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转移支付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以福建省为例

从转移性收入视角出发,就政府转移支付对福建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政府转移支付非但没有起到应有的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反而导致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了。因此,应该对现有的政府转移支付制度和城乡二元的收入再分配制度进行改革,加大对农村及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力度,真正发挥转移支付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上的功能。     

公共转移支付对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要求.本文使用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以农村居民为研究对象,运用Ordered-Logit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研究面向农村居民的公共转移支付对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助力政府面向农村居民进行公共转移支付有的放矢.公共转移支付可以有效提升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平均增幅为13.30％,控制内生性后公共转移支付的平均处理效应为7.52％,如果不控制内生性问题则会高估农村居民的实际满意度效果.异质性分析显示:公共转移支付对40岁以下、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的促进效果更明显,并且提升农村居民对政府干部的信任,从而对其生活满意度产生中介作用.公共转移支付应该充分考虑农村居民的异质性,强化欠发达地区的公共转移支付力度,提高基层干部执政能力,提升政府形象,以务实求真的实际行动带领广大农村居民全面提升生活满意度.     

人民币汇率、物价、收入波动对我国居民的福利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收入波动引起居民休闲行为调整、物价变动引起居民消费行为调整是冲击居民福利效应的两条基本路径.人民币汇率波动虽不是冲击居民福利效应的主要因素,但客观存在而且对居民福利波动方差的“放大效应”大于“抑制效应”,其影响权重可能会随着汇率弹性化改革而增加.实证同时发现,伴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我国居民福利效应的总体波动方差趋于下降,市场化改革通过降低居民福利水平的波动方差而增进了国民福利.     

我国公共住房消费融资模式及绩效分析

通过构建不同收入家庭住房支付能力与住房公积金关系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我国公共住房融资模式绩效。实证结果表明,在总平均、低、中、高收入家庭,公积金缴存额对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的影响弹性均为正值,公积金与住房支付能力同向变化。高收入家庭的公积金缴存额对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的影响弹性是最高的,而低收入家庭的公积金缴存额对居民住房支付能力的影响弹性最低。这说明在我国公积金对高收入家庭福利的贡献大于中、低收入家庭,中、低收入家庭的福利得不到保障,而高收入家庭获得的好处更多。所以今后应扩大公积金制度的覆盖范围,对公积金制度实行收入层次分段制,不断完善公积金制度与公共住房协调配合的机制、设立健全公共住房基金。     

财政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理与传导机制

财政在推进共同富裕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科学有效的财政手段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强有力保障。收入分配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源泉,因此,改善收入分配可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有力抓手。本文将收入分配作为衡量共同富裕的核心指标,研究税收、公共支出、财政转移支付这三大财政手段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路径,进而建构财政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机理与传导机制。本文研究提出：第一,我国应不断推进增值税等一系列生产税改革,优化税制结构,提高个人所得税、财产税等直接税的比重,完善税收优惠政策,优化税收优惠形式,推动慈善事业蓬勃发展;第二,加大科教文卫支出以提高人民获取收入的能力,加强社会保障支出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优化税式支出,引导社会财富的自由流动;第三,优化转移支付结构、完善转移支付方式,促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更好地发挥其特有的推动作用。     

我国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的经济影响与改进方向——以风电为例

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一系列补贴政策的大力支持,但与此同时也会产生成本和价格变化,以及福利转移效应.根据对补贴政策的福利效应分析,开发平均成本,以及产业成本负担和生活消费负担的测算发现,目前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主要集中于风能和太阳能领域的设备制造和电场建设与运营环节,政策对不同产业和居民的福利影响虽然较小,但存在不公平分担的问题,未来补贴政策应该从较为成熟产业的设备制造和电场建设补贴转移到先进技术的研发上,并针对不同的可再生能源技术、资源、成本动态、环境效益等,对补贴的额度和成本分担进一步细化.     

