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变化-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

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分配财政资源的不同方式会引起地方政府的利益机制和行为的重大变化.该文构建一个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模型,并且采用省级数据来说明在90年代中期伴随分税制而来的财政集权如何加剧了地方政府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的行为转变.研究发现,虽然中央政府从财政集权中受益,预算收入和经济增长速度却因地方政府的行为变化而显著下降.     

财政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变化-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

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分配财政资源的不同方式会引起地方政府的利益机制和行为的重大变化。本文构建一个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博弈模型,并且采用省级数据来说明在90年代中期伴随分税制而来的财政集权如何加剧了地方政府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的行为转变。研究发现,虽然中央政府从财政集权中受益,预算收入和经济增长速度却因地方政府的行为变化而显著下降。     

转轨经济中的掠夺之手

经济转轨中的政府可能成为掠夺之手。在我国由于长期存在的意识形态的惯性和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以及税制改革造成了地方政府的掠夺行为。为此，如欲限制政府的掠夺行为，在长期必须以经济改革促宪政转轨，形成社会的“自生能力”；在短期必须改革税制，缩短行政代理链条。     

转轨经济中的“掠夺之手”

在我国由于长期存在意识形态的惯性和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以及税制改革造成了地方政府的掠夺行为，经济转轨中的政府可能成为“掠夺之手”。为此，如欲限制政府的掠夺行为，在长期必须以经济改革促宪政转轨，形成社会的“自生能力”，在短期必须改革税制，缩短行政代理链条。     

扶持之手还是掠夺之手?——中国地方政府的投资抉择研究

本文通过对2003—2011年中国31个省级地方政府教育和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相对于扶持之手,掠夺之手对中国省级地方政府固定资产投资抉择更具解释力。教育固定资产投资受到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挤占,仅能反映民众的一般性社会需求,并受到资金、土地资源以及中央政府调控的强烈限制;而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则在官僚意志和官员私利的主导下,几乎挣脱了资金、土地资源和中央政府禁令的限制。由此,得以看清中国省级地方政府固定资产投资抉择背后的掠夺之手的行为逻辑。然而,针对学者们所暗含的"掠夺之手仅具有纯粹的掠夺性",本文则提出了质疑,笔者认为:掠夺之手具有混合性,掠夺性包含了扶持性。     

亚洲四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的比较研究

亚洲四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的比较研究陈为群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是经济关系最基本的方面，是经济集权与分权的具体体现。从对日本、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四个亚洲国家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的比较研究来看，无论是单一制国家，还是联邦制国家，财政都是集权...     

走向均衡化的大国经济治理：新中国财政集权与分权关系的演变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集权与分权关系是大国经济治理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从均衡化视角提出一个分析框架,认为大国财政关系的关键在于实现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权力均衡,利益冲突则会使既有的财政体制失衡,而双方的利益调整将伴随着财政体制的演变。在这个框架下考察新中国财政集权与分权关系的演变过程发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主要经历从“统收统支”到“央地权力均衡”、从“放权让利”到“地方主义”失衡、从“分税改革”到“制度均衡”的探索,总的趋势是各级政府和区域利益关系的均衡化及相应的制度化。为此,需要通过制度化和法治化构建均衡化的长效机制：基本目标是围绕大国财政治理中的关键性问题,进一步健全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积极性的体制机制,即在走向均衡化的过程中构建中央和地方财政利益均衡的长效机制;基本任务是建立和完善职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即完成职责、财力和区域均衡“三位一体”的任务;基本要求是形成各级政府事权、支付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稳定制度,即遵循现代财政制度的事权、责任和财力协调的“三项原则”,构建有效的财税体制机制。     

对中央和地方财政分配关系的重新思考

目前财政的根本问题不在财政。出路在于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央财政的强化是必要的，但不等于纯经济性集权。实行新的税制和财政体制要注意处理好与地方、企业、物价的关系问题。在规范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权力与行为短期化、“诸侯经济”没有必然联系。     

财政分权是否影响金融分权——基于省际分权数据空间效应的比较分析

分税制改革激化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争夺,继而影响金融分权结构,导致地方金融体系膨胀,是区域性金融风险不容忽视的隐患之一。本文通过建立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的差异性目标函数,求解各级政府的最优选择与财政、金融行为取向,分析财政分权和金融分权的内在逻辑,在空间效应模型的基础上利用中国1978—2012年的经济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由于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的政策目标不同,其最优选择与财政、金融行为取向存在差异,财政与金融成为地方经济增长框架下可以相互替代的融资工具,财政分权制度必然影响金融分权制度;财政分权制度构成了各省财政差异的基础,导致省际财政变量存在一定的空间效应;金融的显性集权隐性分权和财政分权导致各地竞争金融资源,省际金融变量也表现出一定的空间效应;金融显性集权隐形分权与财政分权的不匹配引发多种财政风险、金融风险。因此,明确金融分权边界、落实地方政府风险责任是预防和控制财政风险、金融风险的关键。     

财政分权的中国模式与OECD模式——分税制是财政集权吗

本文在完整的财政分权内涵上比较分析了1995—2009年中国与OECD国家的财政分权情况,结果发现,不管是收入还是支出,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程度都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呈现出中国政治集权下的财政分权和OECD政治分权下的财政集权两种模式。中国的财政支出分权程度与经济增长和财政均等化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而这在OECD国家是不显著的。在中国的财政分权结构中,结构偏向的经济性支出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重点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扩张的预算外支出成为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所谓“事权与财权匹配”问题的实质是公共职责不清晰和预算软约束的地方政府收支扩张的财政机会主义倾向。财政分权改革的后续深化方向是在明确规范化地方政府公共职责和硬化预算约束的基础上适度财政集权化。     

