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控制的福利标准——类型化之研究及我国的选择

“减损竞争”和“促进效率”这两大因素的权衡是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控制的核心内容。在这一权衡过程中，各国竞争执法和司法机构不得不面临集中控制的福利标准问题，即竞争和效率的好处在主体层面的归属问题。由此形成了三大福利标准，分别为消费者剩余标准、总剩余标准和平衡权重标准。三大福利标准在经济学理论和法律实践中的待遇各不相同，表现出了一种动态的发展趋势。在我国反垄断法多元立法目标的基础上，宜以“社会本位基础上的消费者福利导向标准”作为我国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控制的福利标准。     

被规制者对规制的滥用——对美国反垄断法偏离公益目标的历史考察

反垄断法是美国市场经济的基本法。一般认为反垄断法的制定与实施都以公益目标为导向,但私人企业往往通过对反垄断法的利用与滥用,实现有利于己的福利转移,使反垄断法严重偏离了公益方向,由阻却市场力量的利器异化为谋取私利最大化的工具。对美国企业利用与滥用反垄断规制的考察,能为我国正在进行的反垄断立法乃至未来的执法提供一些借鉴。     

中国反垄断法的成功与缺陷

在立法指导思想、立法目标、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经营者集中、行政垄断、反垄断委员会、反垄断执法机构及其职责和法律责任等方面,中国反垄断法有成功之处也有缺陷。反垄断法对于深化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具有重大的基础性意义,从立法层面上看是比较成功的。但从执法层面上看,反垄断法关于行政垄断的规定无法适用使其蜕变成侵权行为法的特别法,使反垄断法建立统一大市场、维护自由竞争的努力几乎化为乌有。而且几个执法机构不利于建立统一大市场和维护自由竞争。我国反垄断法大体上功过相抵。应当把交易费用学派确立为我国反垄断法立法和执法的指导思想。尽快制定反垄断法实施细则或者反垄断法指南,使垄断法更具有可操作性。     

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中的正当理由

我国反垄断法以不具备"正当理由"作为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限定条件。利用自己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行为是否具备"正当理由"成为判断此行为是合法利用还是违法滥用的重要标志。对"正当理由"地认定应该贯彻合理原则,符合反垄断法的目的,提高经济效率和消费者福利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反垄断法的主要目的,所以应以提高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共利益和促进社会公平与竞争为考查要素。被指控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可以用"正当理由"进行抗辩并负有举证义务,由反垄断执法机构或法院予以认定。     

现代反垄断法语境中的消费者保护

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维护消费者利益成为当下市场经济法律实施的重点。作为市场经济法律基石的现代反垄断法，消费者利益理应成为其保护的直接利益。通过对“3Q”案的考察，说明了消费者直接提起反垄断诉讼维权的可能，指出了现行消费者保护法所面临的挑战。挑战不仅源于具体规定的滞后，更源于传统倾斜保护模式的不足。建议从维护自由公平竞争秩序入手，推动反垄断法对消费者的直接保护，通过协同保护模式的建立，消解在传统倾斜保护模式下消费者保护的困境，建设合作型消费者保护机制。     

对当前反垄断问题的再认识

经济领域的严重垄断现象特别是行政垄断，阻碍了市场经济正常秩序的建立，使市场竞争机制作用的发挥受到极大限制，消费者的利益被严重侵犯，在反垄断的措施上，要高度重视《反垄断法》的作用，尽快制定并实施《反垄断法》，用法律手段消除垄断现象。     

《反垄断法》对我国银行业垄断的影响

我国银行业垄断具有垄断主体的复合性、垄断手段的行政性、垄断目的的多样性等特征,并因此妨碍了银行业的有效竞争,不利于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及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使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日益泛滥,更助长了贪污腐败的不良风气。《反垄断法》的出台对我国银行业是约束与保护并重,应该在宏观调控中实现反垄断政策与金融政策的有机配合,建立反垄断执法机构与银监会的管辖分工与协调机制,并对银行并购中的反垄断规制有所侧重。     

论我国反垄断法的地方实施

根据我国《反垄断法》的规定,对垄断行为的执法权由中央执法机构享有,地方相关执法机构只有获得授权后才享有一定的执法权。这种制度安排不利于对地方市场上垄断行为的制止。反垄断法治发达的国家有反垄断法地方实施的实践,而我国反垄断立法却忽略了这一内容。反垄断法地方实施具有巨大的社会价值,我们需要在反垄断法及相关配套法规中对其加以规定,进而全面规范市场竞争秩序,以实现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     

专门反垄断执法机构——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的选择

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科学设置及其职责的合理配置直接影响反垄断法的有效实施。本文借鉴国外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的经验,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探讨了我国设置专门的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必要性。主张打破传统的行政机构的设置模式,遵循法定科学、权威独立、专业高效原则,建立一个拥有行政权、准立法权、准司法权的反垄断执法机构。     