社会资本、公共服务满意度与居民幸福感

通过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数据分析发现,居民的社会资本和公共服务满意度均能显著提升居民幸福感,且社会资本对幸福感的效应要高于公共服务满意度。进一步分析发现,在社会资本相同的条件下,公共服务满意度越高的居民越容易感到幸福,而且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的提升效应会随着社会资本的提高而增强。对不同收入群体而言,社会资本对高收入群体幸福感影响更强,而公共服务满意度则是对低收入群体的幸福感影响更强,而且社会资本会扩大不同收入阶层的幸福感差距。为提高居民幸福感,政府要加强公共服务供给,提高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建立健全居民社会资本网络系统。     

中国国债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建立了一个以国债为冲击的小型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并运用1978～2001年的历史数据,得出国债对经济总量的弹性和乘数效应。进一步分析并得出结论: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仍是中短期我国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重要方面。但要提高公共投资的效率,应适当利用税收政策、转移支付政策和货币政策,以缓解国债压力,降低政府的债务风险。     

城乡医保统筹对居民医疗负担的影响——基于城乡差别的视角

利用2014年和2016年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城乡医保统筹制度对居民医疗负担的影响。结果显示,推行城乡医保统筹制度会促进农村低收入居民的医疗服务利用,但并不影响该群体医疗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医保统筹政策减轻了农村中等收入居民的医疗负担,而农村高收入群体和城镇居民受经济约束程度较低,医疗消费几乎不受医保政策的影响。按医疗支出分组的回归结果还表明,城乡医保统筹并不能为重病户分担就医压力。从政策制定的角度,应当重点关注贫困和重疾病家庭,减轻重负担人群的就诊压力,避免因病致贫的发生。     

非税收入与经济增长长期关系的实证分析

利用VAR模型,以预算外支出作为政府非税收入的代理变量,系统分析了政府非税收入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以及政府非税收入使用、政府消费支出、政府公共投资(包括转移支付)与GDP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通过分析认为,政府非税收入使用、政府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为正,政府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无显著影响。     

中国转移支付的财政均等化效应研究

利用时间序列泰尔指数,测算现有转移支付的财政均等化效应,发现转移支付制度在财政收入均等化方面效果较为明显,但在均衡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方面未能取得预期效果,这是因为现有转移支付制度的设计倾向于政府财政收入的均衡作用,缺乏对公共物品支出需求和成本约束的考虑.事实上,中国均等化转移支付设计需要考虑地方政府公共物品支出需求和财政收入能力在内的双重标准,这应作为下一步公共财政框架下完善均等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关注的重点.     

财政转移支付、地方公共支出和“粘蝇纸效应”——基于边疆与内陆面板数据模型的经验证据

国内外经典经验研究表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对地方公共支出的刺激作用大于增加等额当地居民收入的刺激作用,这被称为"粘蝇纸效应"。文章对我国内陆地区和边疆地区转移支付的制度效应进行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内陆和边疆人均一般预算支出方程中的人均转移支付系数分别是人均GDP系数的10.711倍和6.062倍,我国转移支付同样存在这一现象。根据经验分析结果,应该促进边境地区转移支付的规范化管理,加强资金使用的绩效评价,完善居民需求表达和民主决策机制,以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的配置与使用效率。     

促进县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均衡性转移支付还是专项转移支付

弄清楚哪种形式的转移支付更有助于促进地方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关系到我国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的走向.本文运用全国的县级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二阶段系统GMM估计方法下的动态面板模型,分析了均衡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对两大县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的影响.结果显示,均衡性转移支付比专项转移支付更能够促进县级公共教育服务供给,同样,均衡性转移支付也更好的促进了县级医疗卫生服务供给.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将全国样本按地区(东部、西部、中部)分成三组,并单独对每组样本进行以上分析,结论保持一致.最后提出以下建议:应优化转移支付结构,提高均衡性转移支付的规模和比例,清理、整合和规范专项转移支付,同时也应加强财政支出的绩效评价管理.     

