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研究中国外汇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波动溢出效应

伴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发展,加快了金融化全球化与自由化进程,同时我国也对人民币汇率体制进行了改革,以及企业股权分置的改革,进而加强了中国外汇市场与股票市场之间的信息流动与交流。文章以小波多分辨分析方式对中国外汇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波动溢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     

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波动的溢出效应研究——基于交易所和银行间市场的实证分析

股市与债市之间各变量间的溢出效应是金融学中一个重要的课题。本文实证分析了两市之间波动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两市存在波动的领先滞后关系,且债券市场波动对于股市的影响更为显著;通过对债券子市场与股市联动的进一步分析发现:股市与交易所债券市场波动的联系更加紧密,但交易所和银行间债券市场的联动明显强于各子市场与股市之间波动的溢出效应。     

中美股市杠杆效应与波动溢出效应——基于GARCH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极大似然函数值准则和赤池信息准则,从众多非对称GARCH模型中选择最优模型来研究中美股市杠杆效应和波动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沪市和深市都表现出显著的杠杆效应,与美国股市相比沪市和深市杠杆效应较弱;沪市和深市之间存在显著的双向波动溢出效应,且沪市对深市的波动溢出效应更显著;美国股市与中国股市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波动溢出效应。     

利率、汇率与股票市场溢出效应研究

文章主要内容围绕利率、汇率与股票市场溢出效应展开研究,主要内容分析了目前国内外研究学者针对利率市场、汇率市场与股票市场溢出效应的相关研究,分析了不同观点,最后提出目前三个市场协调发展的问题,最后针对利率市场、汇率市场与股票市场溢出效应的瓶颈提出协调利率、汇率和股票市场的溢出效应的努力措施.     

中国股票市场个股价格异常波动实证分析

本文对中国股票市场个股价格异常波动的情况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股价异常波动比较突出。经分析，认为导致股价异常波动的根源在于中国证券市场发展中的制度缺陷。     

碳市场与股票市场间的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研究碳市场与股票市场间的风险溢出,深层次揭示其中的内在机制与规律,对于有效防范碳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广义预测误差方差分解构建溢出指数,从静态和动态两个层面捕捉中国碳市场与电力、材料、房地产、工业、金融、传统能源、新能源等股票板块市场之间的风险溢出强度和方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复杂网络视角构建“碳-股票”系统的风险溢出网络,识别风险的中心与演化。结果表明：碳市场与股票市场之间存在一定的风险溢出,碳市场是各股票板块市场的风险净接收方,但不同板块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其中新能源市场的影响最大。在宏观经济波动和有关政策出台时,碳市场与股票市场之间的风险溢出也会发生波动;工业板块市场是“碳-股票”系统的风险中心,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与国际大豆期货市场波动溢出效应分析

文章采用多元GARCH(MGARCH)模型,研究中国、美国和日本大豆期货市场的相关性和波动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在样本研究期间,大连、芝加哥和东京大豆期货交易市场之间存在正相关,大连大豆期货市场与芝加哥大豆期货的相关性要小于东京谷物交易所大豆期货与芝加哥大豆期货的相关性;大连、芝加哥和东京大豆期货交易所存在双向的波动溢出效应;在三个市场中,大连大豆期货的新息冲击和自身波动溢出值最小,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可能与目前大连期货市场受管制和相对封闭等因素有关;三个大豆期货市场市场均不存在波动持续性。     

中国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间流动性溢出效应的非线性动态特征

利用中国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数据,研究了两市间流动性溢出效应的非线性动态特征、两市流动性的相关关系以及宏观变量的冲击对两市流动性的影响。结果表明:股市与债市的流动性之间存在双向的非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两市场间的流动性溢出效应具有非线性动态特征;宏观变量的变化显著影响两市的流动性且在市场低迷、流动性不足时期影响程度更大;不同状态下的宏观变量冲击会导致不同程度的跨市场投资转移。     

我国股票市场行业板块流动性的溢出效应研究

运用贝叶斯向量自回归模型对十大行业板块之间的流动性溢出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股票市场不同行业板块之间的流动性溢出效应在方向和影响程度上存在较大差异;各行业板块流动性对来自自身的冲击反应最为强烈;能源、材料、工业、金融、电信服务等行业板块流动性变化对其他板块流动性具有显著正向溢出效应;可选消费、日常消费、医疗保健、信息技术、公用事业等板块流动性变化对其他板块流动性具有显著溢出效应,但在方向上存在差异;可选消费对电信服务,日常消费对能源、材料、工业和电信,医疗保险对能源、日常消费,公用事业对日常消费、医疗保健均未呈现显著的溢出效应。     

