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转折点”来临：我国劳动力市场调整的机遇

本文从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出发,推论“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后应该发生的社会经济现象,然后从非技术劳动者的工资变化、非正规就业规模变化等角度检验了这些推论。证据显示,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中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我们应该调整教育结构,增加培训投入,提高职工的知识技能,以应对产业升级的需要。     

“民工荒”我国经济到了并不能说明“刘易斯转折点”

本文从微观角度考察农民工的劳动供给行为,认为“民工荒”现象是农民工在一定工资预期下的理性行为,并不意味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由于生活、教育、医疗等基本保障的需要,农民工还没有能力在劳动供给上自由选择,只有当农村劳动力进一步转移后,“刘易斯转折点”才会真正到来,经济增长方式才会发生根本变化。     

"民工荒"并不能说明我国经济到了"刘易斯转折点"

本文从微观角度考察农民工的劳动供给行为,认为“民工荒”现象是农民工在一定工资预期下的理性行为,并不意味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由于生活、教育、医疗等基本保障的需要,农民工还没有能力在劳动供给上自由选择,只有当农村劳动力进一步转移后,“刘易斯转折点”才会真正到来,经济增长方式才会发生根本变化。     

从“刘易斯拐点”看中国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连续快速稳定增长。专家们对今年中国经济的预测,大致跟对全球经济的预测差不多：保持2007年的增长势头,但有所减缓,大致维持在10％左右。同时中国经济将在2008年面临着重大挑战,其中大家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所谓“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     

“刘易斯转折点悖论”与中国户籍—土地—财税制度联动改革

对刘易斯转折点问题的讨论,应该超越人口学意义上的劳动力供给考察,而更关注中国劳动力供给的制度潜力,特别是户籍制度改革可能带来的劳动力供给潜力。时至今日,户籍改革本质上是一个与城市化机制相伴的公共服务问题,涉及劳动力、土地、财税管理体制的相互联系。以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为核心的土地改革和配套财税体制改革,有助于推动户籍改革,对中国应对劳动力短缺具有重要意义:从短期看可缓解劳动力短缺,从中长期看将有助于中国提升劳动力技能,最终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国际竞争力提高。这样的改革也是可行的:以城中村改造模式创新进行的增量改革不仅有助于流动人口永久定居,还有助于地方财政、城市化乃至整个发展模式的转型。     

“刘易斯拐点”引发的革命性变革

2003年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一反常态,即由以往的劳动力供给明显大于劳动力需求向结构性劳动力供给短缺转变,并开始出现局部性的民工荒。伴随而来的是刘易斯拐点便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值得指出的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并不是一件坏事,既是挑战,又是契机,它将     

基于“刘易斯拐点”的“用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研究

通过相关统计数据分析,可以得到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已经达到或接近了刘易斯拐点,已出现用工荒和就业难的困境。通过运用劳动经济学相关知识和刘易斯拐点对用工荒这一大背景的研究,进而对于企业用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这两个矛盾出现的深层次原因进行探讨,并找出其内在规律和解决的措施。     

“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式对促进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启示

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对于提升我国综合实力有着重要的意义,限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客观存在,劳动力转移一直是困扰我国民族地区综合发展的一个难题。＂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式作为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均衡发展的重要理论模式,其对于分析我国民族地区劳动力转移问题有着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集群剩余模型及集群剩余的效应分析——基于“结构洞”理论的研究

根据“结构洞理论”和经济外部性效应分析,文章认为集群剩余是集群内的组织,包括企业、政府、中介等集群行为主体的网络化行为所产生影响,且这些组织不可能都因自身的投入而获得一个可预期的固定报酬,总会有个体或群体分享一个不确定的报酬;在集群剩余既定的情况下,影响企业分享不确定报酬的相关因素主要是网络位置、网络结构、网络中不同节点及网络中节点属性。同时本文从五个方面分析了集群剩余的效应,并指出以集群剩余作为研究产业集群的视角,目的在于进一步揭示集群网络关系,并为集群内治理的相关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了吗？——对“民工荒”的思考

