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产权制度、要素市场与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并不仅仅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产业转型升级和技术进步,这些只是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及转换增长动力的结果。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是从要素的行政化配置转向要素的市场化配置。高质量发展必须从完善要素市场入手,通过要素市场化配置解决要素错配与扭曲和创新不足问题、降低基础性成本。现代产权制度是建立要素市场的前提,高质量发展必须把资源的最优配置与经济社会的激励结构结合起来,而激励结构是由制度及产权决定的。产权保护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因素,也是长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     

浙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取向与途径

浙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度低,劳动力素质低,资本、资源与能源使用效率低.因而浙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取向,就是要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的要素积累型增长为主转向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进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途径应当是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制度创新为技术创新提供保障,推动技术进步、劳动力素质提高、资本使用效率提高与土地等自然资源能源使用效率提高.     

发力供给侧 塑造新动能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从高速转为中高速,必须要有一种创新思路来塑造新的动力源,来增强我国在国际上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后劲,以对冲经济下行压力,缓解来自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巨大压力,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这样一种凤凰涅槃、提质增效的创新思路,它的发力方向是:清除制度性障碍,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加有效供给;释放改革红利,提高潜在增长率。"十三五"开局之年,要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主攻方向,在去产能、     

现行经济增长方式对人力资源管理的若干影响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指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粗放型增长方式是通过各种要素（人力要素、物质要素）的大量投入和消耗实现产出的增加和经济的增长,在这种方式下,要素的利用效率较低,因而只有在一个国家和地区生产要素充裕的前提下,才能保证经济的长期增长。深化改革,创新体制和发展机制,将是调整我国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动力,而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创新成为管理创新的主题。     

广东经济增长中要素贡献的实证分析

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的经济和社会现象,影响因素众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认为,—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向它的人民提供品种日益增加的经济商品的能力的长期上升,这个增长的能力,基于改进技术,以及它要求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把经济增长因素分为生产要素投入量和生产要素生产率两大类,认为经济增长是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投入和再配置的结果,并把众多的影响因素归纳为劳动、资本存量的规模、资源配置状况、规模经济、知识进展、其他影响单位投入产量的因素六大类。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芝加哥学派的舒尔茨、贝克尔等人认为应当把人力资本作为与物质资本同样的生产要素加以考虑,并且人力质量的改进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根本原因,经济增长大部分来自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制度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

新古典经济学视制度不变来讨论经济增长的源泉,与经济增长的实际不符,新增长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纳入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增长的关键要素,制度变迁,制度创新,能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欠发达地区的市场制度存在缺陷,通过市场改革,构建新的制度结构,改变资源配置方式,能够加快区域经济发展。     

新产业革命挑战:生物经济时代的来临

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由科技和经济双重推动的加速变革时期，IT后时代的逐步来临意味着一场新技术革命和新产业革命的悄然孕育。国际科技，经济的发展趋势以及现实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昭示了由生物产业革命引导的生物经济时代来临的重大意义。这一革命性变革对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彻底转变以及和谐社会的最终建立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并将为21世纪的强国发展之路奠定最为可靠的物质和技术基础。     

简论21世纪初我国的经济增长潜力

从客观条件来看,制度创新与制度建设的增长效益还将长期存在,知识经济时代我国具备运用科技力量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可能与动力,人口规模和地区经济不平衡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劣势变为优势成为经济发展持久动力,物质经济过剩时代有巨大经济价值的中国历史文化将为新世纪培育新的增长点,中国特色的制度体系、政治力量也将成为经济稳定发展的条件,后发国家的优势、全球华人圈的经济联合都将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创造条件.从经济运行趋势看,我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平稳增长的轨道.因此,21世纪初我国经济将继续保持稳定的高速增长.     

论股市与经济增长互动机理

增长是一种复杂的经济现象，新古典增长理论识别了在制度约束下经济体内要素作用的经济增长问题，考察了资本(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指出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是资本、劳动(人力资本)和技术。但经济增长要素贡献分析表明，在我国，资本贡献率约为60％，远超过劳动等其他要素的经济贡献，并已成为我国近20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源泉。     

市场革命与产业革命演变路径探析

现代经济革命的内涵与原因曾引起许多经济学家的关注，传统的主流经济学在制度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得出结论，是技术的革新带来了产业革命；而新制度学派则在技术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得出结论，是制度的变迁引起了产业革命的爆发。市场革命与产业革命是两个相互独立又相互支持的体系。英国的产业革命虽然表现为生产方式的变革，但它的爆发却首先取决于市场革命的成功。而产业革命带来的军事技术优势不仅使新经济体系能战胜旧的体系生存下来，而且使之成为全球各国争相模仿的对象。     

三次产业革命进程中知识要素作用的提升

工业化以来 ,知识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断提升。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 ,知识是生产力中的渗透性要素 ;第二次产业革命时期 ,知识作为独立要素加入生产过程 ;第三次产业革命时期 ,知识上升为生产力中的第一要素。知识要素作用的提升 ,还推动着与之相对应的生产要素理论的发展。     