中国股票市场宏观政策效应的实证研究

一、宏观政策效应的理论描述 所谓股票市场宏观政策效应,是指在国家实施的针对或涉及股票市场的法律手段、经济手段、行政手段以及其他调节杠杆作用下,股票市场所产生的“反应”,反应程度及其反应效果。在宏观政策作用下,股票市场的“政策效应”往往会表现出多种复杂的情形,归纳起来,可以概括为四种基本情形:     

中国股票市场财富效应的实证研究

分别以1992—2001年的年度数据和2000年4月至2002年5月的月度数据检验了我国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股票价格指数与消费支出呈较弱的正相关性，这说明我国股票市场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也带来一定的财富效应，但股票市场的不完善制约了财富效应的发挥。     

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股票市场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认为:美国货币政策对我国股票市场真实回报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即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使我国股票市场真实回报下降;在短期,美国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股票市场真实回报波动贡献大,而在中长期美国的通胀、产出冲击贡献大;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经由美国股票市场价格示范效应传递的机制不显著。     

金砖新兴股票市场国际定位及其溢出效应检验

金砖四国新兴股票市场已不同程度地融入了全球一体化进程之中。从水平溢出效应看,四国股票市场受发展中国家指数收益率的影响都不够发达,只有中国在考虑汇率后对发达国家或全球指数收益率有显著作用;巴西和中国(考虑汇率后)对本地区有显著影响。从波动溢出效应看,除中国外,其他三国均影响发达国家或全球、发展中国家和本地区指数收益。     

中国股市溢出效应

研究了中国A股市场、B股市场和H股市场的市场分隔和信息溢出效应。递归协整分析结果表明:3个股票市场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与其他市场存在长期关系,且市场分隔并没有因政策变化而消失。溢出指数分析结果表明:在平均水平下,H股市场向A股市场和B股市场有净溢出,B股市场向A股市场有净溢出,这支持了境外投资者拥有更多信息的假说;动态分析结果表明,在经济平稳时期,A股市场拥有更多信息,金融危机期间出现B股市场和H股市场向A股市场的金融传染现象。     

股票市场和公司债市场风险溢出效应

文章基于沪深300指数和中证公司债指数的日收益率数据,通过GPD-Copula-CoVaR模型,对股票市场和公司债市场之间的风险相依性和传染性进行了测度分析,以期为金融市场和机构的投融资策略和风险防控政策提供相关依据。具体而言,从风险相关性的角度基于GPD-Copula模型来探讨股票市场和公司债市场之间的相依性,从风险传染性的角度基于CopulaCoVaR模型来研究了股票市场和公司债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结果表明,股票市场和公司债市场之间存在显著的上尾非对称相关关系,且股票市场和公司债市场之间存在非对称的双向风险溢出效应,股票市场对公司债市场的风险溢出效应相对较大。最后,针对股票市场和公司债市场的金融风险特征,分别从风险机制、政府监管和政府政策等层面提出了风险防控和危机救助方面的建议,以抑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积累和爆发,控制系统性风险的传染和扩散。     

中国创业板和主板市场时变联动与波动溢出——基于DCC-MGARCH-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利用创业板和沪、深主板市场2010～2011的样本数据,借助DCC-MGARCH-VAR模型研究中国创业板和沪、深主板市场之间的时变联动关系和波动溢出效应,探讨创业板的开启对主板市场带来的冲击效应,利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等手段证实了现阶段创业板市场对主板市场形成了一定的引导作用。研究表明:创业板市场和主板市场间存在着较频繁的时变波动性,并且创业市场的波动程度明显比主板市场强烈;创业板市场和主板市场的相关度较低。     

股指期货与现货市场间波动溢出效应探究

本文采用2010年8月至2011年1月间沪深300股指期货与现货交易5分钟数据,通过建立DCC-MGARCH模型考察我国股票指数市场与股票现货市场的动态相关性。并通过建立BEKK-MGARCH模型考察两市场波动率之间的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从短期来看,沪深300股指期货市场波动与现货市场波动之间存在相互溢出效应,而且会在长期产生持久的影响。     

我国股市与汇市波动溢出动态性实证研究

文中运用二元收益率BEKK—GARCH（1,1）模型,研究了我国在汇改后股市与汇市间的波动溢出。实证结果表明在两市间存在一个双向的波动传递关系,即股市与汇市均对它们相互之间市场“新息”产生反应。股市收益率对于它自身的波动不存在“新息”效应,而汇率自身过去的波动对当前收益率存在“新息”效应。汇市（股市）波动对股市（汇市）的冲击不存在持续性,即过去的波动对于预测未来的波动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