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三农"问题的个案研究--读《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原农民负担研究》

农业、农村和农民，即“三农”问题是贯穿我国历史始终的重大问题，也是学术界方兴未艾的研究课题。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历史上“三农”问题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天研究和解决三农问题的宝贵财富。因此，对于历史上“三农”问题的探讨，其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都是毋庸置疑的。刘五书博士长期致力于中国农村经济史的研究，其在著名历史学家魏宏运先生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原农民负担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9月版)，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户经济的珍贵记录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我国经济史研究的黄金时期,仁人志士为中国未来发展道路在进行着艰难探索,其中对农户经济的调查与研究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在农户农村调研中,“无保农户经济调查”与“卜凯农户调查”尽管调查者的背景不同,但其成果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深远,同时也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这种关注方兴未艾。正因为如此,当年农户经济调研者所在的单位即今南京农业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成为研究中国农户经济的重镇,当在情理之中。     

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

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研究的兴趣在于界定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问题并由此而展示解决问题的方案。由于受到原始资料的限制,学者们得出的结论很不一样,甚至对同一地区使用同一套资料得出的结论也不同。正如马若孟（Ramon Myers)指出：他和黄宗智（Philip Huang)及杜赞奇（Prasenjit Duara)都利用满铁（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30－1940年代在中国农村所做的调查资料对近代华北农村经济做了研究。在他1970年出版了《中国农民经济》一书后,美国学术界对其做了否定的批评,认为他的结论是错误的,过多地使用了日本人的资料;而黄宗智和杜赞奇在1980年《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与《华北农村的文化、权力和国家》中得出与马若孟南辕北辙的结论后,学术界却称赞他们的见解新疑独到。到了1990年代,绝大多数历史学家又认为马若孟对史料的运用是准确的。这些研究结论的不同和学术界的反复恰恰表达了美国学者对历史资料的重新认识,对中国农业经济和中国革命的重新理解,以及他们意识形态的取向。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广东米荒问题的研究

粮食是主宰国计民生的主要元素,无怪自古以来之为政者皆以饱足民食为御国之道,而庶民则视五谷为神圣不可弃之物。所谓:饥饿之年天下必乱,丰收之年天下必平。历来如此。 广东地处热带,其位置又正在季节风带的前哨,故气温高而雨量多,宜于稻作。查该省之稻作,一般为双季水稻制,遍及境内的山谷底地、沿江冲积平原及滨海三角洲,常年收获,实属丰足。宋元两代,广东已有余粮运销至今福建、浙江等地。可惜,到了明中叶。     

黎元洪的经济活动

黎元洪（1864－1928）在清朝末年累官至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辛亥武昌起义被起义军拥为湖北军政府都督，入民国后又任三届副总统、两次大总统。他一生中除从军从政外，还进行了大量的经济活动。关于黎元洪的经济活动，大体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即清末民初，他把全部收入扣除家用外，都用来购买土地、房屋、进行出租，从事 封建性的经济剥削，成为湖北省有名的大地主；后期：即在他两次出任大总统前后，主要是投资金融、实业、购买大量的股票，进行资本主义经营，获得了更大的收益，成为拥有数百万家私的大资本家。     

农村工业在近世中国乡村经济中的历史作用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家庭手工业一直是小农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关于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村手工业的作用,理论界已有很多论述。农村手工业到了近代,有了不同于以往任何时候的发展,它所起的作用也应该与封建社会有所不同,本文的目的就在于探讨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的作用和意义。需要说明的是,近代中国农村中不仅有农民的家庭手工业,而且有了形形色     

近代中国公司债发行的效果分析

20世纪30年代初,公司企业经营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为了企业的生存,部分学者极力主张发行公司债以代替呆滞的厂基押款。在这种情况下,部分企业由于不同的用途,以不同的方式发行了一定数量的公司债。本文通过对同一时期华商企业与中国境内外商企业和国外企业发行公司债的状况进行比较,进而对近代中国公司债的特征和效果进行了分析,说明新金融工具的运用是近代中国企业融资方式的进步,对个别企业的生存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

农村集市，是中国传统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集市的发展，也是明清时期区域经济发展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关于农村集市的研究，自本世纪三、四十年代迄今已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成果。①这些先行的研究从理论上、方法上，以及各区域的发展特色等方面，给笔者以诸多教益与启迪，也引起笔者的思考和探索的兴趣。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做一综合考察分析，并对农村集市的功能和作用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一、农村集市的发展概况中国历史上农村集市起源很早，“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种小生产…     

