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已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新疆农民工基本状况调查报告

新疆农民工基本现状调查报告指出了农民工对城市生活适应能力强、生活节俭、法律意识日渐增强等优点。报告也指出了农民工在基本合法权益、职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障等方面遇到的问题,以期国家和社会对其予以关注。     

社会工作视野下返乡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与就业能力

从长远来看,限制返乡农民工提高就业能力和进入更高层次就业岗位的主要障碍是人力资本.从就业范围、致富能力和法律意识等方面来分析返乡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与就业能力现状和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运用社会工作方法的解决对策.     

工会与农民工居留意愿：兼析工会的双重职能悖论

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对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具有重要影响。鉴于中国工会的双重职能,文章使用文本分析和处理效应模型,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讨论了工会对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农民工加入工会以后,其居留意愿得到明显提升。其次,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从事高技能工作、受雇于国有企业、高学历以及新生代的农民工,工会对从事低技能工作、受雇于私营企业、低学历以及老一代农民工居留意愿的影响更为明显。最后,机制分析表明,通过发挥维权和维稳的双重职能,维护农民工劳动权益并增强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感,是工会提升农民工居留意愿的有效途径。因此,继续加强工会职能发挥,并关注综合素质较低群体的居留意愿,是提升农民工居留意愿的有效手段。文章的研究一方面证明了工会的双重职能并不冲突,另一方面也补充了从工会组织视角考察农民工居留意愿的文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法律意识的培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是法治经济,它要求全体公民具有良好的法律意识.同时,较高的公民法律意识也是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任务和可靠保证.然而,从我国法学教育和群众普法情况来看,公民法律意识远远达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甚至于在某些方面严重制约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文章中曾经明确提出了“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这个公民法律意识培养的目标.因此,有必要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法律意识的培养方面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笔者认为,培养和提高公民法律意识应当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从普及法律知识入手,在公民平等意识、诚信意识、自由意识等方面深入开展工作,对公民法律意识进行多层次、多角度、全方面地进行培养,才可以更加接近实际,才能真正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户籍制度的约束、社会保障制度变革滞后、教育制度门槛设置过高、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偏见、农民工在城市昂贵的居住成本等因素严重影响农民工市民化,因此,政府部门应采取措施降低城市落户门槛,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落实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实行平等的就业体制,实施公平的住房政策,并对社会各界进行宣传和引导,消除社会大众对农民工的偏见;同时,法制部门应着力加强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并帮助农民工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论军校学员法律意识的培养

军队的法治建设依赖于全军官兵法律意识的提高.军校学员是特殊的军人群体,其法律意识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我军法治的前景,加强军校学员法律意识的培养,对军队法治建设具有长远性、根本性的意义.我们应充分认识军校学员法律意识不容乐观的现状,着重培养学员的法律至上意识、积极维权意识、权力限制意识和条令条例是法的意识等,积极探索以课堂教学改革和营造法治化校园相结合的提高军校学员法律意识的途径.     

浅议当前农民工法律援助的问题和对策

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虽然在不断完善,但农民工工伤得不到及时赔偿,工资得不到及时支付等问题仍不鲜见。原因在于对农民工维权的教育和法律援助的宣传工作不到位,农民工法律意识淡薄,律师服务群体素质不高,立法不完善,社会关注不够。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法律援助事业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农民工的权益才能得到更充分的保障。     

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通过对江苏省1 078名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农民工对教育培训的需求情况,并运用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法,对影响我国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农民工在主观上有一定的教育培训需求,但目前的需求与供给不协调。农民工作为理性人,首先考虑教育培训能否带来良好的社会地位,其次是经济报酬以及培训费用等问题。最后提出了对策建议,以期为具体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提升农民工的科学文化素质,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     

风险厌恶视阈下农民工职业能力提升决策模型研究

农民工职业能力提升是农民工和企业协同作用的结果。文章借鉴行为经济学理论思想和博弈论,构建了提升农民工职业能力的农民工和企业博弈模型,分析了农民工的最优努力水平和企业的最优奖励以及农民工和企业的最优期望收益,探讨了企业奖励水平对农民工提升职业能力决策的影响,农民工风险厌恶系数对农民工和企业决策的影响以及农民工和企业决策对农民工努力边际收益和成本的敏感性。研究表明:企业给农民工的奖励越高,越能激励农民工付出努力提高自身职业能力;农民工越厌恶风险,其努力水平越低,期望收益越低,即"高风险,高收入;低风险,低收入"。     

