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现金股利的信号传递效应实证

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对2009年至2014年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水平较上一年度变化引起的股价波动进行实证分析,证明我国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具有信号传递效应。同时,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变化导致的市场反应均显著为负,说明了我国投资者并不重视现金股利这一上市公司分红方式。     

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信号传递效应的实证分析

通过考察股利政策和累计超额收益率的关系 ,对我国股利政策的信号传递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 ,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分析了各个结论的原因所在 ,并得出一些有益的政策启示。     

会计信息披露及时性的信息含量分析——基于2002—2004年中国上市公司年报数据的实证研究

“及时性”是一项重要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一直以来是会计领域研究的重要范畴。本文依据中国深沪两市上市公司2002—2004年年报数据,以上市公司年报时滞作为及时性的替代变量,对中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及时性的信息含量问题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早披露年报公司的市场反应显著强于晚披露公司,从而得出了及时性具有信息含量的肯定结论。     

机构投资者与上市公司年报披露及时性的实证研究

我们运用Logit模型检验机构投资者持股量与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时间差异之间的关系时发现,机构投资者促进了上市公司年报的及时披露。但是,机构投资者在促进上市公司年报及时披露的程度与整个证券市场环境相关。在证券市场整体牛市时,机构投资者似乎对上市公司年报披露是否提前并不产生影响,但是当股票市场整体处于熊市时,机构投资者对会计信息的需求愿望比较强烈,机构投资者持股量与上市公司提前披露年报显著正相关。这说明了机构投资者只是会计信息的外部使用者之一,机构投资者促进了上市公司年报及时披露,机构投资者没有降低信息披露的质量。     

基于信号传递假说的上市公司股票送转财务效应研究

基于信号传递假说,选取在沪深两市上市的2003～2009年期间实施了送股、转增或股票送转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对上市公司股票送转财务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一方面,上市公司实施股票送转的确存在财务效应,盈利能力、发展能力、资产管理能力与偿债能力在公司实施股票送转后均显著增强,但是整体而言,股票送转的财务效应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一般为一个季度;另一方面,上市公司股票送转的财务效应强度与送转比成正比例关系,且财务效应的强度也随着公司的盈利能力与成长性的增长而增强。     

上市公司不同类型股东增持的信号传递效应

企业如何有效地传递信号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以2009年宣告股东增持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增持的市场反映及信息内涵两个方面分析上市公司股东增持的信号传递效应。     

上市公司不同类型股东增持的信号传递效应

企业如何有效地传递信号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以2009年宣告股东增持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增持的市场反映及信息内涵两个方面分析上市公司股东增持的信号传递效应。     

新准则实施会计质量实证研究——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盈余管理抑制、巨额亏损确认的及时性和价值相关性三个方面比较了财政部2006年2月15日颁布的新企业会计准则2006-2007年实施前后的会计质量。研究发现,新准则实施后,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质量在收益平滑限制、巨额亏损确认及时性、价值相关性方面有了显著提高,而特殊目的盈余管理在实施前后没有显著差别。新准则会计质量的提高主要体现在对巨额亏损的确认上和价值相关性的改善上。资产负债表的信息价值相关性得到了明显的提高。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以公允价值和资产负债表观为重要特征的新准则在实施一年后达到了目的。公允价值的系统引入确实有助于提供价值更相关的信息、更及时地确认损失。 经验证据还发现,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新准则实施前后,我国的盈余管理水平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巨额亏损确认的及时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实施新准则后,价格相关性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改善程度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好消息”和“坏消息”股票回报对盈余的解释力的改善程度则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时性的初探——以金融类上市机构为例

会计信息披露的及时性是上市公司信息质量的重要特征之一。其研究分为三个部分。首先,理论分析。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对投资者和证券市场都有较大影响。其次,实证分析。通过对我国金融类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时性的现状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年报披露时滞引起的反常收益差异显著。年报披露越及时,年报具有的信息含量越大,市场的反应也越大。及时性具有信息含量。最后,政策建议,针对信息披露的制度设计、渠道以及监管,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公司透明度的决定因素——基于代理理论和信号理论的经验研究

信息披露透明是资本市场的基石,本文探讨中国上市公司透明度的决定因素。根据我们的分析框架,公司透明度由内部激励因素和外部压力因素共同决定。借鉴信号传递理论和代理理论,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以深市上市公司2001-2008的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透明度的决定因素。结果发现,内部激励因素(信号传递激励与代理问题)和外部压力因素(市场监管力度)对透明度均有较强的解释力,实证结果与理论分析基本吻合。另外,我们还发现,内部激励因素较好地解释了公司透明度的变化,也是长期透明度的主要决定因素。     

中国上市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及时性实证研究

年度报告作为投资者决策的重要信息源之一,其及时性受到了监管部门和市场研究者的关注。本文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1993～2003年间公布的8294份年度报告披露时间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发现除盈利公司比亏损公司更及时地公布其年度报告外,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公司也较非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公司更及时地披露其年度报告,证实了中国股票市场存在“好消息早,坏消息晚”披露的基本规律。而且,随着时间推移,我国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及时性在逐步提高。     

薪酬委员会在高管薪酬激励有效性中的治理效应研究——基于2002-2010年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考察了薪酬委员会在高管薪酬考核与评价中对高管薪酬与会计业绩关系的调整。研究发现,当盈余波动性较大时,薪酬委员会会减弱高管薪酬与会计业绩之间的相关性。与应计利润相比,薪酬委员会会增强经营活动现金流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本文还发现了薪酬委员会降低薪酬粘性给公司薪酬激励造成的不利影响。我们的研究表明,薪酬委员会对高管薪酬与会计业绩之间关系的调整是积极、有效的,设立薪酬委员会的公司对高管薪酬的考核与评价也更加客观、合理。     

