进口技术溢出的最大效用。     

全球价值链嵌入波动与出口加成率提升

本文探究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成本加成率的现实影响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整体上，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加深对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率提升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经过分样本检验发现，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加深对内资企业成本加成率的负向影响较外资企业更大；对一般贸易企业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来料加工企业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对高技术企业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中低技术企业有显著负向影响。本文还发现生产率、劳动要素价格、中间品要素价格是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率的重要中介要素。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出口加成率的现实应客观认知，尤其在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俄乌冲突等事件影响下，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深度存在极大波动风险，宜实施“稳中求进”策略。     

互联网会提高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吗——基于倍差匹配的经验研究

本文基于2004-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采用倍差匹配的估计方法 (PSM-DID),实证检验了互联网对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整体而言,互联网显著促进了我国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而且这种效应在企业使用互联网之初最为显著。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发现,互联网仅对中小型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大型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仅对中、高开放地区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低开放地区企业没有显著影响。本文丰富了互联网对贸易影响的研究,为互联网的进口技术复杂度促进效应提供了微观层面的证据,同时也为"互联网+贸易"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数字经济赋能企业出口韧性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识别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出口韧性的因果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出口韧性,这一结论在使用工具变量、改变关键变量衡量指标、改变回归样本、排除其他竞争性解释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成本节约效应和国内价值链延伸效应是数字经济提升企业出口韧性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东部地区企业、一般贸易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出口韧性的提升作用更加显著,数字经济对企业出口韧性的提升带来的是“数字红利”而非“数字鸿沟”。     

产品创新提升了出口企业加成率吗

文章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海关匹配数据,以加成率为视角对中国出口企业产品创新行为与盈利能力关系进行考察。研究发现:出口企业产品创新行为提升了加成率;东部地区出口企业产品创新的"加成率效应"最大,其次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并不显著;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出口企业均有显著的"加成率效应",但劳动密集型企业并无该效应;民营和外资出口企业的产品创新均显著提升加成率水平,但国有企业并不明显;通过扩展的M-O模型,文章进一步揭示了出口企业产品创新对加成率影响的内在机理,理论结果表明产品创新带来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是该效应成立的关键,经验结果证实了理论命题。     

进口竞争与多产品企业出口二元边际

运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匹配面板数据,本文研究了进口竞争与多产品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关系。研究发现:(1)进口竞争显著提高了多产品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且对集约边际的促进作用更强;(2)区分贸易类型的研究发现,相比于一般贸易,进口竞争对加工贸易的边际促进效应更加显著;(3)分行业回归的结果表明,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进口竞争对出口边际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使用系统GMM模型控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发现进口竞争对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促进作用依然稳健。     

数字经济、资源再配置与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现有文献大都只关注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正效应，鲜有文献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负效应。文章使用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作为上述两种对立效应的综合反映，利用企业层面数据研究数字经济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背后的逻辑机理，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且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机制检验发现“成本加成效应”和“相对价格效应”是数字经济影响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两个渠道，定量计算两者在总效应所占比重，发现“相对价格效应”居于主导地位。2008年金融危机强化了数字经济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促进作用。城市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动态分解结果显示，城市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的77.97%归因于资源再配置效应，且是数字经济促进城市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的重要渠道。     

进口贸易、生产率与企业创新

本文借助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企业专利数据库与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构建了企业产品层面和行业层面的进口价值替代变量,并从生产率的角度,对进口促进我国企业创新的异质性影响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进口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取决于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企业的生产率越高,进口对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明显,且这种促进作用只在生产率超过中位数水平的企业中显现。同时,机制检验发现,高生产率企业在吸收进口技术溢出和应对进口竞争时更具有比较优势。异质性分析发现,来自不同研发投入国的进口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无显著差异,知识产权保护则放大了进口对高生产率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和对低生产率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即使是生产率最低的一般贸易企业,进口也对创新起到了激励作用,而加工贸易企业的创新活动不能从进口中获益。     

贸易便利化、中间品进口与企业出口增加值

本文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相匹配,采用双受限Tobit模型检验了贸易便利化如何通过中间品进口提升企业出口增加值。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增加值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机制主要是通过中间品进口种类增加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中间品进口成本下降产生的成本节约效应、上游中间品进口产生的竞争效应等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出口增加值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表现为非国有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受到的影响更大。本文认为,应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积极推进贸易便利化,扩大进口中间品种类,降低进口中间品价格,抑制上游中间品企业垄断,从而提高企业出口增加值,实现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对外反倾销与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

本文基于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全球反倾销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在准确测度企业成本加成的基础上,运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倍差法,首次研究了中国对外发起反倾销对制造业企业成本加成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反倾销保护显著提高了企业成本加成。这一结论在改变指标测算方法、替换样本和引入动态模型后保持高度稳健。反倾销保护对企业成本加成的促进作用随着出口强度的上升而减弱;反倾销措施的实施没有通过成本渠道影响成本加成,反竞争效应是成本加成上升的主要原因。     