论我国财政转移支付规模及其方式对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财政转移支付的规模越来越大,支付形式复杂多样。我国财政转移支付不仅较大程度地调整了政府间的财政关系,而且重新定义了公共部门和非公共部门之间的边界,扩张了公共部门,并在决定地方政府支出规模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本文建立了探讨财政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规模扩张之间关系的一般模型框架,并通过分析中国的财政实践对相关假说进行检验。研究发现：从总体看,财政转移支付会引起地方政府支出的扩张;较之于专项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呈负向关系,说明其对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影响程度小于专项转移支付;同时,相对于地方自有收入,一般性转移支付更加刺激地方政府扩大支出;另外,出于吸引外来投资的压力,地方的开放程度愈高,公共支出规模愈大。     

论当前收入分配政策的重点

由于消费价格指数下跌,各类居民的福利状况或提升或恶化,而后者与前者的消费差距强烈要求当前收入分配政策的重点应是提高农民收入;对下岗、失业等低收入阶层进行转移支付.从效率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中国经济要更进一步发展,也需要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调整和实施分配政策重点.     

启动消费引擎需要“贫富兼济”——异质收入群体消费增速提升的福利效应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国内消费需求过低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结构优化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瓶颈.现有研究往往将消费需求过低的原因归结为消费能力不足.将递归效用函数引入Lucas原始模型,并以此拓展模型为依据,使用转型期中国城镇七等分收入组居民消费数据测算不同收入群体消费增长的差异化福利效应.结果表明:第一,无论收入水平高低,消费增速加快对消费者经济福利的提升效果显著;第二,消费增速加快的福利效应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性.同质性偏好假定下,收入等级越高,消费增速加快的福利效应越小;考虑消费群体偏好异质性后,促进消费增长对富人经济福利的提升效果更明显.由此得到的启示是,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不仅要健全社会福利制度,以推动中低收入群体消费需求的增长,也要关注高收入群体消费的增长.     

论当前收入分配政策的重点

由于消费价格指数下跌，各类居民的福利状况或提升或恶化，而后者与前者的消费差距强烈要求：当前收入分配政策的重点应是提高农民收入；对下岗、失业等低收入阶层进行转移支付。从效率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中国经济要更进一步发展，也需要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调整和实施分配政策重点。     

广西基础教育投资地区差异及影响机制研究——基于14个地级市的实证检验

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对教育投资的激励既来自于纳税人自下而上的公共需求,更来自上级政府的行政压力。通过对影响教育投资的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地方转移支付相对于地方自有收入对地方教育投资有更强的激励,均等化转移支付规模不断扩大的情况下,落后地区获得均等化转移支付的规模和增速相对更大、更快,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由于地方自有收入规模差异扩大所造成的教育投资差距的变化。     

健康、劳动力供给与医疗保险

社会医疗保险在平滑消费、降低预防性储蓄、提高居民福利和健康保障之外,亦成为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制度因素。本文首先在传统“收入-闲暇模型”基础上引入健康风险冲击以及医疗保险,研究发现保险的引入可以在不利健康风险冲击的基础上增加个体的市场劳动供给。然后,本文利用CHNS数据重点研究了社会医疗保险对劳动时间和健康的影响,发现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对工作时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对工作时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提高了个体健康问题出现的概率,过去4周个体出现生病或受伤的情况均会显著减少工作时间。本文建议进一步整合基本医疗保险,促进医疗服务的均等化供给,同时进一步完善基本医疗保险的保障规范,对不同的参保人群设置有针对性的保障措施,降低道德风险的影响。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对农村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

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消除了绝对贫困后,农村相对贫困人口依然存在,而大病保险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文章采用CFPS2012—2020年的面板数据,使用FGLS法构建相对贫困脆弱性衡量农村相对贫困指标,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大病保险对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的缓解作用,并从收入再分配效应、健康效应、经济补偿效应及资本积累效应方面进行作用机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大病保险能缓解农村相对贫困,进一步研究发现大病保险对低收入及健康状况差的群体政策效果更好,且减少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是大病保险缓解农村相对贫困的作用机理之一,由此可见大病保险存在正向收入再分配效应、健康效应和经济补偿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