中国县域农民工市民化质量的测度与差异分解

提升县域农民工市民化质量是县域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文章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4个维度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逐级等权平均法对县域农民工市民化质量进行了全面测度,然后采用无条件分位数回归方法对测度结果进行分析,并从群体的视角进一步探讨了县域与非县域农民工市民化质量存在差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我国县域农民工市民化质量较低,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县域农民工市民化质量低于非县域农民工。(2)从差异分解看,县域与非县域农民工市民化质量的差异主要是地区歧视造成的,这种地区歧视主要表现为教育回报率的差距,非县域农民工的教育回报率要远高于县域农民工。(3)农民工市民化质量的县域与非县域差异随着分位数的提升而增大,但系数差异造成的地区歧视越来越弱。     

数字化嵌入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及规律研究

数字化对就业过程的信息嵌入不仅有利于改善农民工的信息资本，而且为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提供了良好契机。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构建OLS模型分析了微观层面的数字化嵌入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化嵌入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主客观就业质量；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数字化嵌入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呈现规律性的变化，即数字化嵌入对农民工客观就业质量的影响呈现“线性上升型”发展趋势，对农民工主观就业质量的影响却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发展趋势；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嵌入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即数字化嵌入对女性、新生代和受雇农民工客观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更明显，对男性、新生代和受雇农民工主观就业质量的提升效应更明显。本文丰富了数字化发展影响就业质量方面的微观研究，并为激发农民工群体实现高质量就业的数字赋能效应提供了事实参考。     

农民工社会融合再认识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鉴于理论研究、政策与农民工现实期望的巨大差距,从农民工在城市的工作生活情境和现实需求出发重新界定了群体社会融合的内涵,并从经济融合、行为适应和心理融合三个维度实际测量了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融合水平。对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发现教育之外其他因素对不同维度的社会融合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影响差异。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程度全面提升,必须切实推进和落实户籍、社会保障等深层次改革。     

农民工生活质量与保障制度的考察——来自重庆市农民工样本的调查

农民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非工非农"群体,对这一群体的研究还十分欠缺。本文在对重庆市农民工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分析其生活质量的现状及特征,揭示了农民工生活质量不高的外在原因与内在矛盾,揭示并提炼出影响农民工生活质量诸多因素中的制度因素,以其作为问题分析的关键,指出建立与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与改革户籍制度对提升农民工生活质量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河南省农民工参与职业技能竞赛问题及对策

农民工积极参与职业技能竞赛可以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进而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起到“竞赛搭台,提升人力资本唱戏”的效应,达到“以赛促质”的目的.在对农民工参与职业技能竞赛现状的分析基础上,发现农民工职业技能竞赛存在针对性竞赛活动少、重结果,轻视过程、异化为“应赛培训”等问题,这些问题背离了农民工职业技能竞赛的初衷,不利于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最后,本文从如何优化农民工职业技能竞赛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是提高我国城镇化发展的质量和水平,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必然要求.而新生代农民工因其现实背景和时代特征,其市民化成为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和有效途径.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困境进行分析,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行制度探索和政策创新,以期提升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质量和水平.     

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否提高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来自CMDS的经验证据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工程，从数字经济视角探寻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尤为必要。本文基于CMDS微观数据和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实证考察了数字经济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两代农民工的就业质量，且对新一代农民工的影响更大，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对高物质资本、高人力资本农民工群体就业质量的促进效应更强；在相同资源禀赋下，数字经济为新一代农民工带来的就业效应更大。机制分析显示，数字经济能够促进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进而提高农民工群体的就业质量。本文的研究不仅证实了数字经济对新老两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而且为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和物质资本水平，从而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论返乡创业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农民工市民化是指农民向城市转移并逐渐转变为市民的一种过程和状态,并伴随着意识、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返乡创业农民工市民化是当前城镇化建设中亟待重视的问题。推进返乡创业农民工＂市民化＂,对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必须大力提高返乡农民工劳动技能素质和思想文化素质。     

浅析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在分析成都市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现状的基础上,针对丰富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出了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技能、增加工资收入、重视网络媒体的作用、加大对公益性教育性网络投入等建议。     

两代农民工维权意识对比探析——以江西易富服饰有限公司为例

在劳资博弈中,劳动者的维权意识无疑对劳动者的现在和未来都具有重大影响。在以江西易富服饰有限公司(宁都海澜之家生产基地)为中心展开的对两代农民工维权意识的对比研究表明:两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存在明显差异,第二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比第一代农民工明显强烈。由此可知,就劳动者的解放而言,第二代农民工是更有希望的一代农民工。     

返乡农民工再就业问题探析

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大量农民工返乡,返乡农民工具有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优势,引导返乡农民工进行新农村建设意义重大.本文对返乡农民工的人力资源特征进行了分析,阐述对新农村建设的推动作用,并针对返乡农民工就业存在的困难,提出促进返乡农民工就业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