论反垄断民事诉讼与行政执法的衔接与协调

尽管各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有所不同,但是私人提起的反垄断民事诉讼与专门机构的反垄断行政执法相配合的二元机制是世界各国和地区反垄断法实施的普遍做法和明显趋势。我国《反垄断法》第五十条确立了我国反垄断法私人实施的基本依据,涉及反垄断民事诉讼与行政执法两种实施机制之间的衔接与协调问题。对未经反垄断行政执法程序认定的涉嫌垄断的行为提起反垄断民事诉讼,法院原则上应予受理。为避免执法资源的浪费,防止行政执法和司法对同样的案件做出不同的裁决,法院在一定的条件下应当中止民事诉讼程序。我国反垄断民事诉讼制度的有效实施在很大程序上有赖于在民事诉讼中法院与行政执法机构之间的协调与合作。     

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模式探析

我国的反垄断法酝酿近20载,至今仍未出台.其中的掣肘之一便是关于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选择何种反垄断执法机构模式亦是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国外反垄断执法机构设置模式及其共性特点,应当说对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结合实际情况,我国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具有权威性、独立性、专业性及高效性.     

论反垄断法与相邻法的关系——以私法自治为视角

反垄断法可以从私法自治的角度去理解,主要表现为企业和消费者的权利和自由。私法自治是反垄断法的一个运行机制,私法自治与反垄断法正相关。权利不得滥用原则是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内在机制。反垄断法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前提,反垄断法优先适用。私法自治是处理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法的关系的基础,反垄断法和知识产权法平行适用。反垄断法无需以保护消费者利益为目标,反垄断法表面上的消费者利益条款是合理标准的适用。     

我国的反垄断执法机构

本文运用历史分析、比较等方法,通过与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英国反垄断执法机构比较以及美国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并结合我国国情及现行的反垄断执法机构状况,希望从理论中和实践中找出一条适合我国反垄断法执法机构设置的"出路"。这条路应该是既合理、科学,又适合中国国情,与其他各国都不相同。     

反垄断法律责任制度的多维目标探讨

构建反垄断法律责任制度应回应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还应设置责任制度自身的目标,使得垄断行为的责任追究更能在宏大的框架内科学合理地行使,避免执法者的权力滥用,保障反垄断法实施的有效统一。反垄断法律责任制度设置的目标具有多维性和广泛性,具体应从制度目标、经济目标、社会目标、政治目标和文化目标等五个方面进行创设,确保反垄断法律责任制度实施的协调性和有效性。     

论我国反垄断宽恕制度的完善

宽恕制度是反垄断执法的有效工具,它在打击垄断协议以及提高执法效率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然而,作为粗线条立法的产物,《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对宽恕制度规定得过于原则,难以使其充分发挥作用。因此,确有必要结合本国今后反垄断执法的实际经验,逐步完善宽恕制度。     

我国银行业反垄断执法难题及其化解

我国银行业的市场化改革肩负着反垄断的神圣使命,《反垄断法》的出台为银行业反垄断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和可靠的法律保障。本文重点就银行业反垄断执法所面临的难题及其化解展开论证,同时提出了自己的具体建议。     

我国反垄断立法几个问题的探讨

反垄断法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调节社会经济的基本法律之一,是经济法体系一个重要的基本构成。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垄断问题日益突出。本文探讨了我国反垄断立法的必要性、立法体制、适用除外与规制及反垄断法的执法机构。     

中国反垄断的体制障碍与法律衔接

反垄断执法面临的最大体制障碍在于行政垄断，而后者难以消除的主要原因在于政企不分、利益驱动和监管失效的存在。从经济规制的角度，文章认为：立法方面相互衔接、执法方面扩大职权是《反垄断法》能够有效实施、打破行政垄断的必要条件。     

FRAND原则与标准必要专利反垄断规制的关系探析

现今,标准必要专利越来越多,而FRAND原则在标准必要专利中也显得越来越重要。在早期对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的法律规制中,主要是将FRAND原则作为一项自愿的商业原则,并没有赋予FRAND原则反垄断法意义上的地位。但是在反垄断执法中,FRAND原则确实可作为某些垄断行为的认定依据甚至违背FRAND原则会直接违背反垄断法。因此,近几年的反垄断立法开始逐渐重视FRAND原则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赋予其反垄断法意义上的地位,但这些法律规定中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因此,本文在探讨FRAND原则在反垄断规制中的作用后,结合现行法律规定的不足之处,探讨相应的完善方式,力图为我国日后的执法及司法工作提供理论参考。     

由微软垄断案看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的关系

本文首先介绍"微软垄断案"的基本情况,旨在提出知识产权存在着垄断与反垄断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探求知识产权与反垄断法在促进竞争、鼓励创新和保护消费者利益方面存在协调一致的关系;若权利主体不正当地行使知识产权且产生反竞争的效果,二者就存在冲突和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