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广西农村饮用水源法治与习惯法的互动

广西是我国水资源大省,但由于农村饮用水源面临的法治困境,农村群众面临严重饮水困难。然而,这里的各民族群众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自发地形成了一套丰富的保护饮水源的习惯法,这些习惯法包括了对饮用水源水量和水质的保护内容。文章试图构建广西农村饮用水源法治与习惯法的良好互动,以期更好地保护广西农村饮用水源的安全。     

劳动保护与农民工福利改善——基于新《劳动合同法》的视角

本文利用双重差分法,全面评估了我国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对农民工福利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新《劳动合同法》降低了农民工的工作时间长度达23%,提高了农民工拥有各项社会保险的比例为10%—26%,这一结论在消除样本选择性偏误后同样成立。进一步的分析发现,新《劳动合同法》对农民工福利水平的改善作用在工人议价能力较低地区和教育程度较低组别的农民工上更加明显,而在性别方面无显著差异。同时,新《劳动合同法》的劳动保护效果并没有因同时期其他经济因素的冲击而受到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对正处于争议中的新《劳动合同法》能否真正提高弱势群体的劳动权益做出了明确回答,而且对于制定和发展规范的劳动保护制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现代行政法与行政伦理的共性研究

行政法与行政伦理作为两种基本的行政规范，二者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这在现代行政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首先，行政伦理与现代行政法存在着共同的论域，即行政关系。其次，行政伦理与现代行政法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即公平、民主与法治。最后，行政伦理与行政法有共同的外部特征，并有相互融合的趋势。     

The Common Law Character of English Charters: Spontaneous Order in the Constitutions of Clarendon (1164)

The Constitutions of Clarendon are presented as an illustration of the common-law character of English charters. Although formally renounced and abrogated shortly after ratification, the Constitutions remain a fundamental basis for th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literature reveals that spontaneous order subsumes many kinds of positive law and designed order. The emergence of spontaneous order in common law is described, defined, and contrasted with positive legislation. Spontaneous order allowed secular society to grow and flourish. It is acknowledged that charters played a secondary role in making positive law, and were precursors to modern positive legislation. The implications of positive versus spontaneously evolved law for economic efficiency are discussed.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aftermath of the Constitutions is presented, and their content is discussed and analyzed from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The key legal problem the Constitutions addressed w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eting secular and canon-law jurisdictions, which suffered from inherent conflicts-of-interest. This provided economic decision makers perverse incentives. Prior to the Constitutions, the Church was able to act as plaintiff and judge in civil disputes and intimidate litigants by exercising criminal jurisdiction. Finally, the Constitutions are discussed and presented as an example of spontaneously evolved law, which promoted greater entrepreneurial freedom and economic efficiency. JEL classification: K11, M13, N43, P160     

控权:通向法治之路的关键

本文在分析当代中国民众法律和法治观念演进过程的基础上,认为认识体现和维护民众权利对于良法和法治的重要性固然十分重要,但还应当进一步认识维权(利)与控权(力)的关系。维权是法治的基础和核心,而控权则是法治的关键。社会改革和转型过程成功的关键在于有效控权。转型时期的法律应当高度重视和强化有效控权功能,以便完成促进和保障社会变革的时代使命。     

劳动市场歧视理论以及中国农民工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第三部分"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中对城乡二元结构、农业人口的市民化等问题的下一步解决方式、相关体制机制的改革方向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精神,针对目前广受关注的"农民工"问题,从农民工问题存在的渊源、原因入手,结合着理论研究和模型构建,分析中国目前的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问题,并给与相应的政策建议。     

实现美丽中国梦的法治路径

美丽中国梦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法治中国也有密切联系,而当前生态文明立法疏而不密、环保部门监管形强势弱、生态司法保护难堪重任、公众参与监督阻塞不畅的制度障碍制约其实现。只有科学立法,形成完善法制保障;严格执法,大幅提高执法效能;强化司法,保障公众环境权益;倡导守法,形成环保社会氛围才能实现美丽中国梦。     

市场经济建设与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管理国家公共事务时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办事,切实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     

农民工：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

农民工是改革的产物,也是改革的创造者。30年改革尘埃未定,中国俨然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农民工是这一历史过程的新兴主体,它承栽了中国走向全球化伴生的所有矛盾与苦难,也必然承担着书写中国社会转型历史的伟大使命。中国未来与这一多达两亿的打工阶级息息相关,农村问题、城市发展、城乡关系、改革走向,几乎一切有关中国现状和未来的重要探讨都离不开对这一新兴阶级的认识。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为更全面、更深刻地思考农民工以及农民工所承载的历史,2009年1月11日至18日,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与香港理工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了第一期“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研究高级讲习班”,此次主题为“农民工与农民工社区”。来自中山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云南大学、上海大学、西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江汉大学、汕头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洛杉矾分校、香港“女工关怀”志愿者组织、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等单位的师生逾60人在中山大学华南农村研究中心就此主题展开热烈讨论。本刊作为此次讲习班的协办单位,将分两期刊发部分发言者的发言内容。以下文字根据录音整理,部分标题为编者另拟。     