长期以来,国内对“刘易斯拐点”理论存在着一些理解的偏差,必须正确理解才能更好地认识“民工荒”现象。“民工荒”现象本质上是制度缺失、权利缺失和中间劳动力领域结构性短缺综合作用的结果。我国目前仍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民工荒”并不能表明我国已进入“刘易斯拐点”,而工资上涨也只是对廉价劳动力的补偿。     

加快发展转型，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兼论“刘易斯拐点”伪证性

“刘易斯拐点理论”拘泥于上世纪战后50年代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作为一种抽象理论假设,不可能预测和解释以后几十年乃至更长远世界技术革命和经济供过于求的基本趋势,劳动力就业依然是当今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从生产力发展规律和市场供过于求基本特征分析,中国更现实的任务是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提高人口劳动素质,改善就业结构和形态,最大限度发挥人力资源潜在优势。     

我国劳动力资源配置结构与经济增长

本文通过对我国劳动力资源配置结构与经济增长的一般分析 ,说明我国劳动力资源三次产业结构配置现状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影响 ,并提出优化劳动力资源结构的几点建议。     

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相关性分析

本文在对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相关性,并通过二元经济结构强度的测量指标,从而寻求解决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对策。     

民工荒与中国“刘易斯拐点”的关系研究

文章通过对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和民工荒进行分析,并结合中国现状,认为现今的民工荒并非"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标志,而是低工资与制度短缺共同作用的结果。     

“刘易斯拐点在我国已经出现”证伪——“民工荒”假象分析

“民工荒”的出现推论“刘易斯拐点在我国已经出现”的命题是伪命题，“刘易斯拐点”的真正含意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是相悖的；“民工荒”与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并存是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一种矛盾现象，造成这一矛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民工荒”现象是一种市场经济现象，是劳动与资本权力博弈的结果，告诫我们要改变过分依赖“人口红利”的经济发展模式，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从“刘易斯拐点”看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变化趋势

本文从劳动力供给变化的角度,对我国未来经济潜在增长率进行了趋势分析,得出了我国经济增长将在十三五阶段放缓,在十三五末期下台阶的结论。同时,就我国如何能平稳渡过刘易斯拐点后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阶段提出了对策建议。     

中西部农村劳动力资源与“民工荒”问题研究

本项目以西部的四川省和中部的河南省这两个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和人口大省为例,通过实际调查,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资源现状、供给变化及未来趋势,指出农村劳动力资源已发生根本变化,长期以来农村劳动力资源的“无限供给”将发生逆车,“民工荒”将是我国未来面临的长期基本国情。农村最大的增收渠道(进城务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将会越来越有限,中国低成本、廉价品、低利润主导的出口战略和发展战略也将面临挑战,我们需要新的农村政策、城市化政策、产业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     

关于我国是否进入“刘易斯拐点”的判定

近几年,关于我国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一直是个备受争议的话题,现有文献所阐述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是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二是尚未到来或处于刘易斯转折区间内。而分歧的主要原因除了刘易斯模型本身存在的缺陷之外,各学者对于有关概念及评判标准也存在不同理解。本文将重释刘易斯拐点的含义,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对我国是否进入刘易斯拐点进行重新判定,以实现我国经济一体化的协调转型。     

社会保障与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

现行的社会保障政策是阻碍劳动力市场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经过培育和建设,劳动力市场的雏形巳基本形成,初步发挥出对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然而,总体上看,我国劳动力市场仍处于发育的初级形态,存在着严重的分割性问题。由于现行的户籍、住房、福利、社会保障特别是社会保险等制度因素,引起了劳动力跨城市、跨地区自由流动的高额流动成本,从而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最终造成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因此,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分隔主要原因是制度性分隔。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分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劳动力结构变化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实证研究

运用1996-2015 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FGLS 模型,本文实证检验了劳动力结构变化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在劳动力年龄结构中,新生代劳动力占比上升能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即对劳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效应为负,而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效应为正且作用强度较大;在劳动力素质结构中,知识型劳动力占比上升对制造业结构升级具有一定推动作用,即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效应为负,而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效应为正,但作用系数较小;在劳动力性别结构中,男性劳动力占比上升阻碍了制造业结构升级,即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效应为正,而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效应都为负。最后根据实证结论, 就如何顺应劳动力年龄、素质与性别结构变化顺势推进制造业结构升级,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