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兼与刘克祥先生商榷

近代华北的农业是否有所发展，农民生活是否有所改善，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一问题，不仅是理论的，而且是实证的。因此，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事实，在研究中显得万为重要。刘克祥先生《对＜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一文的质疑和辨误》一文（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对我提出了批评，其中有些意见是正确的，如对我将河北和山东的粮食产量和劳动生产率扩大10倍的批语。这个错误是由于在将千担折算为斤时疏忽所致，在学术研究中是不能允许的。在此，我向刘克祥先生致谢并向读者致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山东农家收支状况及其影响

家庭收支是衡量一地经济荣枯和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山东农家收入低,盈余甚少乃至入不敷出,这迫使农民减少支出,极力降低生活水平。收支的不平衡还迫使农民求助于高利贷,使生活陷入恶性循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部分农民背井离乡,投军入匪,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因素。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民困苦不堪的生活以及动荡的社会环境难以使农村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广大农村迫切需要一场根本的变革。     

2003年近代经济史研究综述

农业、手工业与农村　刘克祥发表了“《再论近代华北的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驳析”一文,继续与郑启东就近代华北农业发展问题展开讨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史志宏利用195 8年第2次无锡、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所得河北省清苑县4个村庄的1930年、1936年、194 6年3个年份的历史数据,对19世纪30—4 0年代华北平原农村的租佃关系和雇佣关系做了较详细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李金铮、邹晓总结了2 0年来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研究中的新探索(历史研究4 )。李金铮认为民国时期,现代农业金融从无到有,初步形成了一个垂直的贷款网络体系。它与农村社会的…     

1895—1938年南通地区的农村经济

１８９５—１９３８年南通地区的农村经济常宗虎关于张謇和大生资本集团在南通的成就及其对南通现代化的作用，学术界已多有探讨，也达到了相当深度。但是，要搞清南通现代化道路的内涵、特点及其对中国区域现代化的适用性，了解此间农村经济，尤其是农民家庭生活的变迁显...     

90年代：迈向市场经济的中国农村改革

９０年代：迈向市场经济的中国农村改革国风中国是一个有九亿农村人口，占总人口８０％的农业大国。农村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全国的形势。搞好农村的改革与发展，对于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农村改革的成就与问题８０ｆｆ代的中国...     

治理农村过度负债

农村经济过度负债问题，是当前大多数乡镇所面临的一个十分普遍而严峻的现实问题，特别是农业主区显得更为突出，个别乡镇的负债已超过其年财政收入的一半甚至两三倍，直接制约农民、集体和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发育，使市场经济关系扭曲。由于乡镇财政大多数债务结构品质较差，成本高昂，除少部分严自银行或信用社贷款外，80％以上来自农民或职工集资、农村合作基金会、私人组织，甚至还有民间高利贷，因而其风险不仅波及财政，而且还涉及到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部分地方为了保证工作正常开展，不顾法律法规政策，牺牲农民利益，加重农民负担；农民生产积极性遭到严重挫伤，不断上访。这些问题已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要及时进行全面的清理整顿。     

“农家乐 乐农家”

“吃农家饭，品农家莱，住农家屋，干农家活，娱农家乐，购农家物”——这是近几年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蓬勃发展起来的“农家乐”旅游。它利用农家院落及山水田园风光，将绿色生态与乡村风情结合、旅游与休闲结合、人文与民俗结合，凸现农业观光旅游自然、纯朴、宁静的主题，满足都市人走出城市，回归自然、返璞归真，呼吸新鲜空气的心理。随着双休日的实行，居民收入的提高，社会的发展进步，“农家乐”很快成为都市人休闲的一种时尚追求，成为“中国乡村游”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特色突出，发展迅猛，小小旅游项目做成了大产业，成为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     

明代田亩计量中的几个问题

黄册为确定每户丁粮多寡而立,田数限于官民田(官田耕者犹国家之佃户),卫所屯田(军屯)、勋戚赐田不在其内。420余万顷之数殆纯系此类官民田;而460余万顷数内可能就包括了勋戚赐田(指公开占有免纳田税者,隐漏多占的田亩则无法统计),是根据黄册以外的现成资料另外汇入的,两者是不同的口径。否则将难以解释:何以天顺七年为429.35万顷,八年(成化继位)忽为472.43万顷,而税粮不增;何以弘治十五年为422.8万顷,十八年(正德继位)跃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