小微企业进口对企业创新的异质性影响

本文立足于小微企业贸易机会不断增加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推进等中国情景,采用CMES数据从小微企业层面考察进口对中国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小微企业进口对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主要被小型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获取。小微企业进口的创新效应主要体现为中间品进口对企业自主研发的促进作用,对技术引进的影响则不显著;中间品进口有助于企业形成新产品或新技术产出,而最终品进口有助于企业形成产品和技术外的其他方面创新。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和联立方程组方法进行的传导机制检验表明,小微企业进口通过创新意识的提升与创新资源的改善正向影响企业创新。     

中国对外投资企业具有更高的成本加成率吗——来自制造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已有研究大多基于企业生产率的角度对企业对外投资的市场"自选择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忽视了企业的产品定价优势在对外投资决策中的重要性。为此,本文基于企业成本加成率的视角,将企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定价能力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指标中,综合考察了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的市场"自选择效应",并进一步考察了其背后的生产率优势和产品定价优势。研究发现,相对于非对外投资企业而言,对外投资企业具有更高的成本加成率,且企业的成本加成率越高相应的对外投资规模也越大。进一步研究发现,除生产率优势外,产品定价优势同样是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     

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与制造企业成本加成——贸易上游度视角的实证研究

探索中国出口企业成本加成的高低问题需要对企业参与全球分工的细节展开分析。本文基于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海关数据和细分部门的投入产出表,借鉴行业上游度的方法测算了制造企业的出口、进口和净出口上游度,刻画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位置。本文进一步测算了出口企业的成本加成,实证检验贸易上游度与成本加成的关系。计算发现,2000年以来,我国一般贸易进口上游度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回归分析发现,出口上游度越高,成本加成越高;净出口上游度越高,成本加成越低;进口上游度与成本加成关系不明确。异质性检验发现,上述影响在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净出口上游度高导致企业成本加成较低的原因在于:更多国内生产环节的企业是通过增加国内中间品采购,而非通过研发和固定资产投资向上游延伸产业链。     

产品质量与中国出口企业加成率——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本文基于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实证检验了产品质量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提高企业产品质量对我国出口企业加成率的提升具有重要影响;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的重点在于沿海地区的非国有企业,尤其是非垄断行业内的大量私营企业;在位企业产品质量的提高显著提升企业加成率,而新进企业和高出口倾向企业产品质量的提高则显著降低了企业加成率;产品质量通过产品价格和边际成本影响出口企业加成率。本文的结论对于理解在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如何有效提升企业产品质量找到另一条识别路径——通过提高出口企业加成率惠及一个国家。     

融资约束、产品排序与多产品出口企业产品加成率

本文基于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测度了中国多产品出口企业的产品加成率,探究了融资约束对多产品出口企业产品加成率及其差异化调整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降低了多产品出口企业的产品加成率,并且对核心产品加成率的抑制效应显著大于非核心产品;考虑内生性问题、改变关键变量度量、剔除加成率极端值和改变产品范围等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表明,融资约束通过生产率和质量升级抑制效应降低了企业产品加成率;但由于中国多产品出口企业采取质量竞争的核心产品策略,且融资约束抑制核心产品质量升级的强度大于非核心产品,引致融资约束对核心和非核心产品加成率的差异化影响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对进一步改善企业融资环境以及多产品出口企业面临不同融资环境时如何进行内部资源配置,提供了经验依据和政策启示。     

中国对美关税制裁与进口贸易边际

基于2015—2020年CEPII-BACI数据库与国家财政部发布的《对美中止关税减让义务商品清单》《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清单》,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中国对美关税制裁对进口贸易边际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对美关税制裁显著提高了进口广度和进口价格,该结论在考虑了动态效应、安慰剂检验以及剔除征税目录未涉及的HS4位数产品后依然稳健。异质性检验表明,中国对美关税制裁显著提升了农产品与非农产品的进口广度,提高了非农产品进口价格;同时提升（提高）了中间品与非中间品的进口广度和进口价格,对非中间品的贸易破坏更为严重。最后,对于中美双边贸易,中国对美关税制裁具有贸易破坏和贸易转移效应,但不会显著影响该部分的商品价格。     

服务业对外开放、人民币实际汇率和出口企业加成率

本文通过将服务要素和汇率波动引入拓展的MO理论模型,并使用2001—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匹配的样本研究了服务业对外开放对出口企业加成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服务业对外开放显著提升了出口企业加成率,但人民币升值减弱了服务业开放的正面影响,该结论在经过工具变量法、替换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服务业对外开放对技术密集型企业、非垄断企业、加工和非加工贸易企业加成率的提升作用明显,但随着人民币升值该促进作用逐渐减弱;服务业对外开放通过提升产品质量促进出口企业加成率,人民币升值通过价格效应抑制出口企业加成率;服务业对外开放和人民币升值均显著降低了加成率离散程度,优化了资源配置;服务业对外开放通过资源再配置效应提升了行业加成率。     

政府补贴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事实与影响机制

基于2000—2007年中国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测算出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进而深入考察了政府补贴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政府补贴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高,对不同类型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正向影响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进一步基于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政府补贴通过"中间品配置效应"提升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但又通过"成本加成效应"抑制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高。由于"中间品配置效应"要大于"成本加成效应",因而政府补贴会促进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