Signaling strategies in annual reports: Evidence from the disclosure of performance indicators

In voluntary annual report communication, empirical results of signaling theory are contrasting, mainly owing to problems in disclosure measurements. We focus on a specific piece of incremental information and study the signaling strategies in annual reports by analyzing the disclosure of performance indicators that provide incremental information. In this paper, we scrutinize the business review of a sample of 120 listed Italian companies for fiscal year 2010. After controlling for size, risk, and industry, our analysis confirms that the number of indicators published is positively related to firm profitability. Our results help clarify the signaling strategies in annual report communication. Operatively, our evidence can help regulators and standard setters to better discipline the communication of relevant and private information in annual reports, particularl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非执行董事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研究——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考察了非执行董事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监督作用,并分析比较了非执行董事当中控股股东董事和非控股股东董事对过度投资的监督作用。研究发现:非执行董事,包括控股股东董事和非控股股东董事都对过度投资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两职合一与两权分离两种情况下非执行董事,特别是控股股东董事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受到一定的限制,而非控股股东董事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不受限制。     

定向降准与企业融资约束 ——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将我国央行实施定向降准政策作为一次准自然实验,以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双重差分法对定向降准的实施效果以及可能的传导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从整体效果来看,定向降准政策实施后,所有样本企业的融资约束均有所缓解,且农业企业的改善程度比非农业企业更加显著。第二,从传导机制来看,定向降准政策可通过增加企业信贷可得性、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和改善银企信息壁垒等渠道,显著提高农业企业的信贷规模并降低其融资成本。上述研究结论表明,定向降准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引导金融机构将新增流动性优先投向农业企业等受支持对象,实现了预期政策目标。为进一步增强定向降准的政策效应,建议优化正向激励与负向约束相结合的考核机制,对已享受定向降准政策的金融机构进行定期考核,确保定向降准释放资金精确流向受支持行业和领域,同时采取配套措施助力企业减负降本、打破银企信息壁垒,提升涉农信贷市场的运作效率。     

债务重组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基于沪市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我国财政部在1998年、2001年和2006年先后颁布和修订了债务重组准则,不同准则下债务重组损益的确认与计量有所不同。在这三个阶段,上市公司是否利用债务重组进行盈余管理．盈余管理程度和动机是否有所不同？针对这些问题,文章选取1999年、2006年和2007—2011年沪市A股的债务重组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描述统计和多元回归方法研究不同债务重组准则下债务重组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表明：将债务重组损益计入营业外收支的公司其盈余管理程度要高于将债务重组损益计入资本公积的公司;ST公司通过债务重组收益来粉饰报表达到扭亏为盈的目的。     

Value relevance and timeliness of transitional goodwill-impairment losses: Evidence from Canada

Focusing on transitional goodwill-impairment losses (losses) recorded by Canadian firms following the adoption of revised standards on purchased goodwill, we investigate the value relevance and timeliness of mandatory changes in accounting principles accounted for using the retroactive method. We find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ported losses and share price. Such a finding is consistent with investors perceiving losses as being sufficiently reliable measurements of a reduction in the value of goodwill to incorporate them in their valuation assessments. We find also that investors put a higher valuation weight on losses reported by firms that are expected to record a loss. In addition, we show that investors perceive that there are reduced opportunities for managerial discretion when there is a more effective audit committee. Finally, our results show that returns lead losses, i.e., that losses represent a catch-up adjustment to reflect the cumulative effect of using the impairment approach for the first time. Overall, our evidence supports U.S. standard setters' decision, through SFAS 154, to favour enhanced comparability and consistency over the potential costs of frequent restatements. Our results also show that fair-value measurements can be relevant even when the financial statement elements of interest are inherently bound to measurement error and subject to significant managerial discretion. They support the notion that reliability is about faithful representation, not precision.     

公司并购期间的策略性媒体披露行为及市场效应 ——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5-2017年A股上市公司发起的并购事件为样本,基于纸质媒体和互联网媒体报道数据,研究上市公司在并购期间的策略性媒体披露行为及其市场效应。结果表明:在公司并购过程中,选择股票支付的公司相较于选择现金等其他支付方式的公司,其媒体关注度和正面报道比例在确定交易股价的基准期内比其他时期显著提高,公司存在着明显的媒体披露管理行为;不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媒体披露管理倾向存在着显著差异,高新技术公司的倾向更加突出;虽然媒体披露管理在短期内有利于提升公司股价,进而使得公司获得更大的并购收益,但是长期来看股价将出现反转并逐步回归到公司的基本价值。上述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在并购期间进行媒体披露管理虽然能够在短期内获得一定的并购收益,但这种行为可能产生负面影响,有损投资者利益和公司声誉,不利于公司的长期利益和长远发展。为此,有必要建立证券市场监管部门与新闻传媒主管部门的协调机制,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规则,加强对上市公司策略性媒体披露行为的监督管理,遏制上市公司披露虚假信息、利用媒体披露操纵股价等违法违规行为。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制有效性的实证研究——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薪酬管制的有效性一直是人们热议的话题,本文以2009年A股市场上市公司为样本,分别按照其性质(国有或非国有)以及所处行业的产业结构(竞争市场或寡占市场)进行分类,实证分析了中国国有企业薪酬管制的有效性。本文的研究表明,国企高管薪酬管制对企业绩效存在正向作用,而其效果几乎不受产业结构的影响,这跟我国国有企业受到政府的保护导致行政垄断有关。最后,本文针对我国国企薪酬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短期内维持薪酬管制,而将长期目标设定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完善激励制度,最大限度保证国有企业健康稳定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