简论21世纪初我国的经济增长潜力

从客观条件来看，制度创新与制度建设的增长效率还将长期存在，知识经济时代我国具备运用科技力量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可能与动力，人口规模和地区经济不平衡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劣势变为优势成为经济发展持久动力，物质过剩时代有巨大经济价值的中国历史文化将为新世纪培育新的增长点，中国特色的制度体系、政治力量也将成为经济稳定发展的条件，后国家的优势、全球华人圈的经济联合都将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创造条件。从政治运行趋势看，我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平衡增长的轨道。因此，21世纪初我国经济将继续保持稳定的高速增长。     

从历史和国际的视角看中国的经济增长

新增长经济学关于各种变量因素估计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在实际经历经济快速增长之前，早已对这种快速增长寄予厚望。中国不处在热带地区，不属于内陆国，自然资源也不富裕，但是，中国是一个教育水平非常高的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经历过一段短时期的快速增长，然而，这种增长只是长期战乱后的经济恢复而已。直到1978年以后。中国把改革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之后，持续的快速增长的时代才到来。经济开放带来经济增长的事实在跨国研究的发现中也得到了印证。但是，在中国，并非所有与GDP的高速增长相关的因素都很完美。比如，在法律规则的制度建设方面。中国还有大量工作要做。然而，1978年后，经济政策的改变促进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而较高的全要素增长率和GDP的增长又反过来加速了资本的形成。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一个道理：经济开放政策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从历史和国际的视角看中国的经济增长

新增长经济学关于各种变量因素估计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在实际经历经济快速增长之前,早已对这种快速增长寄予厚望.中国不处在热带地区,不属于内陆国,自然资源也不富裕,但是,中国是一个教育水平非常高的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经历过一段短时期的快速增长,然而,这种增长只是长期战乱后的经济恢复而已.直到1978年以后,中国把改革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之后,持续的快速增长的时代才到来.经济开放带来经济增长的事实在跨国研究的发现中也得到了印证.但是,在中国,并非所有与GDP的高速增长相关的因素都很完美.比如,在法律规则的制度建设方面,中国还有大量工作要做.然而,1978年后,经济政策的改变促进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而较高的全要素增长率和GDP的增长又反过来加速了资本的形成.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一个道理:经济开放政策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我国经济发展基本走势和主要矛盾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坚持运用政治经济学基本原则分析和判断当前我国经济形势可知,虽然经济发展困难客观存在,但有理由对我国经济充满期待和自信。首先,几十年来我国已经形成的物质基础,为国民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提供了坚实保证。其次,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发轫、产业结构的调整给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发展提供了巨大动力。再次,以经济体制为重点的全面改革不断深化,为国民经济保持中高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证。最后,科学决策和宏观调控为国民经济保持中高速发展提供了全局性保证。在肯定有利因素、把握基本态势的同时,也应正视我国经济面临的一些新问题、新矛盾。这些矛盾是结构性的而不是总量性的,是相对过剩矛盾而不是绝对过剩矛盾,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落后的生产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社会主要矛盾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的新的阶段性表现。解决矛盾,保持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长期上依靠科技创新、结构调整,短期与长期结合上依靠投资和改革开放。在这一过程中,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着力改善民生。     

适应新常态 加快优结构

正以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为主要特征的新常态,已悄然来到我们身边,正深刻改变中国经济的面貌。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是新常态的最基本特征。随着人口结构变化、要素成本上升,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将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主要依靠生产率提升和多元的创新;经济结构也将会发生新的变化,比如,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超过第二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高于工业平均增速。这就要求我们彻底摆脱"速度情结",保持"平常心",积极主动适应新常态。     

制度主导、要素贡献和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分类检验

本文依据我国市场化和产权制度改革特征,结合罗默(1999)和巴罗等(2000)的模型及演绎逻辑,将制度引入增长模型诠释要素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数理分析表明,制度越完善,经济增长就越表现为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的发展。制度越不完善,经济增长就越受限于制度的发展。利用对数线性模型,将产权制度以直接或与资本相结合形式进入模型,分类检验资本、技术进步、制度、贸易、金融和地域与经济增长的作用关系。OLS和GMM估计结果显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产权制度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解释更具效力,省际面板数据的稳健性检验也印证了上述结论。本文指出,制度不仅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而且还通过影响生产要素投入和配置效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即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作用包含制度贡献,产权制度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     

制度因素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中国整个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 ,各地区的经济增长的分化日益突出 ,其根本原因在于 :中国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制度转型进程、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的区际差异 ;也即 ,制度是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的主要因素之一。本文通过实证分析证明了这一论点 ,并针对当前的西部大开发提出一些建议。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区域经济差异日益突出。此项研究通过对地区经济差异的统计描述,并运用经济计量模型,在传统的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的基础上,增加了技术要素和制度要素两个变量来考察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得出了结论和启示。     

资本积累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动力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研究的永恒主题,各国经济增长是其资本积累,人力资源,技术进步与创新,制度变迁等要素不同比例组合的函数,技术进步和制度变迁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中国经济是一种粗放型增长方式,短期内技术进步还不能发挥主要作用,资本积累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事实上,无论是人力资源,技术进步还是制度变迁都离不开资本投入,资本积累转化为有效投资,就能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