财政压力、晋升压力、官员任期与地方国企过度投资

本文将官员个体动机与地方政府群体动机分开讨论,实证检验财政压力、晋升压力以及官员任期对地方国企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压力和晋升压力均能导致地方国企过度投资,并且财政压力部分中介了晋升压力对过度投资的作用;官员任期与地方国企过度投资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而晋升压力导致的过度投资也随任期倒U形变化。进一步发现,这些影响因官员来源及控制人政治级别而异;官员任期以及任期调节下的晋升压力对地方国企过度投资的“掠夺之手”,部分是通过影响企业长期贷款的“支持之手”来实现的。本文从官员个体和地方政府群体动机角度探讨了过度投资的原因和具体途径,拓展和丰富了政府"掠夺之手"的研究。     

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分税制

中国财政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它的标志就是把过度集权的“大锅饭”的财政体制改为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新的财政体制充分发挥了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促进了我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但是，新的财政体制也存在矛盾─—中央财政收入与地方财政收入不能同步增长，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格局不尽合理。因此，税制和财政体制需要作进一步改革。现在，人们关心的问题：究竟按什么原则正确处理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分配关系？据我看，回顾几十年来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大原则就是坚持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     

“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应亲密合作

世界各国的实践经验表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仅靠市场机制这一“无形之手”的力量是不够的，有时政府“有形之手”的干预和有效的政策措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政府的作用如何发挥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国目前仍然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如在很多情况下“不恰当     

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寇铁军为了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解决现有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中存在的基本问题，使非规范化集权与分权并存的局面走向规范化，必须走出对原有体制修修补补的老路，从简单地放权让利到“制度创新”，重塑中国的现代财政体制。一...     

中日财政体制比较研究

我国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尽管建立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分税体制,但还有许多地方要完善。日本亦属于集权型的国家,但其分税制财政建设十分完善。通过对中日财政体制的共同特征、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分配的不同模式、各级政府间财政收入分配及转移支付体系的比较分析,提出完善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政策建议。     

制度与债务危机:一个国际比较分析框架

政府债务危机形成的根本原因是制度,通过借鉴Buchanan的“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的公共选择理论及North的“制度决定经济绩效”论断,深入比较分析中美两国政府债务积累的制度基础,构建了“制度、政府行为与债务积累”的理论框架.研究发现:中国垂直集中的政治体制及中国特色的财政联邦,地方政府自身不但有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巨大激励,而且地方政府间存在“竞争锦标赛”,造成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巨大;美国三权分立制度和财政联邦制,政府官员对选民负责,地方政府财政自律,结果是美国中央政府风险凸显.因此,在化解中国地方债务风险中,应重视制度和规则来规范政府官员行为,制定良好的财政规则和纪律,建立发达的债券市场以及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廉租房供给不足的事实、根源与突破路径——基于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行为视角的分析

本文基于地方政府行为的视角,分析廉租房供给不足的事实与根源。研究认为,中国特殊的财政集权体制和政治激励机制对地方政府行为施加的约束与限制,决定了地方政府廉租房的供给偏好和供给效率。因此,增加廉租房的有效供给,应该深化改革体制性因素,改变地方政府廉租房供给行为的环境和模式。     

财政分权对中国教育支出的影响及其原因分析

主流财政分权理论认为,通过＂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可以使地方政府提高本辖区内公共品的供给,提高辖区内居民的福利水平。本文通过比较分权前后我国教育服务的提供水平,发现财政分权并没有提高教育的有效供给。究其原因,主要是西方国家的财政分权促进社会福利水平提高的＂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的机制在中国不适用,尤其是人口流动障碍及其地区性差异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向追求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率的方向转变。同时,由于中国政治上高度集权,官员的任用采用上级委任制,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以经济增长为指标,这使得地方政府只对上负责,一味关注经济增长而忽略了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     

财政制度改革对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影响——以财权和事权为视角

财权与事权的分配关系是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产生变化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财政体制下,中央与地方财权和事权不匹配,出现了中央与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不清晰、地方财权和事权不对称、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的矛盾等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主要由事权的法律规定不明确、财权的过度集中、中央的权威性思考、晋升激励制度等原因所造成,建议合理划分事权与财权、公开事权和财权划分、转变政府之间交流方式以及转变地方政府责任方向,以期实现财权和事权的匹配和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均衡。     

英国集权财政下公共服务供给的分析与启示

英国的集权财政按照收支匹配的原则,在政府间自上而下地细化分配政府职能,并采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竞争合作的供给方式,体现了英国公共服务职能实现中集权财政和有限政府的两大特点,并通过2007-2008年英国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支分析及牛津郡个案得到了证实。英国中央政府掌握主要的财政税收,并负责支持大宗公共服务事务;地方政府之间相互独立、互不隶属,依靠有限的地方税收和转移支付,提供辖区内的贴近民众日常生活的、琐碎的公共服务。作为同是集权财政的中国,应当借鉴英国政府职责的划分方法,并在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上,积极引进私人部门的竞争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