加强农民工医疗保障体系建设的对策建议

农民工为城乡社会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自身则日益边缘化,其医疗保障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建立覆盖全民的分为三个层次城乡一体化医疗保障安全网:第一层次为基本医疗保障;第二层次为补充医疗保障及商业保险;第三层次为医疗救助,可以更好地发挥保障制度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最终的目标是构建城镇职工一体化的医疗保险体系。     

“收入-成本”对进城务工农民市民化的壁垒影响

该文以农民进城打工的收入和成本的问卷调查为基础,探讨进城农民工在低收益状况下的生存依赖和生活方式、行为取向、心理倾向,认为当前进城农民工的低收入低职业地位也必然造成他们的低心理位置和低心理行为,这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壁垒,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隐患,并会阻缓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影响到当地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和稳定。     

The Role of Gender among Low-Paid and High-Paid Workers

Using data from the 2001 Australian Census of Population and Housing Household Sample File,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gender wage gap across the wage distribution by using a quan‐tile regression approach.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much larger gender wage gap among high‐paid workers than there is among low‐paid workers. Moreover, this wage gap tends to increase reasonably uniformly when one is moving up through the wage distribution. Institutional factors, the work environment and social norms are all areas that may require attention in order to redress the undervaluation of women's skills.     

法律、执法与金融监管－－介绍“法律的不完备性”理论

我们要集中讨论的有关于执法的问题。执法是决定中国改革胜负的重要因素。中国最早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立法司法的变革始于晚清时期的戊戌变法。受明治维新的启发,戊戌变法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法律制度的变革。实际上,中国最早的商业法、公司法等法律都是在戊戌变法时引入的。变法失败后,颁布的法律被撤回。但是变法失败后不久,慈禧太后又重新颁发了又创立的法律。当时的法律基本上是德国法律的翻版。因为这些法律大体上参照了日本的法律体系,而日本明治维新的立法又整个照抄了德国的法律。法律在市场经济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市场自身的秩序和规则必须要依赖法律。例如,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合同和产权（产权其实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合同,是关于资产的所有权归属于谁的合同）,一个市场经济能否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是：合同是不是可执行的。为了保证合同的可执行性,就有了合同法以及相应的执法机构。执行机构中最基本的部分是法庭,法庭可以用来帮助强制执行合同。比如,合同的一方违反了当初签定的合同,另一方可以向法庭提起诉讼。有了执法机构才能保证双主有签定合同的意愿,以及合同签定以后的执行。如果没有执行合同的法律,所谓市场经济只能停滞在现买现卖的阶段（spot market）,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中有没有长期的交易关系取决于合同能否执行。其次是产权,如上所说,产权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合同,产权是否能得到清晰的界定以及界定后的产权能否得到切实的保护（执法）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资本主义为什么最早产生于英国,而不是其他地方？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是英国的产业革命,也即强调技术变化导致了社会变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法律是上层建筑的一个部分,技术发展在先,法律发展在后。但英国资本主义的产生表明,技术同法律是一个互动和互补的演进过程。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是私有产权得到保护,因为在私有产权得不到保护的情况下,在合同不能执行的情况下,市场很难发展。在金融了一系列相应的法律保护私有财产权。在英国这样一个特例。英国早在产业革命以前就有了一系列的相应的法律保护私有财产权。在英国这样一个君主国家,“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意味着即便是君主也不能触犯一个农民的私有产权。这在产业革命前的英国就已经成为了法律,而且是可执行的。可以说,在英国资本主义发展以前,有关合同和产权的法律和司法制度已经形成,有效的执法机构也已经存在。而日本明治信新的成功也是和有效地执行新引入的现代法律相关的。     

农民工权益受损问题的思考

农民工为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他们的权益保障也日益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有的权益受到了保护,但是,与他们巨大贡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的权益保障还相对贫瘠,权益受损问题还严重存在。该文从对农民工社会权益受损问题入手,通过对其历史与制度的归因分析,着重从制度上提出了解决农民工社会权益问题的构想。     

法律社会学视野下的环境法分析

在对环境法解决环境问题的能力的盲目崇信下 ,大量的环境法律法规应运而生 ,但效果并不明显。其原因在于现有立法与社会现实的严重脱节。为此 ,必须引入法律社会学的分析方法 ,以求对当今环境立法的超前和滞后两种弊端以理论因应 ,遏制环境法的流动化趋势。     

南通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

当前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流动人口在南通市的总量已经突破了100万人,而且产业大军中70%是农民工,其中80%为新生代农民工,如何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提高南通城镇化水平,成为当务之急。南通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外来人口数据充分反映了当前农民工的类型、构成、分布等状况,在此基础,有针对性地提出南通农民工“市民化”的建议,如营造有利于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氛围,重视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中的精神诉求,扫清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等,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后工业化时期农民工在人才结构中的定位研究

中国正在步入以重化工业为特征的后工业化时期,技能型人力资本是该时期的主导资本形态,低价劳动力红利正在枯竭,必须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培养一大批技能型人才方能顺利完成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转变,改变处在国际产业链低端的分工格局。这是一个通过技能型人力资本投资赋予庞大农村剩余劳动力以技能的绝佳契机,可将第一代农民工定位于初级技能型人才,将第二代农民工定位于中高级尤其是中级技能型人才。